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的年轻人还能解决房子问题吗？

首先是进入转型期的中国，这点没有什么质疑。我们今天确实什么都在改变当中。十年前网上的笑话说，所有人都应该感谢卖房子的，他们是好人，他们说房子涨价就涨了，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就亏了，什么意思呢？在中国，确实难以说有一个稳定的、持续不变的政策在影响你的生活，我们恰恰是处在一个变动的、不确定的环境中，你去适应你的生活，去建构你的世界。

所以当年我印象很深，我在北大工作的时候就没有房子，当时都没有这些楼，那时就住在现在已经拆掉的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大约15平米的筒子楼。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在说什么时候会有房子，那是1998年到1999年的事儿。

然后有一个老校长就说，每一代的人都会为自己的房子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这些住在校园里的人都是原来的长辈，所以他们为自己解决了房子问题，都住在燕南园里或者附近地方，而等我们这代人成熟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房子问题确实也得到了解决，即在西二旗那片得到了解决，那里主要的住户都是我们60年代的年轻人，没有晚于70年代的。

那么80年代的人在校园里没有房子怎么办，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他们也应该会为自己找到解决房子问题的办法，如果找不到就说明这代人有问题。我们这代人确实住过小房子，但是这代人还是想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冲破了原有的国家经济的界限，找到了一个很多人承认的解决方法。在不违犯法律的情况下，超越法律的限制，我们确实能做出很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改革成功的规律。

它的优势是总会有种种的机遇存在，无论是股票，还是房产，或者是学术，在中国我认为都是有机遇可言的。

我们当时那会儿在北大，那时我是讲师，每个月工资不到两千块钱，刨去生活费用以后就剩三百多块钱，根本没有钱买书。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鼓励你的方式，比如说自由流动，你转去另一个单位，给你更好的待遇，问题就解决了。还有的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出国、发很多文章就解决了。这种方式是西方理解不了的，在西方那是一个很稳定的轨道，你想，实际上从他一入职，从一个讲师做起来，他就知道他要在大学里教书一直教到退休能挣多少钱，甚至到死都能知道会挣到多少钱，因为退休以后养老金是稳定的。所以他就比较悠闲地做一些事情，倒不像我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要悲观地看我们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我一直讲我们中国大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博士。中国有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里面众多的博士中还是出了很多重要的人物的，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都有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我们的学生也开始走向了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更多要注意到这种灵活的改革机制是可以给很多人提供机会的。

但是它的劣势就在于，我们没法判断这种处于变动中的政策，它会带来的吉登斯所说的“无意的后果”是什么。这就是不确定的后果，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政策实施以后它在未来对社会造成的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实际上中国的这种转型，我觉得经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领域都在发生。

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的合法性最初的动力来源，大家要过好日子，改革开放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是随之而来的，这是一个必然出现的过程，因为有了分配不均等问题。但是社会的改革则是到了一个很晚的时候，到2005年才提出了社会治理，才提出了社会和谐发展。而文化的转型，到了2010年才真正进入国家的视野。我们今天用文化来看很多问题，“留得住青山，留得住绿水”，背后是要靠文化的力量和观念来保持的，如果一个社会对什么东西都定价，把什么东西都变成商品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有一些问题。

“文化转型”这个概念是费孝通老师在谈到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世界的文化转型时所强调的。我觉得他跟吉登斯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虽然他没有看过吉登斯的东西，但是同样具有社会学家的敏感性。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进入到一个世界性文化转型的时期，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时期的变化，不明白它背后的道理，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个多元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的变化是迅速的，那么同时，这个道路也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就是在时间上，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一个物质条件较差的水平上，达到了很多现代国家用百余年时间，甚至两百多年时间实现的成就。

我想让大家去猜一下，图片上这个地方是哪里？深圳？还可能是哪儿？后面这张图是香港，前面那张图实际是贵州的凯里，很偏的一个地方。但是从图片上来说，那里的房子建得基本上可以和香港媲美，所以凯里写的是未来城，一大片楼，但是晚上都是黑洞洞的，房子卖不出去，所以我说它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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