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友情，好像越来越支离破碎了。
上大学时，你跟大半个班级甚至半个学院的人都称兄道弟，可等工作几年后，可能就“知交半零落”了，再等到结婚生子，手机上能真心聊几句的恐怕都没几个。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说：
朋友变得像衣橱一样，我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穿上不同的衣服。
深层次的关系，似乎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人了。
但如此轻巧且功利的“友谊”，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十点君曾看过一个简短的、关于“友谊”的表达：
付出不求回报，也从来不用去考虑“我”做的事情会被“他”误解。
对于这句话，大唐年间的两位文学家——刘禹锡和柳宗元。
无疑用一生做出了自己的注解。
793年，大唐德宗贞元九年。
又是一年新科进士放榜的日子，京城内外无不洋溢着喜庆与期待。
阳光透过薄雾，洒在了金碧辉煌的皇城之上，更添几分庄严与辉煌。
此次新科进士中，有两颗璀璨的新星尤为耀眼：
20岁的柳宗元和21岁的刘禹锡。
都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可见，这两位在读书考试方面，属实是“神童”了。
此外，柳宗元外表俊朗，气质温润如玉，而刘禹锡，眉宇间则透露出一股不凡的英气，笑容爽朗而不羁。
很自然的，两人便因超凡的气质和外表，被众人推选为“探花郎”，成为了京城内外热议的焦点。
只见放榜当日，两人身着新制的进士服，头戴官帽，腰间佩剑，英姿飒爽。
骑着御赐的骏马，往返各大名园采摘鲜花以迎接状元。
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似特质的人总是更容易相互吸引。
两个少年郎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迅速成为了知音。
之后，柳宗元外派去基层做了官。
刘禹锡则留在长安，通过吏部取士考试，成为了太子校书，负责为太子李诵整理审阅书目。
各奔前程的两人，至此一别就是十年。
802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御史台再次相会，同任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此时，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朝，只剩下了半口气。
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李贺就曾在《猛虎行》中抨击道：
句句写虎不见虎，道尽了藩镇割据下百姓生活的苦难。
而白居易也同样在《轻肥》中描写过：
“乘肥马着轻裘”的官宦成群结队的去军中赴宴，大腹便便；而在大旱的江南，百姓却早已哀嚎遍野，甚至出现了人食人的惨剧。
锐意蓬勃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是会针砭时弊，并对未来产生美好的憧憬。
柳宗元和刘禹锡也不例外。
805年一月，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
顺宗励精图治的心情十分迫切，一上位便提拔了自己的老师王叔文来主持政务，准备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柳宗元、刘禹锡自然成为了革新的左膀右臂。
惩办贪官酷吏；
整顿财政，取消苛捐杂税；
打击宦官专权。
新政势如破竹般，被推行开来。
然而，新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
要知道，顺宗在即位时已中风失音，对新政的支持力度可谓大打折扣。
再加上改革派皆是有笔无剑的“寒隽”，布局和手段上更是稚嫩，拼尽所有也只是踩到了多只幕后利益集团的老虎尾巴而已。
最终，改革仅仅146天之后，顺宗被迫退位，旧臣拥护太子李纯为唐宪宗，这场“永贞革新”草草落下帷幕。
所谓“成王败寇”，805年，带头改革的八位才俊，均被贬至“巴山楚水凄凉地”任职司马，成了一个个吃白饭的透明人。
历称中唐“二王八司马”事件。
这其中就包括柳宗元和刘禹锡。
然而，被贬为邵州（今湖南宝庆）刺史的柳宗元，还没等走到邵州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
永州位于湖南、广西和广州的交界处，崇山峻岭，蛇虫出没，疾病流行。
全州仅有894户人家。
旅途的舟车劳顿与水土不服，始得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在到达永州后就一病不起，第二年就离他而去。
不久后，他的幼女也夭折。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健康也每况愈下，日子过得凄苦孤寂。
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的柳宗元，挥笔写下了《江雪》：
这幅南宋宫廷画师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再现了柳宗元《江雪》中的孤寂放在现代，这首诗依然堪称“最孤独的诗作”。
大雪飘洒在江面上，万籁无声，天地之间纯洁而寂静。
寒冷的江面上浮着一叶孤舟，柳宗元抬眼望向远方，群山如海浪般奔腾。
纵有千万条路，却没有一条能回到长安。
按惯例，贬官3-5年会有一次“减刑”。
809年，恰逢皇太子册立，大赦天下。
可是“八司马不在赦免之列”，这天下的热闹和柳宗元并无关系。
所幸，他还有刘禹锡。
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则称为半满。
此刻的柳宗元无疑是悲观的，而他的好友刘禹锡，同贬湖南，却相当乐观。
当时，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途中再贬朗州司马，也就是到了今湖南零陵。
并写下了《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你看，不同于一般“叹秋“的寂寥和萧瑟，刘禹锡笔下的秋天绚烂多彩、充满了诗意。
此外，他还写下很多乐观的诗词：
刘禹锡将自己的诗句抄写在书信中，和祛湿毒的药一起寄给了柳宗元，鼓励他换一种方式，让自己安定下来。
这样的劝导和乐观，渐渐驱散了柳宗元心中的阴霾。
此后，柳宗元也学着徜徉山水，专心开展文学创作。
写下了享誉文学史的“永州八记”，大家熟知的《小石潭记》便是其中的一篇，“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除了游记散文外，他还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包括《黔驴技穷》、《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等，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渐渐地，他的作品也不像最初只是为了排解内心的愤懑而写。
更多的，是与自然的惺惺相惜。
写山水，更是写自己。
之后，柳宗元也搬出茅草屋，在城郊买了一块地，建成新居。
并把房屋有关的一切，冠名以“愚”：
愚丘、愚溪、愚泉、愚池、愚堂、愚亭，等等。
并刻“八愚诗”在溪石上”，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愚”文化主题园林：
814年，朝廷发出了召回“八司马”的诏令。
得到消息的柳宗元和刘禹锡欣喜若狂。
当年来湖南上任，路上走了大半年，这次回京不到两个月就抵达了。
但是，命运对他们的打击还没有结束。
在返京的旅途中，刘禹锡挥毫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其中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曲解利用。
说他是借此讽刺那些因反对“永贞革新”而仕途得意的权贵们。
于是，二月他们刚到长安，三月就接到了出任远州刺史的调令。
这次，柳宗元被任命柳州刺史，刘禹锡分配到播州。
要知道，广西和贵州深处大山之中，对古人而言，远比湖南更加偏远。
按理说，错是刘禹锡的，一起背锅的确是柳宗元。
换成别人，早就割席而坐了。
可柳宗元非但没有责怪刘禹锡，反而心怀体谅，主动向唐宪宗上书，恳请调换两人的驻地。
原因是刘禹锡尚有一位年逾八旬的老母需要他亲自侍奉。
最终，宪宗从轻发落，改调刘禹锡到连州（广东连州）任刺史。
其实，柳宗元很明白，以宪宗为首的朝中势力，多是反对“八司马”回朝的。
就算没有这句诗，也会有其他无妄之灾。
刘禹锡是被冤枉的。
而长安，也终究是回不去了。
818年，因长期患病，柳宗元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他以一种平和而从容的态度，开始整理自己毕生的作品，并将这些文稿寄给了好友刘禹锡。
在随信中，柳宗元托付刘禹锡：
万一自己不幸离世，希望能被安葬在长安万年县的柳家先人墓地里，这样他的灵魂或许能得到一丝安宁。
此外，还恳请他能够代为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确保他们能够平安成长。
而刘禹锡则回复他：
照顾好生病的自己，你子同于我子。
819年，年仅46岁的柳宗元，在无尽的病痛与遗憾中溘然长逝。
而彼时，刘禹锡正护送着母亲的灵柩，踏上归乡洛阳的漫漫旅途。
当使者递上这突如其来的讣告时，刘禹锡“惊号大哭，如得狂病”。
数次提笔欲书，却都因悲伤过度而无法落下一字。
耗时许久之后，他强忍悲痛，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柳员外文》。
在完成柳宗元的丧葬事宜后，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接到自己身边，倾注心血进行教育和培养。
并将柳宗元的作品整理后，进行刊印，广泛发行。
可以说，如果没有刘禹锡，《江雪》、《捕蛇者说》、《黔之驴》、《渔翁》等经典作品便不会流传于后世。
岁月流转，863年，柳周六不负众望，成功考中进士，最后官至仓部员外郎。
此刻，刘禹锡不仅完成了柳宗元生前的遗愿，更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位挚友的怀念与敬重。
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
轻巧且功利的“友谊”，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友谊的类型，无疑有很多种：
有点头之交，有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
也有可托身后的生死之交。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一生，无疑是坎坷且遗憾的。
所幸，他们拥有着彼此：
于得意处相识，于泥淖中相助，于生隙间相托。
质朴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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