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那年——也就是1974年——秋天，斋月来临。有生以来，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新月初升如何影响到整座城市，改变了它的节奏和气氛。她注意到一片寂静接管了喀布尔。
路上的行人变得无精打采，零零落落，甚至还很安静。商铺空无一人。饭店关掉电灯，大门紧闭。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没有人吸烟，窗架上也没有冒着袅袅水汽的茶杯。
每当太阳西下，雪达瓦扎山的大炮响起，便到了开斋时分，此时这座城市的斋戒就会中止，玛丽雅姆也开始进食，吃一点面包和枣椰子，十五岁的她第一次尝到和他人分享一种共同文化的甜蜜。
除了少数几天，拉希德并没有遵守斋戒的规定。遵守斋戒的那少数几天里面，他总是带着一副臭脾气回家。饥饿让他变得寡言寡语，暴躁易怒。有一天晚上，玛丽雅姆准备晚饭迟了几分钟，他便就着萝卜吃起面包来。
即使玛丽雅姆把米饭、羊肉和秋葵汤摆到他面前，他也不去碰这些食物。他什么也不说，只顾吃着面包，太阳穴高低起伏，额头血管暴露出来，满脸怒气。他不停地咀嚼，盯着前方看，
当玛丽雅姆跟他说话时，他对她视若无睹，又往嘴巴里塞了一片面包。斋月结束时，玛丽雅姆如释重负。斋月结束之后就是三天的开斋节了，当年在泥屋，节日的第一天，扎里勒会去看望她和娜娜。
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带来一些开斋的礼物。有一年，他送给玛丽雅姆一条羊毛围巾。他们三人坐下来喝茶，完了之后扎里勒便会告辞。当他涉过山溪，挥手作别时，娜娜会说：“跟他真正的家人一起过节去啦。”
法苏拉赫毛拉也会来。他会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用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一篮子曲奇和染了颜色的水煮蛋。等他离开之后，玛丽雅姆会带着他送的这些食物，爬到柳树上去。
她会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吃起法苏拉赫毛拉的巧克力，把糖纸往下面扔，直到它们像银色的落英一样散布在树干周围。吃完巧克力，她会开始吃曲奇，还会用一支铅笔在他送的鸡蛋上画几张人脸。
但她这么做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快乐。玛丽雅姆害怕开斋节，这是个迎来送往的喜庆节日，很多家庭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彼此串门。她会想像赫拉特的空气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兴高采烈、眼睛发亮的人们互致问候和祝福。
孤单的感觉会像冷颤似的在她心中升起，而且要到开斋节结束之后才会消散。这一年，玛丽雅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她童年想像中的开斋节。
拉希德和她喜欢街道上的情景。
玛丽雅姆从未在如此热闹活泼的气氛中行走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畏缩，他们涌上这座城市的街头，无休无止地走亲访友。在他们住的那条街上，玛丽雅姆见到了法丽芭和她的儿子努尔。
努尔穿着西装，法丽芭系着白色的围巾，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那人个子很小，带着墨镜，看上去有点腼腆。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也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玛丽雅姆居然还记得第一次去烤炉那边的时候，
法丽芭跟她说过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他眼眶凹陷，目光深邃，一张心事重重的脸庞看上去比他弟弟更加严肃，这张早熟的脸更加衬托得他的弟弟依然童稚未脱。艾哈迈德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安拉项链。
法丽芭肯定认出了穿着布卡、走在拉希德身边的玛丽雅姆。她挥挥手，大声说：“开斋节快乐！”
玛丽雅姆裹在布卡里面，像鬼魂一样，跟她点点头。“原来你认识那个女人，那个教师的老婆？”拉希德问。
玛丽雅姆说她不认识。
“最好离她远点。她喜欢搬弄是非，那个女人。她丈夫以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他其实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他。他的样子很像老鼠吧？”
他们走到沙里诺区，那儿的孩子穿着新做的衬衣和缀着珠子的、颜色鲜艳的马甲，彼此追逐打闹，比较着开斋节的礼物。
一些女人则慷慨地摇晃着一盘盘糖果请行人吃。玛丽雅姆看见节日的灯笼在商店的橱窗中晃荡，听到音乐从大喇叭中喧闹地播放着。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陌生人大声朝她说“开斋节快乐”。
那天晚上，她们去了察曼大道，玛丽雅姆站在拉希德身后，看着烟花点亮了夜空，发出绿色的、粉红的、黄色的闪光。她想起了从前，她曾和法苏拉赫毛拉坐在泥屋外面，看着烟花在远处的赫拉特上空炸开，
那些突然爆发的焰火映照在她的老师那双柔和而迷蒙的眼眸之中。但是，她最为怀念的还是娜娜。玛丽雅姆希望她的母亲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切。看到在这一切之中的她自己。看到满足和美丽终究并非无法获取的东西。
就算对她们这样的人而言。
他们在家里接待了开斋节的客人。他们全都是男的，拉希德的朋友。每当有人敲门，玛丽雅姆就知道她得走上楼，到她自己的房间去，把门关上。那些男人和拉希德在楼下喝茶、抽烟、聊天，她则留在房间里。
拉希德跟她说过，只有客人离开之后，她才能下楼。玛丽雅姆并不介意。实际上，她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拉希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对他来说，她的尊严是值得保卫的东西。
他的保护让她觉得很光荣，觉得自己很宝贵，很重要。开斋节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拉希德外出拜访几个朋友。玛丽雅姆的肚子一整夜不舒服，她烧了一些开水，给自己冲一杯绿茶，茶里泡了一些碾碎的豆蔻子。
在客厅中，她发现前一晚的客人来访留下一片狼藉：茶杯倒扣着，嚼了一半的南瓜子塞在床垫之间，盘子上沾满了昨晚的残羹冷炙。玛丽雅姆一边收拾这脏乱的客厅，一边想：这些懒惰的男人倒是精力充沛得很。
她本来没想到要走进拉希德的房间。但她从客厅打扫到楼梯，接着又清理了楼上的走廊，来到了他门口。神差鬼使地，她第一次走进了他的房间，坐在他的床铺上，感觉自己擅闯了别人的地盘。
她依次看见两面厚重的绿色窗帘，几双光亮的皮鞋在墙边整齐地一字排开，衣柜的柜门，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她还看到他床边的梳妆台上有一包香烟。
她抽出一根，放在双唇之间，站在墙上椭圆形的小镜子前面。她朝镜子吐了一口气，假装敲了敲烟灰。她把香烟放回去。她学不来喀布尔的女人吸烟时那种流畅而优美的动作。她自己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很粗俗，很荒唐。
怀着愧疚，她打开了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
最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把手枪。它是黑色的，木质的枪柄，短短的枪管。在拿起枪之前，玛丽雅姆确保自己记住了它是怎么摆放的。她双手来回拿着这把枪。它比看上去要重一点。手里握着的枪柄很滑，枪管则是冷冰冰的。
想到拉希德居然拥有这种惟一的用途就是杀害其他人的东西，她忐忑不安起来。但他持有这把枪，肯定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她的安全。手枪下面是几本边角卷起的杂志。玛丽雅姆打开其中一本。
她的心一沉。她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杂志上每一页都是女人，美丽的女人，她们没有穿衬衣，没有穿裤子，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内裤。她们根本什么都没穿。她们躺在床上，周围是凌乱的床单，双眼半开半合地看着玛丽雅姆。
在多数图片中，她们的大腿是张开的，玛丽雅姆能清楚地看到大腿之间的黑色地带。在有些图片里面，那些女人趴在地上，好像——但愿真主原谅这个念头——五体投地在做祷告。她们还回过头来，带着令人心烦意乱的挑逗眼神。
玛丽雅姆匆匆把杂志放回刚才她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她觉得大惑不解。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她们能够容许自己拍这样的照片？她恶心得反胃。那些他没有到她的房间找她的夜晚，他就在看这些东西吗？
他既然都这样了，是不是对她有所不满呢？他那些女顾客只不过是为了做鞋而把脚伸出来让他量尺寸而已，他就对她们加以蔑视，说什么尊严和礼节，他说的都是放屁吗？女人的脸，他说，只有她的丈夫才能看。
杂志上那些女人当然也有丈夫，有几个肯定有。退一万步说，她们总归有兄弟吧。既然如此，既然拉希德认为看看其他男人的妻子或姐妹的私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她把脸蒙上呢？
玛丽雅姆坐在他的床铺上，既尴尬又迷惑。她用双手捧着脸，闭上了眼睛。她不停地呼气吸气，直到觉得安宁一些。慢慢地，有个解释自行冒了出来。毕竟，他是男人，在她搬进来之前，独自一人过了那么多年。
他的需求和她的需求不同。对她来说，虽然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交欢依然是一种忍受痛苦的活动而已。但另一方面，他的性欲却很强烈，有时甚至显得很粗暴。
他常常紧紧地把她压在身下，使劲捏她的乳房，屁股迅速地抬上压下。他是男人。这么多年来没有女人。她能因为真主赋予他的天性而怪罪他吗？玛丽雅姆知道自己永远不能跟他提起这件事。它是不能被提起的。
但它是不可以原谅的吗？她只得想到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扎里勒当时是三个女人的丈夫，九个孩子的父亲，可他还是跟娜娜发生了婚外的关系。拉希德的幻想和扎里勒的作为，哪一种更糟糕呢？再说了，她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哈拉米，她又有什么权利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玛丽雅姆打开了梳妆台下面的抽屉。
正是在这个抽屉里面，她看到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相片。他看上去只有四岁，也许五岁。照片中的他穿着条纹衬衣，系着蝴蝶结。他是英俊的小男孩，鼻子笔挺，棕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凹陷的眼珠黑黝黝的。
他看上去有点分心，好像相机闪光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相片下面，玛丽雅姆又看到另外一张，也是黑白的，比起上一张，它稍微有点模糊。照片中是一个坐着的女人，她后面则是拉希德，一头黑发，比现在瘦一点，也更年轻。
那个女人很漂亮。可能没有杂志里面的女人漂亮，但是挺好看的。当然比她玛丽雅姆好看多了。她的下巴很精致，黑色的长发从中间分开。高高的颧骨，柔美的额头。
玛丽雅姆想起了自己的脸庞，想起了她那薄薄的嘴唇和长长的下巴，她心中闪过一丝妒忌。她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照片中，拉希德好像压制着那个女人，这让玛丽雅姆隐隐觉得有点不安。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他嘴唇紧闭，露出得意的微笑；她则板着脸孔，一副阴郁的模样。她的身体稍微有点前倾，仿佛想摆脱他的掌控似的。
玛丽雅姆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位。
后来，在洗衣服的时候，她后悔自己偷偷跑进他的房间。为了什么呢？她对他多了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呢？了解到他有一把手枪，了解到他是一个有需求的男人吗？
她不该对着他和他的妻子的合影盯了那么久。刹那间拍下来的身体姿势本来很随意，可是她的眼睛却看出了别的意义。
这时，晾衣线在玛丽雅姆身前跳动，她正在把衣服往上面挂，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拉希德。他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他的生活充满了厄运和苦难。她又想起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面堆雪人，
曾经砰砰地爬上这同一条楼梯。湖水将他从拉希德身边夺走，就像鲸鱼吞噬《古兰经》中那位和这男孩同名的先知那样，将他吞没。
一想到拉希德恐慌而无助、在湖岸上来回奔跑、哀求湖泊将他的儿子吐回陆地的样子，玛丽雅姆就觉得心中一阵发痛——痛得很厉害。她第一次觉得和她的丈夫血脉相连。她告诉自己，他们终究会休戚与共。
第十三章
看完医生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玛丽雅姆碰到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无论她望向何处，无论她看着的是单调的灰色水泥公寓，还是铁皮屋顶的、前面完全敞开的商店，抑或污水横流的沟渠，她都看到一片鲜艳的五颜六色。
仿佛有一道彩虹溶进了她的双眼。
拉希德戴着手套，十指轻轻敲动，哼着小曲。每当公共汽车驶过路面的坑洼，猛地向前冲去，他就会伸手护住她的腹部。
“叫察尔迈伊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普什图人名字。”
“如果是个女孩呢？”玛丽雅姆说。
“我想是个男孩。是的。是个男孩。”
公共汽车里面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些乘客在指着某些东西，其他乘客从座位上侧身去看。
“快看，”拉希德说，用指节敲着玻璃窗。他在微笑，“那边。看到了吗？”
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了下来。在交通灯之下，人们的脸庞从轿车的车窗中露出来，转向上方，迎着那一片飘落的柔软。
玛丽雅姆心想，这个季节的第一场雪怎能如此迷人呢？是因为它让人有机会看到一些依然洁白无瑕、未受糟蹋的东西吗？抑或是它让人在积雪被践踏、变黑之前，能够感受到新季节稍纵即逝的优雅，感受到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是女孩的话，”拉希德说，“尽管其实是个男的，但，如果是个女孩的话，那么你想给她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第二天早晨，玛丽雅姆被锯子和铁锤的声音吵醒。她裹上披肩，走进雪花飞舞的院子。昨晚的鹅毛大雪已经停了。这时只有零散的细小雪花飘落在她脸庞上。空气很沉闷，弥漫着木炭燃烧的味道。
喀布尔银装素裹，寂静无声，几缕零落的炊烟袅袅升起。她发现拉希德在工具房里面，将铁钉敲进一块木板。他看到她，把嘴角叼着的一枚铁钉拿下。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他到时会需要一张婴儿床。我本来想做好再给你看。”
玛丽雅姆希望他别这样，板上钉钉地认为肚子里的胎儿是个男婴。怀上了孩子虽然让她很高兴，但他的期望却令她不堪重负。
昨天，拉希德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件男孩穿的羊皮冬大衣，大衣里面缝着柔软的绵羊皮，衣袖上还有用很好的红色、黄色丝线绣成的图案。拉希德举起一块狭窄的长木板。他一边把它从中间锯开，一边说有点担心楼梯。
“等他大到能爬楼梯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对楼梯进行改建的。”炉子也让他担心，他说。餐刀和叉子必须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你必须小心再小心。男孩子都是捣蛋鬼。”
玛丽雅姆拉紧了身上的披肩，以抵御彻骨的寒冷。隔日早上，拉希德说他打算请几个朋友过来吃顿晚饭，庆祝一下。玛丽雅姆一整个早上都在洗小扁豆和淘米。她切开茄子，准备做凉拌茄子；还做了韭菜牛肉饼。
她拖了地板，拍打了窗帘，不顾外面的大雪又开始落下，打开窗让房间透气。她沿着客厅的墙边，摆放了一些床垫和坐垫，在桌子上摆了几碗糖果和烤杏仁。傍晚时分，第一个客人还没到的时候，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她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欢呼声、笑声和嬉闹声越来越响。她的双手总是忍不住抚摸着腹部。她想着肚子里生长的胎儿，幸福像开门板的风那样冲进她的心房。泪水涌上她的眼眸。
玛丽雅姆想起了她那段六百五十公里的客车之旅，和拉希德在一起，自西方的赫拉特，临近和伊朗交界的国境线的地方，来到东边的喀布尔。他们沿途经过一些小城镇和大城市，一座又一座的小村落彼此相连，此起彼伏地出现。
而如今，她在这里，越过那些岩石和贫瘠的山脉，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家，属于她自己的丈夫，向着一个宝贵的终点站出发：成为母亲。想到这个婴儿，她的婴儿，他们的婴儿，她快乐得无法形容。
知道自己对它的爱已经使她有生以来拥有过的任何东西相形失色，知道她再也不需要玩那卵石游戏了，她光荣得容光焕发。
楼下，有人在调试风琴。接着又传来调试皮鼓的拍打声。有人清了清喉咙。接着是口哨声、掌声、欢呼声和歌声。玛丽雅姆轻轻抚摸着柔软的腹部。最多像一个指甲那么大，医生说。
“我要当妈妈了。”她说。接着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说着这句话，快乐地品味着这几个字。
每当玛丽雅姆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心就会膨胀起来。它膨胀，再膨胀，直到她生命中所有的失落，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孤独，所有的自责统统都消失无踪。这就是真主让她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原因。
现在她知道这个原因了。
她记得法苏拉赫毛拉曾经教给她一句《古兰经》的诗句：真主既在东边，也在西边，无论转向何方，你们都能领略到真主的旨意……她铺好祷告用的毛毯，做起晚祷。完了之后，她双手在面前合十，恳求真主别让这好运从她身边溜走。
去洗土耳其浴是拉希德出的主意。
玛丽雅姆从未去过公共浴室，但他说没有什么比从浴室中走出来、吸入第一口冷空气、感受着热气从皮肤升起更爽的事情了。
玛丽雅姆在女性浴室里面，几个身形在她身边的蒸汽中走来走去，她不是瞥见一个屁股，就是看到一个肩膀的轮廓。女孩子的尖叫声，老太婆的哼哼声，还有洗澡水流动的声音在墙壁之间回荡着；这些女人就在这片声音之中擦着后背，用香皂洗着头发。
玛丽雅姆独自坐在偏僻的角落，用一块浮石擦洗自己的脚跟，一道水帘将她和过往的身形隔开。然后她看到了鲜血，开始尖叫起来。这时她听到了脚步踩踏在潮湿的卵石上的啪啪声。几张脸庞探过水帘来看她。几个人啧啧有声。
那天夜里，深夜时分，法丽芭躺在床上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听到了喊叫声，赶忙跑过去，发现拉希德的老婆缩在一角，抱着自己的膝盖，脚下是一滩鲜血。
“那个可怜的女孩颤抖得很厉害，哈基姆，人们都能听到她的牙齿相互撞击的声音。”
法丽芭说，当玛丽雅姆看到她的时候，她以苦苦哀求的语气，尖着声音不断地问：这是正常的，对吧？对吧？这是正常的吧？
再一次和拉希德坐公共汽车。
再一次雪花飞舞。这一次雪下得很大。
它在人行道上，在屋顶上累积起来，在枝叶蔓生的树木上叠成一堆堆。玛丽雅姆看到商人把雪从商店门前铲开。一群男孩追逐着一只黑色的狗。他们使劲地朝这辆公共汽车挥舞手臂。
玛丽雅姆侧眼去看拉希德。他的双眼紧闭。他没有在哼曲子。玛丽雅姆把头靠在椅背上，也闭上了双眼。她想脱掉那双冰冷的袜子，想脱掉那刺痛她皮肤的湿透了的毛衣。她想离开这辆公共汽车。
回家之后，她躺在沙发上，拉希德给她盖上被子，但是他的动作很生硬，敷衍了事。
“这他妈算什么狗屁回答啊？”他又说，“那是毛拉才会说的话。我既然付了诊疗费，就希望医生给一个更好的回答，而不是说什么‘真主的意愿’。”
玛丽雅姆在被子下面屈起双膝，说他应该休息一下。
“真主的意愿。”他慢慢地说。
他一整天都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吸烟。
玛丽雅姆躺在沙发上，双手塞在膝盖之下，看着窗外的雪花旋转着、飞舞着。她想起了娜娜曾经对她说过，每一片雪花都是人世间某个悲哀的女人叹出的一口气。
她还说所有这些叹息飘到天上，聚成了云层，然后变成细小的雪花，寂静地飘落在地面的人们身上。雪花让人想起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要承受多少苦难，她当时说，我们多么安静地忍受一切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灾难。
第十四章
悲哀的延续出乎玛丽雅姆的意料。
她一想到工具屋中那张未完工的婴儿床或者拉希德衣柜中那件羊皮外套，就忍不住悲从中来。那个胎儿仿佛活了过来，她能听到它的声音，能听见它饥饿的哼哼声，听到它在咯咯笑，听到它在牙牙学语。
她甚至还觉得它在吮吸她的乳房。这悲哀让她身心皆疲，颠三倒四。为了一个未曾见过的生灵，玛丽雅姆竟然会如此昼思夜想，神魂俱碎，这让她自己也大吃一惊。然后，有那么一段日子，玛丽雅姆心中这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有所消退了。
在这些日子中，她不再一想到要重新过上先前的生活就觉得浑身无力，而且也无需再作半天思想斗争才能挣扎着下床，才能做祷告，才能洗衣服，才能给拉希德做饭。
玛丽雅姆害怕出门。突然之间，她妒忌邻里那些女人，妒忌她们有那么多小孩。有的生了七八个，却不知道她们有多么幸运；她们的孩子得蒙受多少恩宠，才能在她们的子宫中茁壮成长，才能活着在她们的怀抱中蠕动，吮吸她们的乳房。
她们并没有流产，并没有将这些孩子混在香皂水和陌生人身体的污垢之中冲下公共浴室的下水道。每当听到她们说出儿子做错事、女儿太懒惰之类的抱怨，玛丽雅姆便忍不住憎恨她们。她脑海中有个声音好意地安慰她，结果却适得其反。
你还会再怀上孩子的，如果安拉允许的话。
你还年轻。你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机会。但玛丽雅姆的悲哀并非没有对象，或者无所指向。玛丽雅姆的悲哀是为了这个婴儿，这个特定的孩子，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胎儿。
在一些时日中，她相信这个孩子不会受到真主的保佑，她相信这是报应，惩罚她对娜娜做过的事。难道将绳索套上她母亲脖子的，不正是她本人吗？忤逆的女儿不配当母亲，这是罪有应得的报应。
她时不时做梦，梦见娜娜体内的妖怪在夜晚溜进她的房间，它的爪子伸进她的子宫，窃走她的孩子。在这些梦境中，娜娜高兴地咯咯笑，还为自己辩护。
在另外一些日子里，玛丽雅姆怒火攻心。
这全都怪拉希德过早的庆祝。这全都因为他那愚蠢的信念，以为她怀着的是一个男孩。干嘛急着给孩子起名呢。把真主的赏赐视为理所当然。这全都怪他，让她去公共浴室。
导致发生这种事情的，正是那儿的某些东西：蒸汽、脏水、香皂。不。不怪拉希德。应该怪她自己。她为自己睡觉的姿势不对、为自己吃了太辣的食物、为自己没有吃足够多的水果、为自己喝了太多的茶而自责不已。
这是真主的错，因为他如此摆布她的命运。这全都怪真主，没有把他赏赐给许多其他女人的东西也赏赐给她。用他知道会给她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在她面前摇摇晃晃地引诱她，却又将其取走。
但是她脑海中回荡着的所有这些怪罪、所有这些指责全都没有带来什么帮助。这些念头亵渎了真主。安拉并不恶毒。他并不是卑鄙的真主。法苏拉赫毛拉的话在她脑里低响：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
玛丽雅姆心中诚惶诚恐，屈膝跪下，为这些念头祈祷安拉的宽恕。与此同时，自在公共浴室那天开始，拉希德就发生了变化。多数夜晚，他回家之后，几乎再也不说话了。
他吃饭，抽烟，上床，有时候，在三更半夜，他会走进玛丽雅姆的房间，草草地和她过一阵短暂的夫妻生活。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更容易发火了，挑剔她做的饭不够香，指责她收拾的院子不够整洁，
或者甚至为屋子里一点点污迹而大发脾气。
他偶尔会跟过去一样，在星期五那天带她去城里逛逛，但他在人行道上步履如飞，总是比她走快几步，一言不发，丝毫不顾玛丽雅姆几乎要跑起来才能跟得上他的脚步。
在这些外出的场合，他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哈哈大笑了。他再也不给她买糖果或者礼物，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跟她说某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她的问题似乎总是让他不耐烦。
有一天夜里，他们坐在客厅，听着收音机。
冬天的日子就要过完了。将雪花吹到人们脸上、吹得人们眼泪直流的寒风已经平息了。银白色的积雪已经开始从榆树的枝头融化成水滴下来，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被刚冒出头的浅绿色嫩芽取代。
收音机在播一首哈马汉［1］的歌曲，拉希德心不在焉地跟着歌曲中的鼓声摇晃着他的脚，香烟熏得他双眼眯了起来。
［1］UstadHamahang，乌斯塔德•哈马罕，阿富汗歌唱家。
“你在生我的气吗？”玛丽雅姆问。
拉希德什么也没说。歌曲结束了，接着是新闻。一个女人的声音报道说总统达乌德汗又将一个苏联顾问团打发回莫斯科去了，并且意料之中，激怒了克里姆林宫。
“我担心你在生我的气。”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你在生气吗？”
他向她看去。“我干嘛要生气呢？”
“我不知道，但自从孩子……”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认为我是那样的男人？”
“不。当然不是。”
“那就别再烦我！”
“对不起。原谅我，拉希德。对不起。”
他掐灭了香烟，又点燃了一根。他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不过，我一直在想。”玛丽雅姆说，为了自己的嗓音能盖过音乐声，她提高了嗓门。
拉希德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显得更加不耐烦了，他又调低了音量。他疲倦地揉了揉额头。“想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应该办一个合适的葬礼。为孩子，我是说。就我们两个，做一些祷告，这样就可以了。”
玛丽雅姆思考这件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她不想忘记这个孩子。这么做似乎并不对，起码以某种永久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死婴并不合适。
“干吗呢？这么做很傻。”
“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我想。”
“那你去做吧，”他严厉地说，“我已经埋葬了一个儿子。我不会再埋葬一个。好了，请你别烦了，我要听收音机。”
他再次调高了音量，把头靠在椅背上，合上了双眼。就在那个星期，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玛丽雅姆在院子里选了地方，挖了一个洞。
“安拉在上，奉安拉之名，以及奉安拉的使者之名，愿安拉使亡灵蒙恩及安宁。”她一边将铲子插进地面，一边低声念诵。她把拉希德给孩子买的羊皮大衣放进洞里，铲了些泥土将它盖住。
“你让黑夜转为白天，你让白天变成黑夜；你让亡灵成为生者，你让生者成为亡灵，你慷慨地赐予你所喜欢的人支持。”［1］
［1］《古兰经》第3章。
她用铲子的背面拍实泥土。
她在土堆之旁蹲下，闭上眼睛。
赐予我以支持，安拉。
赐予我以支持。
第十五章
1978年4月
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
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她看见法丽芭斜倚着她家房子的墙壁，和一个刚搬到德马赞区的女人聊天。法丽芭面带笑容，双手的手掌抚摸着她那怀了孩子的隆起腹部。
玛丽雅姆忘记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了，她的模样比法丽芭年纪大，她的头发染了紫色，看上去很古怪。她手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孩。玛丽雅姆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塔里克，因为她曾听见这个女人在马路上用这个名字呼喊他。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没有加入邻居的行列。
大约有一万人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喀布尔政府所在的区域进发，他们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拉希德说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生前是个杰出的共产党人，他的支持者谴责达乌德汗的政府谋害了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
这些天来，他从不拿正眼瞧她，所以玛丽雅姆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跟她说话。
“共产党人是什么？”
拉希德哼了一声，双眉一扬。
“你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呸。我不知道我干吗觉得意外。”说完他双脚交叠，脚后跟架到桌子上，不耐烦地说共产党人就是那些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谁啊？”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收音机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塔拉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正在马路上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布煽动性演说。
“我想问的是，他们想干什么？”玛丽雅姆问，“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
拉希德咯咯笑起来，摇了摇头，但玛丽雅姆见到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向别处，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像个孩子。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它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问是因为……”
“闭嘴！”
玛丽雅姆乖乖听从了。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忍受他把她当做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经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玛丽雅姆清楚地看到一个心存恐惧的女人的忍耐度有多么大。玛丽雅姆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女人。她害怕他反复无常的心情和暴烈的脾气，她也害怕他的专横，
甚至平时买点油盐酱醋也会惹他发火，一次又一次地招来他的耳光和拳打脚踢，而过后，他有时候会说着脏话道歉，有时候则不会。
自从公共浴室那天之后，四年来，又曾有六次希望从玛丽雅姆心中升起，但后来都告破灭，每一次都是流产，每一次都是瘫倒在地，每次都是比上一次更加匆忙地去看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她更加疏远和怨恨。
现在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法令他高兴。她清扫屋子，确保他总是有一些干干净净的衬衣可穿，烹调他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万般无奈的她甚至还买来了化妆品，为他上了妆。
但当他回家时，他看了她一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她赶忙跑进浴室，把脸上的妆全都冲掉，耻辱的泪水和香皂水、口红、睫毛膏混在一起流下来。如今，玛丽雅姆害怕听到他夜里回家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嗒声，房门打开的吱嘎声——这些声音都让她心跳加速。
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清脆的鞋跟落地声，听着他把鞋子脱掉之后沉闷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光凭耳朵，她能听出来他在干什么：椅子的脚被拖着擦过地板；他坐在藤椅上，不堪重负的藤椅发出凄凉的叫声；
他拿着调羹敲击盘子的声音；他翻阅报纸时报纸发出的沙沙声；喝水时发出的啧啧声。她的心怦怦跳，脑里思索这个晚上他又会找什么借口来殴打自己。总会有些事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会让他大发雷霆；
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无论她有多么死心塌地地听从于他的要求与命令，她总是做得不够好。她无法把他的儿子还给他。就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来说，她已经让他大失所望——七次让他大失所望——
如今，对他来说，她只是负担而已。
从他看着她的眼神中——假如看着她的话——她能看出这一点。她是他的负担。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她问他。
拉希德朝她瞟了一眼。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叹气与闷哼之间的声音，双腿从桌子上收下来，关掉了收音机。他带着收音机回到了他的房间。他把房门关上。
4月27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她光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
玛丽雅姆走到窗边，站在他身旁。她看到战斗机在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它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耳朵发痛。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烟尘升向空中。
“发生什么事了，拉希德？”她问，“这是怎么回事？”
“鬼知道。”他不耐烦地说。他调了调收音机，但什么频道都没收到。
“我们该怎么办？”
拉希德焦躁地说：“只好等待了。”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在厨房做米饭和菠菜汤，拉希德仍在调试收音机。玛丽雅姆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甚至期待给拉希德做饭。但现在，做饭成了一件令她提心吊胆的事情。
做出来的汤，他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
米饭不是太烂就是太生，面包不是太软就是太脆。由于拉希德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她在厨房里总是战战兢兢，对自己毫无信心。当她把饭菜端给他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国歌。
“我做了菠菜饭。”她说。
“放下，别吵。”
一曲终了，收音机中传来一个男声。他声称自己是空军将领阿卜杜拉•卡迪尔。他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起义的第四武装部队已经夺取了机场，控制了城里几条交通要道。喀布尔广播电台、交通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楼也被占领。
他骄傲地宣布，现在喀布尔落在人民手中了。起义部队的米格战斗机袭击了总统府。坦克已经开到总统府前，那儿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达乌德的御林军全都在那儿，但必败无疑，阿卜杜拉相当有把握地说。
几天之后，起义军匆匆处决了那些和达乌德汗政权有所瓜葛的人，喀布尔城里流言纷纷，说波里查尔奇监狱里面的囚犯被挖掉眼珠，生殖器也遭到电击，玛丽雅姆还听说总统府发生了一场大屠杀。
达乌德汗被处决了，不过在他一命呜呼之前，起义军还干掉了他家族的二十来个成员，包括妇女和他的孙子。但有人说他是自尽的，也有人说他在白热化的战火中中弹倒下，更有人说起义军留下他一条狗命，让他看着自己的家人相继被处决，然后再一枪将他击毙。
拉希德调高了音量，靠近收音机。
“武装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祖国将更改国号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阿卜杜拉•卡迪尔说，“各位同胞，独裁、任人唯亲和不平等的年代终结了。我们结束了数十年来的专制统治。
权力现在掌握在热爱自由的人民群众手里。我们祖国的历史，从此开启了光辉的新时代。新的阿富汗诞生了。新的政权将会对伊斯兰教义和民主的理念保持最崇高的敬意。这是一个值得欢呼和庆祝的时刻。”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玛丽雅姆问。
“听起来，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来说是坏事，”拉希德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糟糕。”
玛丽雅姆不由想起了扎里勒。她心里寻思，这些共产党人到时会不会革他的命。他们会把他关进牢里吗？把他的几个儿子关进牢里？关闭他的生意，没收他的财产？
“这是热的吗？”拉希德看着米饭说。
“我刚从锅里盛上来的。”
他哼了一声，让她给他端一盘米饭过去。
夜空中突然亮起几道红色、黄色的闪光，街道那边，精疲力竭的法丽芭正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她凌乱的头发沾满了汗水，一颗颗的汗珠从她的上唇边缘滴了下来。
床边是一个叫瓦吉玛的年老接生婆，她看着法丽芭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婴儿。他们欣喜地看着婴儿那颜色淡淡的头发、粉红色的脸颊、皱皱的玫瑰花蕾似的嘴唇，看着她眯成一道缝的碧绿色眼珠
在圆鼓鼓的眼睑后面滴溜溜地转动。当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他们相视而笑。她起初像猫叫那样低声啜泣，然后啜泣变成健康的、洪亮的号哭。努尔说她的眼睛像宝石。
艾哈迈德，他们家信教最为虔诚的人，在他的婴儿妹妹耳边唱起了祷文，对着她的脸庞吹了三口气。
“那么，就叫莱拉了？”哈基姆问，怀里抱着他的女儿轻轻地摇晃着。
“就叫莱拉，”法丽芭说，露出疲惫的微笑，“夜美人。这是个完美的名字。”
拉希德用手指将米饭揉成一团。他把饭团塞进嘴里，嚼了一口，两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把它吐在餐垫上。
“怎么了？”玛丽雅姆问，对自己的低声下气感到厌烦。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加速，皮肤收缩。
“怎么了？”他学着她的口气，嘲弄着说，“没怎么，你再煮一次。”
“可是我已经比平常多煮了五分钟。”
“说谎倒是不脸红啊你。”
“我对天发誓……”
他愤怒地用手指搅了搅米饭，推开盘子，把菜汤和米饭都倒在餐垫上。玛丽雅姆看着他在客厅里大肆发泄，然后走出屋子，砰地甩上门，扬长而去。玛丽雅姆跪在地上，试图拾起饭粒，把它们放回盘里，
但她的手抖得很厉害，只好停下来，等手不再发抖。她害怕得胸口发紧。她试着深深吸进几口气。她从客厅阴暗的窗户中见到自己的模样，又把目光移开。然后她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拉希德回到了客厅。
“站起来，”他说，“过来。站起来。”
他抓过她的手，掰开她的指头，在她的掌心放了一把小石头。
“把这些放到你嘴巴里面去。”
“什么？”
“放进去。这些。在你的嘴巴里面。”
“别这样，拉希德，我……”
他的手使劲捏住她的下巴。他插了两根手指在她嘴里，将她的嘴巴撬开，然后把那几块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块塞进去。玛丽雅姆挣扎着，不断求饶，但他只顾把石头塞进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好了，你嚼啊。”他说。
满嘴粗砂和碎石的玛丽雅姆口舌不清地向他求饶。泪水从她的眼角不断滴下来。
“快嚼！”他咆哮说。
他呼出一口充满烟味的空气，扑在她脸上。玛丽雅姆咀嚼起来。她嘴巴里面有些东西发出被咬碎的声音。
“很好。”拉希德说。他的脸颊抖动着，“现在你知道你做的饭是什么味道了。现在你知道你跟我结婚之后给我带来什么了。只有难吃的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玛丽雅姆在那儿吐出石块、血，还有两个被咬碎的臼齿的碎块。
第十六章
喀布尔，1987年春天
九岁的莱拉和往常一样，从床上爬起来，渴望见到她的朋友塔里克。然而，她知道，今天早上将看不到塔里克。
塔里克跟她说过，他的父母将要带他去南方，到加兹尼［1］去看望他的叔叔，当时莱拉问：“你要去多久呢？”
［1］Ghazni，阿富汗东南部城市。
“十三天。”
“十三天这么久啊？”
“不算很久啦。你撇什么嘴啊，莱拉？”
“我没有啊。”
“你不会哭起来吧？”
“我才不会哭呢！不会为你哭。再过一千年也不会。”
她踢了他的小腿，不是踢了假的那条，她踢的是真的那条，他淘气地打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十三天，将近两个星期。时间才过去五天，莱拉就已经学到有关时间的一条重要原理：时间就像塔里克的父亲有时候用来给古老的普什图歌谣伴奏的手风琴，能够拉伸和收缩，取决于塔里克在不在她身边。
楼下，她的父母正在吵架。又在吵。
莱拉知道他们吵架的模式：妈妈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走来走去，不断咆哮；爸爸一直坐着，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乖乖地点点头，等待这阵风暴过去。莱拉关上门，换上衣服。
但她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她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终于，一扇门砰地关上。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妈妈的床吱嘎、吱嘎响。看来爸爸今天又逃过了一劫。
“莱拉！”这时他大声喊，“我上班要迟到啦！”
“一分钟！”莱拉穿上鞋，对着镜子，匆匆梳了梳她那头齐肩的金色卷发。妈妈总是说莱拉的头发颜色——包括睫毛弯弯、眼珠碧绿的双眸，带着两个酒窝的脸颊，高高的颧骨，外加妈妈也有的翘翘的下唇——
像极了她的曾祖母，也就是妈妈的祖母。
她是一个美女，风华绝代，妈妈说。整个峡谷的人都在谈论她有多么倾城倾国。我们家族已经有两代的女人没有她的风姿啦，但是，你绝对遗传了她的美丽，莱拉。
妈妈所说的峡谷就是潘杰希尔大峡谷，那个地方在喀布尔东北一百公里，住的都是些说法尔西语的塔吉克人。妈妈和爸爸是表兄妹，他们都在潘杰希尔峡谷出生成长。
20世纪60年代，爸爸被喀布尔大学录取，新婚不久的他们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搬到了喀布尔。
莱拉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希望妈妈别从她的房间出来挑起新一轮骂战。她发现爸爸跪在纱门旁边。
“你见过这个吗，莱拉？”
纱门上的裂缝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莱拉在他身旁蹲下去。“没有啊，肯定是刚裂开的。”
“我跟法丽芭也是这么说的，”他看上去畏首畏尾的，每当妈妈拿他出气之后，他总是这副模样。“她说这道裂缝一直让蜜蜂飞进来。”
莱拉偏袒他。爸爸是个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双手又嫩又细长，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夜里，每当莱拉走进爸爸的房间，总能看到他的脸庞向下的轮廓，埋在一本书中，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
有时候他甚至没有发现莱拉走进了房间。他若发现了，便会给看到的那一页书做上记号，嘴唇紧闭，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爸爸能够背诵鲁米［1］和哈菲兹［2］的多数诗篇。
［1］MowlanaJalaluddin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诗人。［2］ShamseddinMohammad Hafez（约1320～约1388），古代波斯诗人。
他能详细地说起阿富汗抗击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战争。他能分辨钟乳石和石笋的差别，能告诉人们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喀布尔和加兹尼之间距离的150万倍。但如果莱拉需要打开一个盖得很紧的糖果罐，
她便只能去找妈妈了，这让她觉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样。爸爸连日常的工具都不会用。他从来不会给吱嘎响的房门铰链上润滑油。他修补的天花板照样漏水。霉菌在橱柜里疯狂地生长。
妈妈说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艾哈迈德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你有一本书，想尽快知道它的内容，”她说，“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对了。”
尽管她这么说，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啦？”这时他说，露出戏谑的微笑，“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
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
“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
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厢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
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
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
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霍斯特［1］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
［1］Khost，阿富汗东南部城市，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
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
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
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
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
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
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
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
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
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
“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
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
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
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
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
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1］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1］Lahore，巴基斯坦城市。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手枪的枪管。
第十七章
手枪是红色的，扳机护环是鲜绿色的。
手枪后面紧贴着卡迪姆的狰狞笑脸。卡迪姆和塔里克一样，都是十一岁。他很粗壮，个子很高，下巴向前突出得很厉害。他的父亲是德马赞区屠夫，卡迪姆臭名远扬，经常拿小牛的内脏去扔过往的行人。
有时候，如果塔里克不在莱拉身边，卡迪姆会把莱拉堵在学校操场的墙壁凹陷处，眼光淫荡地看着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有一次，他拍拍她的肩膀说，你真美呀，黄毛丫头。我想娶你。
这时他摇晃着手中的枪。
“别担心，”他说，“我不会打你的啦。不会打在你的头发上。”
“别这样！我警告你。”
“你打算怎么做呀？”他说，“找你那个残废来对付我？‘啊，亲爱的塔里克。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帮我对付这个淘气鬼呀！’”
莱拉开始向后退，但卡迪姆已经扣动了扳机。细小的温热水流一次又一次地射在莱拉的头发上；莱拉抬手护住脸庞，手上也沾满了水。其他几个男孩从藏身之处走出来，纷纷起哄，哈哈大笑。
一句从街上听来的粗口涌到了莱拉嘴边。她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十分清楚它怎么就成骂人的话了——但她急怒攻心，那几个字脱口而出。“你妈吃鸡巴！”（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