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贵州发起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阳春三月,春风唤绿。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村头的山岗上,四个红色的巨型大字巍然矗立——穷则思变。
遥相对应,塘约村村委会三楼,端端正正地悬挂着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塘约在变。人们挖掉分割土地的田坎,将破碎的田地连成一片。传统农业变成现代农业,“沉睡资源”变成“鲜活资产”。
塘约变了。破旧民房变成靓丽民居,泥泞小道变成宽阔油路。欣欣向荣的产业与优美和谐环境的交相辉映,人们齐心协力筑梦小康。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对“塘约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塘约之痛:“空心化”“空壳化”难治
“请酒风”“人情债”泛滥
塘约陷入经济和精神双重贫困
思变因穷!
变化前的塘约,与很多村庄一样,染上了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质量退化、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难以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等“三农问题”。
“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塘约村村委会主任彭远科回忆,“1996年到浙江打工的3年,是流着泪熬过来的。”
背井离乡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上不能养,下不能教。彭远科说,尽管挣钱回家盖了楼房,但两个孩子没有读好书,得不偿失。
彭远科的经历并非个别现象。最多的时候,塘约村的1400多劳动力,有1200多人外出打工,30%的土地撂荒。
汹涌的打工潮,淘空了农村主要劳动力,村庄出现“老龄化”、“空心化”。
统计数据显示,贵州800多万人口常年在外务工,随之而来的是20多万留守儿童和数量同样庞大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8亿人,城乡二元结构日益突出。
早年,村支书左文学也曾卷入打工潮,但他很快发现打工不是长远之计,决定回乡发展。
“我试种过中药材,把握不好技术,失败了；改行养猪,遭遇市场价格下跌,连老本都赔了进去。后来靠养牛才找到钱。”作为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左文学说,“待在农村,靠单打独斗,规模做不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能够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
剔肤见骨找病根。在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分”得彻底,“统”得不够,村集体经济出现“空壳化”,村两委的调度指挥功能弱化,规模化生产难以组织,乡风文明无力引领。
贫穷往往伴生愚昧,办酒请客风泛滥,压得村民喘不过气。
前些年,“请酒风”盛行,订婚酒、周岁酒、升学酒、落难消灾酒……五花八门,互相攀比；你办我办大家办,送了钱的都要变着法子把礼金找点回来。
更让人忧虑的是,很多“农二代”焦虑地发现,他们既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到乡村,成了“扛着锄头的市民”。
如何促进乡村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破解的课题。
塘约之变:“三权”促“三变”
小支部起大作用
“死资源”变“活资本”
小农户成“大股东”
村庄重新焕发生机
塘约之变,发端于2014年6月3日的那场特大洪灾。
危难之时显本色。洪灾发生的当晚,塘约村党员和干部分头救灾,把老人、妇女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全村无一人伤亡。
灾害面前,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员是大家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是大家的依靠。
洪水冲毁了房屋、道路和田地。庄稼没了,地界也没了。面对无家可归的村民,左文学千万遍地问自己:“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6月5日,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踩着泥泞,“突然”出现在被洪水洗劫后的塘约村。左文学与村干部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几名妇女听说是市委书记,一下把周建琨围住哭诉:“啥都没了,房屋倒了,粮食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
周建琨动情地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周建琨很感动:塘约村人不要钱不要粮,要的是路!
周建琨对左文学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懵了。心想大水冲得什么都没了,还有啥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