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游戏》现实版：地球上掌握秘密最多的人

权力存于人心。信则有，不信则无。惑人的把戏，如浮影游墙。即便是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权利的游戏》

一个时代的终结。

2016年11月16日晚，曾经统筹领导美国情报体系17家机构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James Clapper（詹姆斯·克拉珀）正式向总统奥巴马递交了辞职信。这一曾因斯诺登“棱镜门”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终将结束这个属于他的时代，是非功过且由后人评说……

公开场合中一般很难看到这位美国国家情报局长，这位自称“怪老头儿”的美国顶级间谍如今已是75岁高龄，他嗓音低沉浑厚、肌肉紧实有力、秃头。Clapper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会被迫穿得西装革履。

他尤为反感出席国会事宜，因为他知道国会议员们都早已埋伏好在等待他“入局”，并准备好自己的“长枪短炮”来攻击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觉得作报告，尤其在公开场合，就像叠床单一样烦人”。

Clapper最享受的自工作内容就是和“秘密帝国”的员工会面。这些员工来自17家机构，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国防情报局（DEA）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等人尽皆知的机构，还有一些如财政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等鲜为人知的机构。

在Clapper为期6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往返于世界各地，和情报人员、分析师及特工开了无数次会议。这些会议通常规模不大，关注的不是时下热门的新闻，而是把更多精力和关注点放在情报局的事情上。对Clapper来说，军事情报机构的琐碎处理起来都要比参加国会会议要来得轻松。

8月下旬的一天，Clapper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附近的美国战略司令部（这里也是美国核弹部队总部所在地）会议室里接受了来自180名民众和军队人员的提问。

这次，在他回答了有关中国、部队入伍以及协调情报系统等常规问题后，一个像他一样身着制服的长者拿起麦克风，问了他一个上任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让他陷入了沉思……

“你觉得监听行为道德吗？”

一、“情报梦”开始的地方

Clapper和情报工作的渊源颇深。他的父亲曾是二战期间的通信情报员。1962年，21岁的Clapper还是空军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当年受到约翰·肯尼迪总统接见时，Clapper就说自己想成为一名情报员，这是他唯一渴望的职业。

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整个美国的情报机构陷入动乱，而年轻的James Clapper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的军事助理。

后来，Clapper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时，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的父亲也是名情报员）。越南战争时，Clapper和时任国家安全局作战副局长的父亲并肩完成了一起情报任务。

半个多世纪以来，Clapper始终坚定地从事着情报工作。200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任命他为五角大楼情报防御副部长，负责监督所有有关国防的四个情报部门。

随后在2010年，由于美国情报体系立场强硬，未能阻止西北航空公司圣诞爆炸案。奥巴马找到Clapper，并任命他为新一任情报局局长，而这已经是短短五年内上任的第四任局长了。Clapper认为他会在任职期间将重心放在幕后，主要负责协调各机构的工作。

冷战时期，一群反战主义者闯入宾夕法尼亚州米底（Media）自治区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并窃取了大量涉及多个国内非法监听项目的文件。当时，这些项目是由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J. Edgar Hoover负责，旨在中和美国左翼异议人士的力量。

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使用的卑鄙手段，早使得美国民众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信任有所下降。再经此事后，公众对其信任度更是锐减。后来，美国国会开始通过强化法律规范，控制国内监听行为。

而现在40年过去了，Clapper监听的范围大大超过了70年代以来的历任美国情报局局长。可能是监听行为再次突破了人们的接受底线，于是他选择了在任期内卸任。

如今，很多人将前NSA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视为英雄，因为他揭开了美国政府监听全球的“遮羞布”，为民众打开了另一个全球监听的新时代。

Clapper发现，有人指责他所领导的这些情报机构会把美国带向反乌托邦的未来：到时候政府将无所不知，即便滥杀无辜也没有问责制；即便所有人都遵纪守法，个人信息也会通过后门、恶意软件甚至行业间的私下交易遭到泄漏。

Clapper对此做出了辩解，他认为，虽然如今的丑闻和几十年前的比起来略显苍白，但斯诺登曝光的项目“有美国三大权力机构监督，机密数据也非常有限，有权接触这些数据的高官数目更是少之又少，70年代甚至一个都没有”。

Clapper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职业道德。在他看来，情报界的工作光荣而又透明：主要就是向决策者提供客观分析，而这些分析数据主要来自合法授权后收集的情报。但如今，这项工作像是一个战场，混乱而又“反乌托邦”。

从Clapper的立场来看，美国似乎陷入了一场看似不变的持久战里，而且敌方变幻莫测，看不清真相。如今，在情报机构工作的雇员甚至能“敲一下手指”就将存有几十年机密的U盘泄露出去。

这一现实就让Clapper格外怀念过去苏美关系处于短暂缓和期的“好日子”。他告诉记者：“有时候，我特别怀念冷战时期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而且我们知道它是谁。”

Clapper并不担心他的监听活动是否越界，他担心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有没有能力应对如今美国面临的多重威胁。国会讨论的话题充斥着 ISIS、网络战争、朝鲜的核计划以及俄罗斯崛起、中国侵犯等问题。所有的议题都是充满悲观色彩的，包括他做的全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显示未来局势并不乐观。

他表示，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对管理层而言是始终存在的定数，对于下一任政府亦如是。

不过只要等到几周后的新领导上任，所有恼人的问题都将成为别人需要心烦的问题。对于Clapper而言，他巴不得交接工作早一日完成，彻底“撂挑子”。过去的几年里，他常常计算离退休的日子还有多久。

通常情况下，当他早上向总司令做简报时（Intelligence Customer Number One），奥巴马总统会询问他目前的相关情况，然后俩人顶拳（fist bump）示好。

卸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Clapper和他的十几名助手和顾问接受了《连线》杂志的系列采访，谈论了美国情报机构的状态，以及留给新上任班子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即使已经干了六年，Clapper还是不适应这样的采访，他说：“这份工作教会我，话说得越少越好。”

二、地球上掌握秘密最多的人

2005年的一天，11名员工挤在白宫旁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自此，美国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John Negroponte成为全国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也许真是911事件使美国意识到，有必要专门成立一个监督情报工作的部门。

五年后Clapper走马上任，届时国家情报局已经搬到了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利恩市的一间占地约51英亩的复合大楼里。

尽管只有一个不显眼的路牌，但在里根国家机场下飞机时还是很容易看到1550号泰森斯·麦克利恩大道。从空中鸟瞰，两栋建筑呈现 L和 X 的形状，911事件后，人们借这两个符号来表达美国国内高涨的爱国热情。

这栋复合大楼就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和国家反恐中心指挥部的办公大楼，容纳员工约1700名。911事件后国家反恐中心也成立于此，这座多任务指挥所就像座微型城市，里面有警察部队、一家唐恩都乐（美国人最喜爱的咖啡品牌）和一家星巴克。

Clapper的办公室位于 L 形建筑的6楼，面积很大，除了一些政府标配的深色木质家具外，显得空空荡荡。此外，这间办公室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门上贴着一张印有秃鹰的海报，以及“我在微笑”的字样。

Clapper的生活基本是在视频电话会议、地下汇报厅、指挥中心和防窃听室之间奔波往返。

他那辆黑色装甲SUV，与其说是一辆车倒不如说是一辆坦克。车顶甚至配有天线，可以保障Clapper在华盛顿特区内活动时的通信安全。当他出远门时，有专门的安全小组来保障酒店房间的通信安全。他的助听设备会有人定期检查以防外国敌对势力窃听，他用 iPad 向总统办公室汇报时，反情报团队会简化 iPad 的功能来防止信息泄露和他人窃听。

Clapper是美国政府里掌握信息最多的人，整个世界的信息都尽在掌控中：各项选举事宜、世界经济动荡、技术进步、恐怖组织阴谋，甚至连外国领导人的糟心事儿他都了然于胸。他说，“一般情况下，我很难在开会时保持注意力集中”。

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后，美国人才知道Clapper的“秘密帝国”佣兵超过10.7万，差不多相当于威斯康星州绿湾的总人口。这些情报机构每年的预算超过520亿美元，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局花费100亿，中央情报局140亿，还有26亿美元用于无人机袭击或破坏伊朗核计划等秘密行动。

毫无疑问，Clapper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他还有力地推动了政府的采购改革和互联网技术升级，与外国政府和国内机构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他也努力推动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他说，“如果我能够一直为改善机构和社区服务下去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满足。”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这一届情报局局长的名字，不记得他是谁，但是与其联系的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监听事件却能够让人永远记住Clapper这个名字，而这一切都是拜斯诺登所赐……

三、与斯诺登的恩怨史

2013年6月8日周六，Clapper罕见地在办公室接受了 NBC 记者Andrea Mitchell的采访。Clapper试图通过此次访谈来平息911事件后，国家的监控程序被《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所引发的巨大非议。

Clapper告诉Mitchell：“这件事非常让人反胃，因为这次事件，我们的情报能力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几分钟后，Clapper的随行安保，一名配枪便衣特工急匆匆打断了采访，表示有一个紧急电话需要Clapper亲自接听。电话里,Clapper第一次听说这个将造成他整个职业生涯转折的名字：爱德华·斯诺登。

斯诺登泄密事件除了为社会大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外，也给Clapper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在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电子监听“棱镜”计划后，媒体迅速将注意力对准了三个月前Clapper和议员罗恩·维登（RonWyden）在国会上一次看似无关的交锋。

2013年3月1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Ron Wyden问Clapper：“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否在搜集数百万或数亿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

Clapper当即否认称，“没有，议员先生。”

“没有吗？” Wyden难以置信地反问，因为作为一名高级情报委员会成员，他所了解到的事实和Clapper的回答并不一致。

Clapper随后解释称，“没有刻意搜集，有可能会无意间获取一些，但绝对不是故意在搜集。”

听证会随后继续其他的话题，但Wyden以及他的情报工作人员被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震惊了。

Wyden和议员黛安·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以及马克·尤德尔（Mark Udall）一直在抵制911事件后日益严重甚至没有底线的国家监控行为。Wyden眼睁睁看着Clapper属下的国家安全局情报官员们不断发布虚假申明，误导大众。

Wyden说，“多年来他们不断编织谎言，国家情报体系充满了漏洞。”其中就包括2012年时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在DefCon 黑客大会上谎称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搜集美国人民的任何私人信息，Wyden 称之为“有史以来关于美国情报最虚假的陈述”。

根据斯诺登所言，正是Clapper给Wyden的回答让他决定迈出这一步。尽管针对此事斯诺登没有接受专门的采访，但在2014年《连线》杂志的访问中，斯诺登表示了对Clapper虚伪的谎言充满了恐惧：“Clapper认为欺骗美国人民就是他的工作，他应该做的事情，是完全合理的。”

Clapper拒绝承认自己给Wyden的回答斯诺登事件的动机。他表示，“斯诺登想虚构现实，但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他指出，早在那次会议前几个月斯诺登就已经开始搜集证据了。”

Clapper说，“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斯诺登觉得自己有义务曝光这些所谓的被滥用的‘国家监控’，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但他曝光的很多与此无关的机密文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力。我认为他太自以为是了，他所宣称的理想主义我绝不会买账。”

在一系列辩解之后，Clapper试图通过向情报委员会主席Feinstein书面道歉来收拾他和Wyden之间的烂摊子。在斯诺登泄密事件的两周后，他致信称：“我当时给Wyden的回答显然是错误的。” Clappe拒绝辞职，甚至无视反对者对他作伪证的控诉。议员兰德·保罗（RandPaul）说Clapper应该和斯诺登一起被关进牢房。

过去几年中，Clapper对外的统一解释是他回答Wyden问题时脑子迷糊了，把Wyden对于原始数据搜集的问题误认为是在询问关于公开发表内容的搜集。他表示，“根据大家的说法，我撒谎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是的，我的回答有误，但我没有说谎。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Clapper很清楚，和Wyden的这次交锋以及斯诺登的泄密事件会改变他的一生。他说，“将来《华盛顿邮报》刊登我讣告的第一句话里肯定会提起这件事，但对我们来说，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Clapper表示，斯诺登事件后整个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应让他和整个情报体系都大吃一惊。他说，“大众的震惊反应让我们很震惊”，因为情报局一直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美国人民对他们的期望，也就是充分利用所有合法手段搜集情报。今年秋天，Clapper和一群情报局官员开玩笑时说：“你们知道吗，我从没见过我不喜欢的情报搜集方式。”

在Clapper看来，民众的负面情绪部分源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暗中集权开展大规模反恐战争。他认为其实还有很多项目应该公开处理，由国会来决议授权，其中就包括此次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核心——全国监视程序。

Clapper相信，被911恐怖袭击警醒的民众和国会理应会同意情报人员的任何要求。他说，“我们本来是可以合法化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提前申明了必要性，棱镜计划肯定不会引来比FBI储存的指纹还要多的非议。”

Clapper表示，事实上，虽然在斯诺登事件之后法律法规影响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进程，但也大大提高了安全局合法访问的数据量。他说，“以前是我们自己搜集数据，现在我们直接找公司要。实际上，我们获得数据的来源比之前更广、更多。所以如果大家认为现在公民自由和个人隐私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自斯诺登事件之后，Clapper尽可能多地发表公开演说，向大众解释情报体系的工作内容，并公开更多的记录。而这一切可以说是Clapper对现实的退让和妥协：Clapper不希望出现下一个斯诺登。的确，有证据表明至少还有一名泄密者仍在不断公开国家安全局近期的秘密行动。所以Clapper相信在这个新时代，政府的秘密行动是藏不住的。

今年秋天，他警告情报官员说：“从某种程度而言，保密体系需要发生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对于目前的保密体系，他表示：“出生于传统纸质文件时代，现有的规则不足以应对网络科技，也不适用于现在的工作方式。”

这和Wyden坚持了好几年的意见不谋而合。Wyden表示过去的十年已经证明了这是个没有秘密的时代，一旦美国民众发现自己被误导了，就会削弱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开始怀疑政府的道德规范。Wyden 说，“整个美国史就是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历史，我关心的是，在整个情报体系下，公开给民众的信息和我自己私下了解的信息完全不同，这是不正确的。”

在逐步实现信息开放的过程中，Clapper还公开了无人机计划等更多项目的信息，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

自2011年9月，美籍也门裔激进派穆斯林教士兼基地组织驻也门最高领导人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ulaqi）被击毙后，该计划就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那场袭击中还死了另一名美籍人萨米尔·汗（Samir Khan），而Aulaqi16岁的儿子在几周后的第二次打击中意外身亡，引发各界新的关注，呼吁完善对美军海外杀害美国公民的司法监督。

2016年7月4日，星期五下午6点左右，Clapper首次披露了无人机杀害平民的官方记录。Clapper声称，2009—2015年期间，美军共实施了473次无人机袭击，造成约2500名“作战人员”以及64至116名“非作战人员”死亡。但是根据非官方统计，仅在巴基斯坦就有约450名平民遇难。但Clapper坚称他的数据才是真实有效的。他说，“我们确实披露了全部的真相，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公开的最准确的数字。”

Wyden承认Clapper“情报帝国”正越发公开和透明。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gers）对国会的公开程度增加了很多。Wyden 说。“Michael Rogers的工作方式让我看到了希望，他真的很不一样。”然而依然有Clapper的反对者表示，虽然边缘情报公开了，但尚未看到整个情报体系改变工作理念的有力证据。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首席技术专家克里斯托弗·索戈扬（Christopher Soghoian）说，虽然Clapper团队创建了 Tumblr 社交平台账号来推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包括911恐怖袭击后政府长达28页针对沙特阿拉伯在资助、组织此次袭击中所扮演角色的调查报告，但他们还没有公开确认斯诺登事件后是否还有别的监听计划或工具存在。

Soghoian说，“在普通民众看来，国家情报局似乎是更公开了，但在我看来，总觉得这就是演的一出戏。”

四、《总统每日简报》

《总统每日简报》是中央情报局(CIA)在头天晚上撰写，第二天交给总统阅读的一份10至12页的报告。斯诺登事件之后，Clapper在任职期间所做的一大举措就是公布了成千上万的绝密档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总统每日简报》，这是从肯尼迪时期起每天由中央情报局送到白宫的高度机密情报文件。

在过去一年中，Clapper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公开了直到福特时期的大部分简报文件。

那么，《总统每日简报》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谁又能看到它呢？

从外表看，《总统每日简报》只是一本蓝色的三环活页笔记本，封页上印着“总统每日简报”。里面的内容则是中央情报局认为在过去24小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和信息，包括针对美国的潜在恐怖威胁以及外国领导人的身体状况等。

曾担任克林顿总统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沃尔西称：“如果有什么新的、令人兴奋的以及重要的事情，这都是《总统每日简报》的主要内容，就像是报纸的头版。”

《总统每日简报》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汇报者和局长于每天上午8时送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会有另外三个人在场，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会得到这份简报的复印本，另外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有一份。

美政府官员称，有权看到这份简报的人不超过10个，当这些内阁成员在阅读时，会有CIA的汇报者在一边等着。等他们看完之后，这些复印本将会被带回，送到中央情报局位于兰利的总部。

《总统每日简报》不同于布什总统每天阅读的“威胁评估”（它是美国情报机构单独编写的一份关于可能发生恐怖活动的情况汇编）。布什总统只是在“9·11”事件后才收到这样的“威胁评估”，而《总统每日简报》至少自福特总统以来就存在了。

国家安全事务官员称，《总统每日简报》也有别于其它的情报报告，它使用了一些更好的情报收集和描述方式。沃尔西称：“关于情报来源，简报里列得十分清楚和详细。如果您知道来源是什么，你就可以对情报做出更好的判断。”

五、“新型”战争形式

Clapper任职期间美国政府牵头发动了一种“新型”战争，也是他任职期间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之一。2008年，一支由以色列特工和美国特工组建的秘密小组向伊朗纳坦兹核基地释放了震网（Stuxnet）病毒，该病毒物理破坏了核基地的浓缩铀离心机。2010年，就在Clapper即将上任之际，这次秘密袭击事件遭到了曝光。

此后，其他国家也开始纷纷攻击美国，2014年，伊朗威胁说公开拉斯维加斯金沙娱乐城的客户资料，朝鲜也入侵了索尼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就在2016选举日几周前，Clapper还指控俄罗斯官方干涉美国总统竞选，非法入侵选举和政党计算机系统。

Clapper称，和美国未来几年将要面临的事情相比，他担心的不只是资料遭到破坏和威胁，还有数据操纵，这便是他所说的“下一个越过底线的事儿”。对手巧妙地编辑并破坏美国计算机系统内的信息，逐渐削弱美国民众对政府或者行业记录的信心。

Clapper说，政府和私人网络的安全根本没有达到所需标准。同时，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进攻能力是维持网络和平的关键。Clapper对于提供端到端加密的应用和服务器的快速传播表示遗憾，他认为斯诺登曝光的文件让全世界提前七年用到了先进的加密技术。

针对此事，他认为政府需要与技术产业合作，以平衡社会对安全性的要求和对个人隐私的担忧。

他说，“我认为，所有拥有创造力和智慧的行业在资源支持的情况下，都可以提出一套解决方案的。” Clapper想知道托管系统中的密钥多方持有是否可行。他认为，“肯定有比这种专制更好的方式，这样色情作家、强奸犯，罪犯、恐怖分子、毒贩和人口贩子就不会漏网。”他认为，把加密技术作为反对网络攻击的堡垒并不靠谱，相反，他认为威慑遏制才是应有的策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美国开创了网络战争时代一事并不重要。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开创者，那我会很高兴。”他希望使用像震网病毒这样的武器，以及他们所展现的足以摧毁现实世界的破坏力，努力让敌对国家之间维持和平。任何网络攻击行为肯定会导致报复性攻击，而此举将会摧毁自身的核心系统，那么他们就不会采取行动了。

他说，“在我们制造出震慑物和震慑心理之前，这些攻击将继续下去。”他不知道威慑战略是什么。“人们能够理解核威慑，但网络威慑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

他很乐意将这个问题传递给他的继任者：我可不想做这种作业。

他同时还说，在其他方面，美国还需要有远见。美国太专注于恐怖主义，而对长远威胁不够重视，比如，最麻烦的是远程战争威胁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建设的反卫星能力、威胁到美国主导地位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人工智能以及人类基因组改造等都可能会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美国人民应该去适应类似发生在巴黎或加利福尼亚圣贝纳迪诺的恐怖袭击时，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冷战，有几十年。”

六、是非功过且由后人评说

虽然Clapper勉强接受斯诺登事件对他个人声誉有所损害，但他更担心的是该事件对情报工作者的影响。他担心国家和国会可能背叛那些曾经为它效力的员工。

911事件后，中央情报局官员负责运营机构的“黑网站（black sites）”和酷刑项目，但后来政府和国会背叛了这些官员。他担心有一天国家会以同样的方式背叛那些执行无人机袭击的员工。

他说，“我担心人们有一天追溯回去，然后觉得用无人机杀人是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批评、起诉，甚至是审判那些参与到无人机袭击中的人。”

他说，“我觉得用道德标准评判过去的事情真的很烦人，人们不断针对美国之前做过的事情提出各种问题。如今，每个人都认为，二战中扣押日本裔美国人的行为极其恶劣，但当时这似乎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

他担心如今的间谍面临着同样的政治风向变化，他们基于忠诚进行的合法授权行动最终却沦为被政治迫害的基础。他认为，在过去15年里，美国情报机构的确犯了错误，但从未故意违反过法律。

令Clapper不满的是，这样的迫害会反致他的员工质疑工作的价值和荣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市政厅会议上问他的问题让他陷入沉思：你觉得监听道德吗？

Clapper停了一下，霸气十足地回答：“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做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情报体系的历史一直与美国人民的信任相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本身是不道德的，只是意味着工作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完成。我一直把情报工作当作一份无比光荣的职业，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牢记并时刻遵守我们的道德准则和法律。”

Clapper说他相信中央情报局在招聘新人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要留住员工并不容易，特别是技术人员，他们容易被私营部门的工资和自由度所诱惑。Clapper说：“当我任命于空军后，我就致力于为该机构奉献我所有的工作热情。但是我孙子和他那一代的人就不会这样想，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献身于一个职业。”

Clapper的孙子已经到了跟Clapper最初做情报官一样大的年龄，且同样任职于中央情报局进行技术工作。爷孙俩年龄相差53岁，在过去一年里，两人一直在谈论技术、美国情报局的未来及其员工等问题。

虽然Clapper会偶尔在晚上喝一杯孟买杜松子酒加奎宁水（或马提尼），但他却没什么机会可以真正地放松。他反问记者，“过去六年里，你有放过一天假吗？完全不工作的那种？”还没等记者做出回答，他马上接着说：“我没有。过去六年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等我们结束谈话后，我还要继续工作。我经常需要加班，然后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总统办公室。”

Clapper说他期待着离职的那一天，即使很多同事都会担心他离职之后会发生什么。

2016年秋天，他在公开场合说，“很多人会对此感到不安，新的选举周期将会迎来新的领导人，同时面临更多新的挑战。我喜欢简单的运动，如骑自行车，但是在任时，我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复杂，这要求我需要时刻谨慎。如今卸任在即，我会欣然地与过去的一切告别，同时期待再次做回最自然的自己。”

他顿顿后继续说道，“24小时实时监控下，压力太大了！”

与大多数他监视的国内外目标不同的是，他清楚地知道他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中，而监视他的人，是你，是我，是国家，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