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啪！”
位于市政法委综合办公楼6层的特别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原木色的桌椅和有些斑驳的厚重白瓷杯子，使人恍惚有种时光停滞的感觉。一切都那么凝重，就连西墙上那幅“翠柳图”上的两只黄鹂，也显得呆头呆脑的。
一份厚重的剪报，此刻被狠狠地甩在桌面上，腾起的尘埃在一柱昏黄的阳光里漂浮着，久久不落。剪报上粘贴了世界各国主要媒体对系列割乳命案的报道，其中不乏对我国警方的揶揄、挖苦之词。
“侦破毫无进展……那座城市简直变成了1888年的伦敦东区。”一家英国报纸在评论文章中给凶手冠上的称号，后来被认为是年度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之一——“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1888年8月7日至11月9日之间，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连续发生了5起妓女被谋杀并毁尸的案件。白教堂一带向来鱼龙混杂，犯罪频发。第1起案件发生于8月7日，中年妓女玛莎·塔布连受害，身中39刀。
紧接着，8月31日凌晨3点45分，妓女玛莉·安·尼古拉斯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屯货区里，她不但脸部被殴成瘀伤，部分门齿脱落，颈部还被割了两刀，但最残忍的是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阴部也遭到利刃严重戳刺。8天后的9月8日凌晨，47岁的妓女安妮·查普曼被发现死在一所出租公寓的后方篱笆里，她被割开喉咙，并惨遭剖腹，肠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部分子宫和腹部的肉被凶手割走。
9月30日，发生了第4起命案，死者名叫伊丽莎白·史泰德。11月9日，26岁的妓女玛丽·凯莉在自己的住处又遭杀害，尸体惨遭剖腹，体内器官被掏出散布在房间内，景象宛如人间地狱……
其间，在9月27日，一家新闻社接到了一封用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印的信件，写信人以戏谑语气表明自己是连续命案的凶手，并且署上那个日后被世界犯罪史永远铭记的大名——“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
玛丽·凯莉命案发生后，“开膛手杰克”销声匿迹，伦敦未再出现类似的命案手法。为侦破这一案件，英国警方动员了空前庞大的人力、物力，几乎是举国缉凶，却一无所获。1892年，警方宣布停止侦办此案。
世界上第一起系列变态杀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警方与犯罪分子交手的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预示。此后，从世界范围看，变态杀人案在各类刑事案件中，是最难侦破的一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背负十几甚至几十条人命后才落入法网，而且相当一部分则干脆逍遥法外，和“开膛手杰克”一样，永远被时间的阴霾所掩盖……
“我不知道诸位看完这份剪报是什么感受。”市政法委副书记李三多是个小个子的干瘦老头儿，可是他发脾气时，满脸的皱纹像树根一样扭曲变形的样子，只能用“狰狞”这个词来形容。
满满一屋子穿着黑色制服的与会者，都是市公安局总局、分局、刑侦总队的头头，平日里面对犯罪分子，一个个都有如虎豹，此刻却无不噤若寒蝉。
“诸位没有感受？一点都没有吗？”李三多冷笑了几声，指着自己的红鼻头大声说：“那么告诉诸位，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羞耻！非常非常的——羞耻！”
所有人——除了坐在李三多左边的市局局长许瑞龙之外——都低着头，连眼皮都不敢翻一下。
许瑞龙凝视着窗外那雾蒙蒙的天空，脸色铁青。
“面对那些嘲讽，我们一声也不敢吭，因为什么？因为直到此时此刻，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连凶手的影子还没有踩到！”李三多用拳头哐哐哐地擂着桌子，力气之大，使所有的瓷杯都嗡嗡作响。
“鉴于该案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将此案定为今年公安部督办的一号大案，要求市局的同志们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迅速、干净、果决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李三多的声音有如铁一样冰冷而坚定，停顿了片刻后，他稍稍舒缓了一些口气，接着说，“同志们，任由犯罪分子这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屠戮下去，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奇耻大辱啊！请大家表表态吧！”
偌大的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人，竟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死一样寂静。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气，滋儿滋儿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茶，“静候佳音”，两只半眯的眼睛像鹰透过枝叶窥伺猎物一样，从茶杯沿儿上探出，放射出钩子一样的光芒，剜着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十分钟过去了，整整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表态”——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濒死般的窒息感。
李三多看了看表：“没有人说话？死了那么多人，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同志，连个敢负责的都没有？”
向来脾气火爆的杜建平实在坐不住了，“腾”地站了起来：“李书记，我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组长，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侦破，而且持续恶化，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撤职、查办，我都认了！”
李三多歪个脖子，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子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
就是个傻子都听得出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头脸涨得像在火炉子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子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出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眼睛和喉咙都是肿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儿。现在，李三多逼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眼下也一筹莫展。如果再打肿脸充胖子，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出的这点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感到分外的轻松。
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兴趣，他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子“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子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流干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劈里啪啦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子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顶乌纱帽！”
散会了。
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
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
“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一言不发？”
“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
“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窜了起来，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条骨，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
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于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从童年时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在一条胡同。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50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和白，善与恶，好和坏，邪与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都住在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
“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
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
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
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