主要观点总结
中国近年来的结婚登记数量大幅下降，达到了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学者分析指出，年轻人婚恋行为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社会关注。戴慧思教授分享了关于中国城市婚恋状况的研究，揭示了当代婚姻与性解绑，被看作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的趋势。此外，性别差异在婚姻决策中愈发明显，男性更相信能投身一段持续终身的亲密关系。随着国家干预私人生活的程度降低，私人领域更加强健。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中国近年来的结婚登记对数大幅下降，为历史最低值。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仅为343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一半。这一趋势引发了社会关注，学者开始研究年轻人婚恋行为的结构性变化。
关键观点2: 戴慧思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当代婚姻的新趋势。
戴慧思教授观察到当代婚姻与性逐渐解绑，并被视为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她还提到了婚前协议和忠诚协议的出现，以及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私有化趋势。
关键观点3: 性别差异在婚姻决策中愈发明显。
研究发现，男性相较于女性更相信能维持一段长久的亲密关系。戴慧思教授认为，这一性别差异可能与当代经济、人口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
关键观点4: 国家干预私人生活的程度降低，私人领域更加强健。
戴慧思教授在长达45年的研究中注意到，随着国家逐渐收回对生育、家庭财产和性行为的干预，私人领域变得更加自主和强健。
正文
界面新闻报道，民政部近日发布了2024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仅为343万对，与去年同期的392.8万对相比，减少了49.8万对。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仅为2014年同期694万对的一半左右。长期追踪结婚登记数据的人口学者何亚福向界面新闻指出，如果按照往年规律推算，预计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可能约为660万对，这将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近年来，诸如“是什么绊住了年轻人婚恋的脚步”“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为何不积极了”此类的话题频频在公共舆论场被热议，当下年轻人婚恋行为的结构性变化愈来愈多地引发社会关注。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2017年结束了在上海的田野调查，直到2023年秋季重返中国，时隔六年她注意到，令中国城市年轻人向往婚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今年5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2024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戴慧思分享了她对中国城市婚恋状况的多年研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荣休教授上野千鹤子也以日本社会的相关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理解东亚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整体下降趋势。
戴慧思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40年，她的著述推进了学术界与公众对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城市化、家庭与婚姻的理解。戴慧思的研究侧重于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地区，她认为虽然中国的地域差异明显，但就婚恋趋势而言，大城市居民的生命经验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我的研究一直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如何被人口、法律、经济和政治等宏观层面的变化所影响。”
戴慧思的研究经历伴随着中国婚姻法的变化：2003年起，人们不再需要得到雇主许可即可离婚；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布，规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离婚财产分割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亲原则，防止子女的短暂婚姻可能带走父母一半的积蓄，损害出资父母的利益——于是，当下的《婚姻法》似乎同时呈现出家庭主义（血亲利益优先）和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私人财产保护优先）这两个面向。
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获审议通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4年，她注意到了婚前协议特别是“忠诚协议”的出现——结婚双方约定，如果一方在婚姻中不忠，就要支付对方一定金额的赔偿——这是一个仅在中国出现的独特现象。戴慧思认为，1949年后，为提升女性地位，新中国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婚姻财产所有权（无论该财产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然而至2010年代，婚姻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私有化，于是人们发展出一套新的应对策略，即将婚姻看作一段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以合约确认义务、约束行为。
2019年，戴慧思在合著论文《家庭重新登场：中国婚配市场中的代际影响》（Reinstating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n Assortative Mating in China）中，通过调研出生于1980-1989年的上海年轻人发现，这一代的中国城市年轻人比1950年代的同龄人更有可能依赖父母来确认结婚对象。
戴慧思论文数据图
她观察到，截至2018年，结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被普遍认为是成人的必要步骤，但“性革命”已经发生——婚姻与性解绑，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婚前同居已被普遍接受。但生育行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婚姻内部，这与上野千鹤子提及的日本社会的情况相同。上野千鹤子认为，浪漫爱的意识形态，即爱情、性与婚内生育的“三位一体”，在日本社会已然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