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德意志年轻一代在经历了1871到1898年的辉煌立国时代之后，义无反顾走上世界战场，在特赖奇克“民族精神”之火的炙烤下，他们可谓信心满满，深信自己所要从事的乃是人类事务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那就是“革命”；他们将为此而肩负使命；对于一个渴望体验革命却在1848年遭受虚假革命羞辱的民族来说，这值得同情，而且也不难理解；但很难相信那一代德意志知识分子在炮制“1914观念”、并使之与“1789观念”比肩时，内心当中运行的是何等的兴奋和天真；他们当中绝少有人从纯粹的民族厮杀和复仇这一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待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拉萨尔左翼力量以及天主教政党支持战争的声明发布之后，他们看到往日里各行其是的一切力量都汇入“民族”的激流涌动当中。米什莱用于描述1789事件的那种浪漫并趋于神秘的“法兰西同一性”在1871年被最终击碎之后，仿佛又作为一个更为贴切的隐喻在“德意志同一性”中获得重生并道成肉身。那一代人中的激进者不吝于将歌德、席勒视为德意志国家需要清洗的“毒剂”，因为此二人在长达二十年持久而热烈的通信中，谈到发生在德意志国土上或者德意志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战争的篇幅不到十页，对其中的功绩和失败均无自豪和痛苦之感；1914的人们甚至无法原谅黑格尔在耶拿仅仅满足于找到一块研究哲学的地方。回首过往，秉持“1914观念”的人们所自认继承者乃是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同胞书》中发出的那项激烈呼吁：“那些认为不可见的生活是永恒的人，可以拥有一片有助于他们为祖国服务的天空，在片有助于他们为祖国服务的‘天空’对这些人来说纯粹是精神性的。但是，他们无法拥有世俗的祖国……没有分享这个世俗祖国的人，只好向隅而泣了。”同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杂多的怪物”相比，德意志帝国是单一的和同一的；同歌德和席勒的纯粹精神性“天空”以及温克尔曼的纯粹艺术相比，德意志帝国乃是一个拥有单一主权意志的政治实体观念。
11月11日
的投降是对“1914观念”的毁灭性打击，德意志知识分子及其保守派联盟为投降感到羞耻，但他们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却正是他们自身错误的推理和糟糕的设想。布兰希特此刻以民族政治教师的身份揭示了隐藏在“1914观念”背后的真相，那就是工业资本、金融寡头和容克残余势力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的本质就国内而言就是为道德上已经没落的资产阶级利益寻求稳固的政治框架，就外交方面而言，则势必走上挑战英格兰商业霸权的道路；这种利益诉求利用了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天真，并动员了俾斯麦一手塑造的“波拿巴主义帝国”的大众力量。既然神秘的天意认可了德意志使命，却为何让德意志民族遭受如此的羞辱和挫败？面对此种问题所激发的巨大失落感，保守派联盟给予的回答只能是“背后一刀”的阴谋，并试图从中为大众寻求慰藉。此举只不过暴露了“1914观念”的虚假、脆弱和内在分裂，并直接导致了对左翼革命力量的镇压和绞杀，虚假的革命杀害了革命的私生子；即便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也对此举感到遗憾。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评论的那样，1918年开始理解世事的人不会再以1914年的眼光看待问题了，韦伯退回到一种宗教式的神秘天命观中为“德意志政治”寻求具有终极性质的庇护堡垒，这种做法感动并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绪。但此种观念的纯粹和空洞并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德意志帝国不曾肩负过革命的使命。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阿伦特《论革命》中处处流露出的心态兼具犬儒和失落，这使她更倾向于以一种纯粹旁观者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定义并看待发生在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无论发生在美国的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都没有兑现革命的承诺。在美国，资产阶级精英集团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绞杀了随同独立而来的解放感大有可能激发起来的激进主义，将独立和爱国情绪牢固地冰冻在联邦宪法的框架之内；尽管立国者们在此期间确实展现出世界历史当中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但革命的目标却始终并不在于人类能力自身的卓越和伟大，而仅仅在于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换言之，以“独立”之名进行的美国革命，如果确实可能称之为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的真正伟大之处也并不在于对于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制造并流传神话的能力，而在于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精英集团始终都能够恰当地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麦迪逊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精明和谋略堪为典型，足以说明立国者并非帕布里乌斯的模仿者和追随者，相反，他们在诉求共和国之稳定性和持久性方面所展现的灵活度和智慧，已然使他们可供共和时代罗马人模仿和追随。简言之，与其赞美美国革命的伟大，倒不如更恰切地赞美美国革命的成功。正如阿伦特所评论的那样：“当我们被告知，我们是通过自由来理解自由事业时，我们就不太愿意娶消除这个巨大谬误了。似乎我们太过相信，战后东西方‘革命’国家之间的冲突，殃及的是财富和富足。这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断言，财富和经济健康，乃是自由的果实，而我们本应该第一个懂得，这种‘幸福’是前革命时代美国的运气，它源自‘温和政府’下的地大物博，而不是源于政治自由，也不是源于资本主义无拘无束的‘私人动机’。在缺乏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这些动机在任何地方都只会导致不幸和大众贫困。”（第203页）也正是在一点决定了人们的思考习惯，使人们倾向于透过自由的三棱镜来看待并评判革命，阿伦特在这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她明确并不将一场激变视为革命，在阿伦特的定义中，能否确立自由制度成为了革命能否称之为革命的标尺。令人感到吃惊的是，阿伦特在定义自由的时候，并不是在1640年代清教徒革命者或者更早的弑君权理论的倡导者当中寻找灵感，对她来说，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人类当中求变、求新的变革情感，也不在于作为1870年代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的寻求解放的激情，而在于革命进程本身能否依据自由原则建立政体，而自由在阿伦特看来就意味着依据“有限政府”的权力分立原则和多元利益原则创建国家；此种国家就法国的情况而论是1791年的君主立宪，就美国的情况而论就是共和制。在此，阿伦特严格遵循着麦迪逊对自由及其制度的见解。由此，阿伦特不承认在古代出现或者存在过革命和革命者，卡提林在阿伦特看来不过是纯粹求新激情的牺牲品，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因个性突出而著名的强力政治人物，尤其是反应在马基雅维利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甚至包括萨沃纳罗拉在内，在阿伦特看来都因为不具备那种麦迪逊式的自由观而只能归为卡提林幻象的牺牲品；在此，阿伦特似乎并不掩盖她对西塞罗在反卡提林演说中所流露出的寡头制见解的同情。
但是不能因此而将阿伦特归为西塞罗一类，阿伦特并非经济精英集团利益的狭隘而不自觉的捍卫者。和比尔德的进步主义经济解释不同，阿伦特并不是十分愿意追究美国革命的经济背景。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比尔德的经济解释势必走向否认美国发生过革命的逻辑终端；阿伦特并不将革命归于人类经济诉求的必然性领域；如果革命意味着自由的确立，那么革命就只能同人类德性领域中的自由行动相互关联起来。阿伦特遵循《联邦党人文集》的传统见解，认为从莱克星顿枪声到联邦宪法的最终确立，新大陆政治生活虽然展现出极为迅捷而斑驳的变迁，但人类行动的基本框架这并未超出“理智、激情和权力”这三者之间的冲撞和协作。革命的实质因此并不展现在大众激进主义运动的层面，而是更为精微地呈现在以立国者为典范的丰满的德性世界当中。在阿伦特看来，立国者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诺言，那就是凭借理智而非运气来进行一场革命并成功地创建一个自由共和国。在“理智、激情和权力”三者当中，激情寄托于利益和偏见，权力若失去服从则无以自存，惟有理智方可自足自存。美国立国者的“智慧”并非柏拉图或者卢梭式的兼具“孤独”和“颓废”的哲学智慧；相反，立国者的智慧乃是产生于公共讨论领域当中的智慧，而不是自上而下突入公共领域空间的罗伯斯庇尔式的“恐怖的美德”。最终，是理智成功地控制了激情和权力，造就了自由制度和革命精神之间的汇合和融构，这一切都显著地体现在围绕联邦宪法所进行的平和论辩当中。阿伦特承认，自由和革命精神的汇流并非绝大多数革命的承诺，绝大多数革命并未承诺以自由为目标，至少并没有承诺有限政府，确切地说，美国所发生的这种情况仅仅是特列。然而，如果说革命意味着人类对新开端的渴望和体验，那么立国自然也就意味着革命精神和激情的终结。立国者们迅速地抛弃潘恩，并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制造出近乎极端的对立态势，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立国时代的政治精英们对于革命和立国之间的矛盾有着多么深刻的预见。一方面是人类对新开端的渴望和体验，另一方面则是要确立一种以稳定和持久为特质的多元利益格局以及公共对话空间。如果这只能是二而一的选择，那么立国者们同时也作为新大陆的财富精英，势必以牺牲前者为代价来捍卫后者，事实上这也正是立国年代的新大陆现实。此一抉择及其引发的深刻的现实感使革命精神在美国成为一份没有遗嘱的遗产，对于在份遗产，并没有经历过重大革命创伤和启示的美国人所做的只能是尽快地遗忘；换言之，即便我们认定立国年代同时也正是革命年代，但此处的革命并未在美国人内心当中激发起深湛的复仇情感和记忆力量，从而使美国迅速从革命的应许之地转变为财富的应许之地。对此，阿伦特评论说：“美国自己忘掉了，是一场革命造就了美国，共和国的降临不是基于‘历史必然性’，也不是基于有机体的进化，而是基于一种深思熟虑之举：以自由立国。在美国，对革命的这种强烈恐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失忆。”
在此，追究此种失忆的充分原因无关宏旨，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政体的稳定和长久而牺牲对人类自身能力之伟大性的考验，这是否值得？或者说，立国者的“理智”、“深思熟虑”是否真的能够涵盖立国年代的政治精髓？是否真的能够消除机运和偶然的力量，从而像麦迪逊所希望的那样，避免“强人”从斗争中突然崛起呢？是否真的能够断绝人类向命运提出挑战、借此增长自身力量的可能性呢？阿伦特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显然给人以偏概全之感。立国时代政治精英们所呈现出的人类德性的图景及其运行显然远远超出了“理智、激情和权力”的规约性框架，阿伦特强调《联邦党人文集》和联邦宪法中并没有出现“意志”这一重要元素，并由此推论认为美国革命本身也缺乏这一元素；此一推论的前提假设是联邦宪法即美国革命；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莱克星顿枪声显然同联邦宪法相去甚远，假如没有革命初期新大陆居民对于1640年代英格兰清教徒的革命激情和政治意志的记忆，美国革命则从根本上也就无从谈起；“爱国者”和“自耕农”们的政治世界和见解则更是很难通联邦宪法产生合流；以潘恩为象征的新大陆激进主义尽管未必是潘恩的本意，尽管一度让新大陆政治精英们必欲灭之而后快，但它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摇摇摆摆的革命进程向前推进；《独立宣言》的宗教式语言风格及其灌输天启的力量，也未必能够同联邦宪法取得融洽关系。简言之，《联邦党人文集》和联邦宪法只是革命进入立国阶段的最后文件，这一文件仅仅代表了作为整体的美国革命的极小一部分。
“意志”元素在联邦宪法中的缺失或者消失，势必能够反衬出它在法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这正是阿伦特作此偏颇推论的意图所在。的确，“意志”元素经由卢梭作品及其生活的锤炼以及罗伯斯庇尔的出色执行，在法国革命中从始至终都是革命的最隐秘的动力机制和“主旋律”，尽管以米拉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精英集团一度试图遵循传统的启蒙思路，以理性和激情之间的机械对抗来塑造革命进程，并尝试在君主立宪制度当中为革命划上休止符，但米拉波的早死以及激进力量的“愤怒”毕竟还是为意志的主宰成功开辟出空间；此种事实的发生是否出于某种必然性，抑或只是缘于不可测的偶然性的干预，这方面问题的争论似乎永无休止，但这本身至少表明了革命并非“深思熟虑”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