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收录我的42篇文章，主要是近20年来我在文化遗产事业实践中及对“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一些思考。根据文章的大体内容，分成文化遗产学理论体系构建、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讨、世界遗产的理论与实践、区域文化遗产个案研究五类，试图建构起文化遗产学的初步学术框架体系。当然，近20 年来，我在从事考古或教学之余，曾主持或参与过的有关文化遗产调查、基础研究、保护及利用规划、陈列展示、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课题超过百项，书写过的有关文化遗产方面的文字也不下于数百万字，不过，它们大多要么已是单独成篇的文本，要么保留在一个个规划之中，其中单独形成文章并公开发表的大约在五六十篇，这次选编主要是针对教学及科研参考工作需求，但是也试图对自己过去在文化遗产学方面所收获的一些成果理出一个脉络，以便供文化遗产界的同志们交流和批评。
我从1977年参加高考并于1978年2月进入南京大学开始，就与文化遗产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当年我们在校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文化遗产”的学科概念和课程，但是我们所学考古学专业以及中外历史、古代文献、古代建筑、古代陶瓷、古代书画、古人类学、地貌学、博物馆学等，恰恰是今天的文化遗产学的基础性知识。大学毕业之后，在南京博物院先后从事田野考古和参与《东南文化》的创刊及编辑工作，一直打交道的都离不开文物、文化或文化遗产领域，所以，到了1996年，在负责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业务工作时，正好赶上国家开始逐步重视文化遗产事业的时代，过去的一些学术积累与当时的工作正可结合，特别是1998年开始负责明孝陵考古及参加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为我增加了许多有关文化遗产方面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法、新思考。
2002年7月，我回到母校南京大学，回到我曾经求学过的南京大学历史系。2003年，学校批准了我提交的关于成立“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申请报告，一个以“文化遗产”为专业方向的学术平台得以建立，当时，这个研究所也是全国高校中极少见的文化遗产专业研究机构。十几年来，我和研究所的同志们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北至长城和草原，东到辽吉，西至新疆边陲，南到宝岛台湾，还前往亚、欧其他国家，考察、交流有关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话题，同时还为学生开设文化遗产课程，在此过程中，收获了不少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表浅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一门内涵广博深厚的伟大社会实践和学术事业，直到今天，我仅仅是一位学步者，这不是自谦，是我真实的心声。尽管今天有所谓“文化遗产热”，但与经济建设等相比，不管是社会管理部门还是学术界，远没有对这门事业及学科给予应有的尊敬和重视，这是我们应当继续为之努力工作的理由。由于这门科学的年青，由于它的跨学科性，由于它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不成熟，作为文化遗产事业的热爱者，我们探索的路还很长。
这么多年的文化遗产实践过程中，得到过太多同志的帮助。在起步的时候，国家文物局的郭旃同志，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王学智、刘伯生、王前华同志，江苏省文物局的王惠芬同志，南京市文物局的谭跃同志等都给予过指导或帮助。后来开展的大量工作，与太多的同志有过合作，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如南京大学的任利剑同志，宜兴市的吴峰枫和洪雅同志，南京市规划局的周岚和叶斌同志，南京市文广新局的刁仁昌同志，国务院三峡办的黄德林同志，福州市委市政府的朱华同志，南京城建集团的蔡龙同志，江苏省文物局的刘谨胜同志和李民昌同志，新疆吐鲁番文物局的王霄飞同志和伊犁州文物局的佟金玉同志，安徽省文物局的李修松同志和张宏明同志，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的杨立新同志，宁波市考古所的王结华同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宋大川和白岩同志，重庆市文物局的程武彦、幸军、王建国等同志，湖北省文物局的王凤竹同志，南通市政府的朱晋同志，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郑孝清同志等。其他有过具体课题合作的同志太多太多，无法一一提及，但我都一一铭记在心，深怀感谢，是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事业，让我们为着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而开展合作，在不同程度上既成就了社会，也成就了我们的人生理想。当然，在文化遗产学方面，我更加重视实践，重视把自己所学用于社会发展和民生需求；也更喜爱对文化遗产展开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
贺云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