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什么时间,只能和大家做一些浅层次交流,昨天和以后的文章,我会在随后做出较为严密的逻辑构建,和更深度的挖掘。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是不一样的,需要不同的统治方式,这就是克莱武与康熙皇帝眼里对待政治的看法。
克莱武认为,英国国内崇尚西方文明的国民,所适应的政治制度,不可能与孟加拉的伊斯兰邦国相同。那些在英国行之有效的体制、合法性,在孟加拉穆斯林的眼里很可能一文不值。所以,克莱武即便废掉伊斯兰王公Mir Qasim,也会用另一个伊斯兰王公Mir Jafar取而代之,他绝不会有一丝一毫地冲动把更加文明的大英帝国本土法令实施于孟加拉穆斯林的头上,这不是因为他不热爱文明,而是因为他更热爱现实。他即是征服者,也是一个生意人,他必须理解统治成本的政治意义。
在大英帝国横跨世界的版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伟大征服者统治世界技巧,以不同的制度统治不同的民族。在阿曼和南也门,那里是阿拉伯部落酋长在统治;在南非,布尔人继续玩弄他们残酷的族群隔离;在埃及,法鲁克王朝继续扮演自己的法老角色;而在印度,英国人几乎以十几种制度进行不同的统治。在一国N制下,大英帝国以最低的成本建立自己广袤的统治。
清帝国同样类似:对蒙古,他们施行旗王分封制度;对满族,他们施行传统的八旗编户制度;对汉人,他们则开科取士,效仿传统的中原帝王;对南疆,他们则实施沙利亚法的伯克统治;对西藏,他们则扮演文殊菩萨,以宗教麻痹当地的民众。大清皇帝正是通过各个族群最适应的政治结构,来统治各个族群,最终以极低的成本,维系了极为长久的统治。
那些成功的帝国,就在于他们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统治资源的损耗,从而维持了长久的稳定。他们的技巧,往往是相似的。
大英帝国严禁英国殖民者与难以融合的本地人过多交流(印度、香港、马来亚、也门、阿曼等),因为其深知双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贫富和认知差异,不必要的接触将激发难堪的被殖民者不必要的族群意识形态;满清的政策同样类似,遍布全国的满城背后,是清王朝严禁享受着铁杆庄稼福利的旗人们与当地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