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贵州发起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阳春三月,春风唤绿。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村头的山岗上,四个红色的巨型大字巍然矗立——穷则思变。
遥相对应,塘约村村委会三楼,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塘约在变。人们挖掉分割土地的田坎,将破碎的田地连成一片。传统农业变成现代农业,“沉睡资源”变成“鲜活资产”。
塘约变了。破旧民房变成靓丽民居,泥泞小道变成宽阔油路。欣欣向荣的产业与优美和谐环境的交相辉映,人们齐心协力筑梦小康。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对“塘约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塘约之痛:“空心化”“空壳化”难治
“请酒风”“人情债”泛滥
塘约陷入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
思变因穷!
变化前的塘约,与很多村庄一样,染上了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质量退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难以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等“三农问题”。
“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塘约村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回忆,“1996年到浙江打工的3年,是流着泪熬过来的。”
背井离乡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上不能养,下不能教。彭远科说,尽管挣钱回家盖了楼房,但两个孩子没有读好书,得不偿失。
彭远科的经历并非个别现象。最多的时候,塘约村的1400多劳动力,有1200多人外出打工,30%的土地撂荒。
汹涌的打工潮,淘空了农村主要劳动力,村庄出现“老龄化”、“空心化”。
统计数据显示,贵州800多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随之而来的是20多万留守儿童和数量同样庞大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8亿人,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出。
早年,村支书左文学也曾卷入打工潮,但他很快发现打工不是长远之计,决定回乡发展。
“我试种过中药材,把握不好技术,失败了；改行养猪,遭遇市场价格下跌,连老本都赔了进去。后来靠养牛才找到钱。”作为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左文学说,“待在农村,靠单打独斗,规模做不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能够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
剔肤见骨找病根。在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分”得彻底,“统”得不够,村集体经济出现“空壳化”,村两委的调度指挥功能弱化,规模化生产难以组织,乡风文明无力引领。
贫穷往往伴生愚昧,办酒请客风泛滥,压得村民喘不过气。
前些年,“请酒风”盛行,订婚酒、周岁酒、升学酒、落难消灾酒……五花八门,互相攀比；你办我办大家办,送了钱的都要变着法子把礼金找点回来。
更让人忧虑的是,很多“农二代”焦虑地发现,他们既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到乡村,成了“扛着锄头的市民”。
如何促进乡村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破解的课题。
塘约之变:“三权”促“三变”
小支部起大作用
“死资源”变“活资本”
小农户成“大股东”
村庄重新焕发生机
塘约之变,发端于2014年6月3日的那场特大洪灾。
危难之时显本色。洪灾发生的当晚,塘约村党员和干部分头救灾,把老人、妇女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全村无一人伤亡。
灾害面前,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员是大家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是大家的依靠。
洪水冲毁了房屋、道路和田地。庄稼没了,地界也没了。面对无家可归的村民,左文学千万遍地问自己:“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6月5日,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踩着泥泞,“突然”出现在被洪水洗劫后的塘约村。左文学与村干部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几名妇女听说是市委书记,一下把周建琨围住哭诉:“啥都没了,房屋倒了,粮食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动情地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周建琨很感动:塘约村人不要钱不要粮,要的是路!
周建琨对左文学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懵了。心想大水冲得什么都没了,还有啥前途?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建琨说,“从这次洪灾中我看到你这个班子的凝聚力很强,群众也很有志气,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要发挥群众的内生动力。”
家产没了,只有背水一战!地界没了,反而没有顾虑!左文学豁然开朗。
当天晚上,左文学就把村班子召集起来。“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左文学与大家谈开来:“大家想一想,包产到户前十年,我们靠抠泥巴很快解决温饱,后来打工潮兴起,年轻人不把土地当回事,就是因为土地效益低。如果把村里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种市场需要的农产品,我们的土地资源就盘活了。”
塘约村两委把这一想法征求群众意见,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随后,塘约村成立了村级合作社及土地流传中心,通过对全村土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农村房屋、小型水利、集体财产等七权进行确权,通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让确权、赋权、易权有效转换,把土地回归到村集体,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效益按照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罗凌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塘约之变,有有形之变,也有无形之变,体现在思想之变、思路之变、环境之变、素质之变、干部作风之变、产业发展方式和经营格局之变,变富了农民,变美了村庄,变好了风气,变强了集体经济,变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变出了凝聚力,变强了战斗力,变优了向心力,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它启示我们,财力有限,民力无限。只要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变出一片新天地。
塘约村集体合作社的成功组建,为扶贫项目资金发挥造血功能找到了载体,为发展现代农业、村公益事业扫清了障碍。全村美丽乡村建设迅速实施,产业调整不断告捷,蔬菜、莲藕、精品水果、绿化苗木基地发展到3800亩。村民不仅可以享受到土地入股红利,还可以在基地务工获得收入。不仅如此,塘约村还成立了运输分会、建筑工程队、农村妇女创业联合会等合作组织,利用村里的劳动技能优势壮大集体经济,拓展群众致富门路。
数字显示,2013年,塘约村人均纯收入不足4000元,属于二类贫困村。到201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提升到10030元,全村138户60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90%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每家都住上了新屋,过上了小康生活。
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改革办主任、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试验试点办公室主任李裴认为,塘约经验,是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模糊的产权清晰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再造双层经营“统”的功能,探索推进农民由“分”到更高层次的“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对“双层经营”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邓小平同志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一个实践方向,走出了一条西部贫困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新路。
当代文学家、学者王宏甲到访塘约村后深受震撼,5次深入塘约写成报告文学《塘约道路》。
塘约之约:
省委书记与村支书的“翻番之约”
村党支部与村民的良风美俗之约
其实都是全面小康之约
3月21日,省委书记陈敏尔来到塘约调研,与村支书左文学说:“我们来个约定,你用三年时间,实现产值500万元到1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元。”
送走陈敏尔,左文学与村班子约定,把目标提高到2000万元,自加压力促发展。
无论是与省委书记的约定,还是与村班子的约定,左文学知道,其实都是与村民的全面小康之约。
“我是受左文学不放弃的精神感动,选择到塘约种植羊肚菌的。”研究菌菇的专家、贵州神龙高科有机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永德说,大棚种植羊肚菌亩产值达6万元,最初他认为安顺不宜种植,但经不住左文学三番五次邀请,还是来了。
曾永德的话语,透视出村支部“领头雁”的责任和担当。
“如果再优化产业结构,塘约与省委书记的约定还有可能提前实现。”左文学和村班子成员卯足了劲。
塘约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换来了村庄生机勃发。但在左文学看来,塘约不但要实现物质上的富裕,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正如王宏甲在报告文学中所说:“给乡亲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
于是,塘约有了良风美俗之约。为了根治农村办酒的顽疾,2014年,塘约村两委发挥村民自治功能,组织村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制止酒席风和倡导文明新风的“红九条”,包括公共卫生、孝敬奉养父母、管教未成年子女等内容。对于拒不执行者,一律拉入村里的“黑名单”,不予办理各种事务,3个月考察合格认错后才恢复权益。村民们对于这些共同制定的道德底线互相监督,心悦诚服。
在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看来,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引领改革,选好了一个班子,选对了路子促成了塘约之变,“塘约经验”将在安顺所有行政村全面推开。
塘约故事,正成为全国和贵州学习的典型。安徽省委组织部到塘约考察后,专门订购了2万册《塘约道路》,分发给该省各级党政干部学习；全省不少市县乡村干部前来考察学习,推广塘约经验。
刚刚离任安顺市委书记的省政协副主席、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说起塘约如数家珍、饱含深情:“塘约之变,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塘约是靠村支部引领改革发展,通过体制创新激发内生动力。今天的塘约不是最富裕的村,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它能成为成长性最好的村,它的明天更可期。塘约经验也将会被带到毕节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