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波特（Bill Porter），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著名汉学家。1970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机缘巧合之下开始学习中文，从此爱上中国文化。多年来，比尔·波特一直将翻译和旅行作为学习、生活和修行的方式。1989年至今，比尔·波特多次深入中国各地，以外国人的崭新视角、旅行家的探索精神，写下大量介绍中国风土人情和文化古迹的著作。目前，比尔·波特已出版《空谷幽兰》《黄河之旅》《寻人不遇》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30多本。
·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方言，中华文化是多姿多彩的，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链条
·作为一个身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接个体，需要在翻译时尽量保持文本的原意，同时又为其引申含义留下阐释空间，这样才能让跨文化读者通过注解理解文本的多层韵味
·文化始终处于动态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对事物作出全新诠释，并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不断革故鼎新，保持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让其吸引更多“圈外人”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外发声的“voice”。当我们将这一切具象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时，“voice”可以理解为“你的声音”“你说话的方式”以及“你发声时的态度”
·持续保持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让更多的“外来者”自发讲出他的中国故事是非常明智的举措
一本《空谷幽兰》为比尔·波特赢得“美国徐霞客”的称号。这些年来，他踏遍中国千山万水——终南山深处，寻访喧嚣之外的隐士文化；僻静乡间，找寻千年前文人墨客的遗迹；滔滔黄河畔，感受中华文化的奔腾不息……这些旅行经历，落到他笔下，变幻成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文字，吸引了大批读者。旅行者、作家之外，比尔·波特更是一名翻译者。他是《寒山诗集》第一位英语全译本的译者、第一位翻译韦应物的外国人，这些年来他将近2000首中国古诗译成英文。“As I turned my head, she was there where the lantern light was faint……（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近日，接受记者远程采访时，通过摄像头，大洋彼岸的他用英文朗诵完辛弃疾的词后，忍不住感叹：“旅行是我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我亲近中国文化的独特方式。而翻译是我生活、学习和修行之‘道’，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我更像一名舞者，与原作者‘起舞’，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共舞’，并寻找其根基所在。”上世纪40年代，比尔·波特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富商之家。见识了财富带来的能量及特权后，他早早就明白，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看到的很多人都戴着面具，不真实”。而他自己，总是被孤独吸引。“有时，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只有独处时，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后来，一度管理过52家酒店的父亲破产，比尔·波特如释重负，开始寻找精神上的自由。
1970年，比尔·波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为申请奖学金，原本对中国文化毫无兴趣的他决定修学中文课程。结果，就是这次偶然的选择，让他迷上禅宗，爱上中国传统文化。两年后，他放弃读博，带了200多美元启程前往中国台湾。
在台湾期间，从佛光山寺到海明寺再到阳明山，他每日打坐、早课、晚课。空余时间，他就看书、读诗，中英文对照着读，中文进步很快，让他动了将中国的诗歌翻译为英文的念头。
翻译的初衷来源于发自心底的热爱。他用中西方绘画作品的不同进行比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每一部分都是有颜色的，是实的。但中国的山水画，总是空空的，要我们自己去琢磨。中国诗词也一样，它们不会说太多，需要读者自己去填充其中的空白。”同时，由于中国诗歌可以用很少的篇幅，比如五或七个音节，就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意境，“这是英文做不到的。”
第一次试水，比尔·波特就将目光锁定唐代诗僧寒山。“‘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寒山是一位伟大的隐士，从他看似简单的诗里，我仿佛看到令人向往的古人的生活，也读出所谓的‘道’以及一些超越语言文化的精神。”
比尔·波特给自己起笔名叫“赤松”，“中国人喜欢红色，我最喜欢的树是松树，那我就叫赤松吧。”那段时间，周末时，他是比尔本人，在山下的咖啡馆里，与朋友谈论文学与诗歌。但周一至周五，他就隐居山上，打坐、翻译。与之前的翻译相比，比尔更注重诗歌的言外之意，“语言只是窗户，你得透过它，看到它后面的东西，才能译得准确。”
1983年，比尔翻译的《寒山诗集》问世。因为风格轻松、清新，有人评价：“像是日常对话，通透畅达，引发读者交流和接受，体悟意蕴。”
翻译完《寒山诗集》，比尔又开始翻译中国古代隐士拾得、丰干、石屋的诗。比尔开始追问：在中国，还有寒山或石屋这样的人在山里修行吗？他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到中国寻找隐士的念头开始萌生。
“寻隐之旅”的成行，源自一次相遇。
婚后，比尔·波特到台湾一家英文电台谋得一个职位。采访中，他认识了台塑集团掌门人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听说比尔·波特有想去寻找隐士的愿望，王文洋欣然出资相助。
1989年，比尔与摄影师史蒂芬·约翰逊一起踏上“寻隐之旅”，“我找出自己的旧背包，让人钉上新袋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
从北京到恒山，再到五台山……比尔一路向南，终于在西安附近的终南山看到“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的隐士们。他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自己种土豆、蔬菜，吃松树的松针和花粉，“或承担深重的孤独与贫寒，或在寺庙里忍受着游客喧嚣，琐碎杂务，或者疾病缠身”。但他们灵魂深处的纯粹和坚定深深感动着比尔，“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比尔决定，要写一本书告诉外国人，数千名修行者在终南山上，过着和一千年前差不多的生活。
翻开《空谷幽兰》，一幅手绘的关中地图出现在记者眼前，那是比尔用脚步丈量过的地方。隐士的天堂、月亮山、举世皆浊……之后的12章里，比尔用平淡质朴的语言，写出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隐士故事。《空谷幽兰》出版后，很快引发西方读者对隐士文化的关注，“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有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而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比尔这样评价：“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1991年的黄河之旅、1992年走访彩云之南和丝绸之路……“寻隐之旅”后，比尔在中国的旅行一发不可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黄河之旅。从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渤海岸边一去不返的寻仙船、孔子墓上高高的蒿草、函谷关传奇的羊肠小道、壶口瀑布的地动山摇、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还有我拿出家人照片时围拢过来的人群，他们那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一路上，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方言，让比尔发现，中华文化是多姿多彩的，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华文化链条。
旅行结束后，比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做成了240期电台节目，之后，节目文稿被改写为《黄河之旅》。这部游记详尽记述了他5000公里行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书的最后，他不禁感慨万千：“在这条河边，中华文明从5000年前开始发轫；在这条河边，中华儿女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在这条河边，中国人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一个黄布袋、一瓶威士忌、三个酒杯……10多年来，比尔·波特跨越时空距离，在旅行中寻找中国古代诗人，他说：“在中国旅行，宛如穿行于历史之中。”
2012年8月，比尔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出发，经过西安、成都等，最后到达浙江天台山。一路上，他探访孔子、李清照、白居易……每找到一位古代诗人的墓地或纪念碑，他就掏出酒杯，倒上几杯酒，一杯敬天地，一杯敬逝去的诗人，一杯敬自己。
让比尔难忘的是，他所拜访的诗人墓地之间区别很大。在西安的司马村，一位老人带着他穿过一排砖混结构的房子，大约走了100米，穿过豆角地、茄子地、玉米地、洋葱地，最后他们在一座大坑前停下，那是唐代诗人杜牧的墓地。他倒了一杯酒，自己喝了一口，把剩下的洒在土坑里，大声朗读起杜牧的《清明》。比尔感慨：“这些诗人的墓地有的简陋，有的宏伟，但他们的诗歌却流传下来。那些诗并不会专属于富商或者高官，诗歌可以超越财富和权力，它直入人心，甚至能让人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2017年，比尔又开始苏轼和陶渊明的追溯之旅。他沿着苏轼的南贬路线，从江苏常州南下至广东、海南。苏轼在最后的时光里，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因此，比尔返回江西，在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归隐之地结束自己的行程。“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吴山镇蔡河村，一座未得到学者共识的陶渊明墓碑前，他斟满一杯酒，吟诵苏轼的《和陶饮酒》，“献上我对这位偶像的无比崇拜和感激。我也和苏轼、陶渊明一起干上一杯。”
这些寻人而不遇的经历，被比尔写进了《寻人不遇》《一念桃花源》两本书中。
而今，比尔在美国西雅图一个叫汤森港的小镇上过着田园式的退休生活，“耕种自家的菜园，采摘丰收的果实。我还喜欢在海边的山上散步，跟邻居鹿儿们说早安。”也许，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的“空谷”。
记者：很多中国读者是通过《空谷幽兰》第一次接触到您，您为什么会如此关注中国古代的隐士群体？
比尔·波特：刚接触中华文化时，我觉得它是一个宏大而又晦涩的主题，难以找到切入点。就在困惑之时，我借住的台北海明寺主持悟明法师交给了我一本《寒山诗歌集》，他对我说：“比尔，你可以试试翻译这些诗句。”
寒山是中国唐代著名隐士。他屡试不第，30岁后隐居于浙江东部的天台山。“寒山深，称我心。纯白石，勿黄金。”“众星罗列夜明深，岩点孤灯月未沉。”还记得当时，我看到那些清丽的句子时，很难相信在诗歌繁盛的唐代，能有这样近乎白话的诗句。
之后，我开始被中国古代的隐士群体所吸引。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上，隐士这个群体始终存在：他们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看似他们与时代脱节、默默无闻，但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尧也曾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选择隐士许由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东晋诗人陶渊明被放逐后，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唐代诗人王维也曾隐居终南山，在那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们可以发现，隐士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和理解世界，这种体验和世界各国的隐士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与中国隐士群体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后来，正是对隐士的追寻开启了我对中国古典著作的译著之路。从此，我开始醉心翻译，沿黄河逆流而上，探访中华民族的发源。这便促成了后来《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彩云之南》等多部游记。
记者：听说您正在翻译辛弃疾的诗集，从早年关注寒山、李清照的禅意婉约，到如今的豪放舒朗，您的关注点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比尔·波特：在外人看来，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但在我看来，关注点并未发生变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场寻“心”之旅。或隐逸，或婉约，或豪放，此番种种皆是外“相”。而我始终找寻的是一颗直面人生的“赤子之心”。
当年在济南辛弃疾故里，我读到“少年不识愁滋味”时，就喜欢上了辛弃疾。他最打动我的，是他用“赤子之心”书写的“词”与“律”。
辛弃疾少时起兵征战，中年游历辗转，暮岁扼腕释然。这样的经历、寂寥与疏阔并存的内心构成了辛弃疾“词”的豪放。
更吸引我的则是辛词之“律”。诚然，时隔千年，稼轩居士所谱曲调早已散佚，但仅从文本中我们仍能领略到他对音律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而这种乐感，让我体会到了他豪放之中的寂寥、豁达之外的幽默。
写沙场点兵的慷慨悲壮，辛弃疾特意选用平声韵的词牌《破阵子》，平声韵低回悠长。“八百里分麾下炙”“马作的卢飞快”“了却君王天下事”每阙首句尾字皆用去声字，如阵阵军鼓，铿锵有力，捶击读者心房。而他对于词牌《贺新郎》的运用，有时会将七字句拆分为三字一句、四字一句的两个短句；有时则会用到三字句至八字句不等的形式，这让词作在节奏上跌宕多变，宛如一曲爵士乐——西装革履下，是笑看一切的不羁与玩味。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正在写作一本关于苏轼的书，您为什么想将他介绍给西方读者？
比尔·波特：东坡先生是我的英雄。他初贬黄州，再徙惠州，终至儋州——宦海沉浮三十三载，天涯颠沛，他却心如砥柱，壮志犹怀。耕读自给，与民同乐，笔耕不辍，教化育人。同命运的抗争与自我的救赎，是一个普世命题，但苏轼选择的方式，却有着中国式浪漫——所谓“恕”，便是以帮助他人，实现自己与命运的和解。
所以当出版社询问我是否愿意写作一本关于苏轼的书时，我欣然接受了。在这本书里，他的一生将是故事的主线，而诗歌则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束光。我非常希望将这颗兼济天下的至诚之心介绍给西方读者。当然，这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需要在西方视角下阐释天下大同般集体主义的利他性如何成为自我救赎的手段。
记者：在您看来译著的要义是什么？
比尔·波特：关键在于一个“诚”字。所谓“诚意正心”，首先是对自我的“诚”。比如，我的中文名“赤松”，是我进行翻译时才会使用的笔名。这就像一个小小的仪式——当我开始翻译时，我不再是比尔·波特，我只是赤松。我需要将自我收敛到最小的程度，去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奇妙转换。
其次是对于文本的“诚”。作为一个身处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接个体，需要在翻译时尽量保持文本的原意，同时又为其引申含义留下阐释空间，这样才能让跨文化读者通过注解理解文本的多层韵味。
比如在翻译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时，我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直译成了一个寻而复得的爱情故事。这既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这位仗剑词人的浪漫情怀，也为“香草美人”的隐喻留下注释空间。
记者：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您也翻译过《道德经》等经典，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将这些文本中的深层含义传达给西方读者？
比尔·波特：语言就像一棵大树，它有着庞大的根系。我们日常的交流用语，处在根系最浅表的位置，脉络简单，清晰明了。但当你深入挖掘就会发现，这些树盘根错节，还有很多始终隐藏在泥土磐石之下。这就像中国古典诗歌，它们在文本之下，埋藏着丰富的含义等待挖掘。
作为一名翻译者，如何在不破坏文本意蕴进行阐释性直译的同时，将这些隐喻带入西方语境可以理解的范畴？《诗大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翻译者就需要回到这首诗的原点，回到作者在动心起念写下这首诗的前一瞬，去找寻诗人“词意在心”阶段的所思所想。
这就像与原作者“合跳”一支舞。这样的“共舞”，让我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以文字为媒介，同古代先贤成为朋友，这也让我翻译的文字拥有了近似于原文的气质——他是一名中文“舞者”，我是一名英文“舞者”。作为舞伴，我不可能成为他的复制品，就像我不可能变成一个中国人。但我可以体会他的舞步，跟上他的节奏，传达出与他的舞姿一样的情绪。
记者：我们应当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比尔·波特：文化始终处于动态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对事物作出全新诠释，并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不断革故鼎新，保持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让其吸引更多“圈外人”。同时，在我看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外发声的“voice”。当我们将这一切具象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时，“voice”可以理解为“你的声音”“你说话的方式”以及“你发声时的态度”。对于中华文化圈外的“局外人”而言，传播者的情绪态度，讲述的方式都会影响到传播的效果。那么如何把握其间的分寸？结合自身经历，我认为像我这样的桥接群体，可以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引用苏轼的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原生文化，我们常常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自明。而在跨文化传播中，有着多重文化体验的桥接群体，则可以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更好找到自身文化的坐标，也能解决好跨文化传播中三个关键问题，即讲什么故事？谁来讲故事？如何讲好这些故事？所以，持续保持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让更多的“外来者”自发讲出他的中国故事是非常明智的举措。就像寒山的诗句为我打开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大门并让我终生致力于此，中华文化这一璀璨的宝库，也能让更多“圈外人”发现自己的志趣所在。几年前，重读《三国演义》。我翻开历史地图对照地名，想着有时间，到孟获城、五丈原等地，以亘古不变的山川为起点，在浩渺时空中，看世事浮沉。但困于琐事，计划迟迟未能成行。直到不久前读到《寻人不遇》《黄河之旅》等，才发现类似的事，比尔·波特早就做过：数十年间，他跨越大半个地球，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用脚步丈量时光的维度。我想，这样的坚持来自比尔·波特对中华文化的深切热爱。他曾说，上下五千年时光，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无尽的故事，“在中国旅行，宛如穿行于历史之中。”为此，他没有停下旅行和写作的脚步。从孔孟之乡，到千年古都，再到“天府之国”、苏浙“天堂”，面对滔滔沂水，他不敢相信，千年前，孔子也曾在这里临流而立，并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到浣花溪旁的石桌，他仿佛看到，杜甫正坐在院子里寻找灵感，“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生动景象从时间深处缓缓走来……跟随他的脚步，我看到历史的苍茫底色，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响，伴着文字的力量，让文化得以永续传承。我还看到苍茫之外的一抹亮色：直面时光流逝，他没有悲天悯人，而是视古人为朋友、为英雄，隔空与他们喝酒、吟诗。这样的乐观豁达，洋溢纸间，也透过屏幕，传递给地球另一端的我。“be happy，and become who you are（快乐，并成为自己）。”他说，这是中华文化对我们心灵的启迪，也是其魅力所在。这也许就是历史传承对生命个体的意义——照亮当下、未来，陪伴你我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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