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1954年—），山东定陶人。苏联、东欧、俄罗斯历史研究学者。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节选自《
翻历史旧账？当代俄罗斯如何对待“耳语者”》一文，2014年发表于
腾讯《大家》。
一些俄国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人虽然大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进行迫害的主体和执行者没有人承担责任，国家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文件来认定国家恐怖是一种犯罪，在这方面历届政府都保持缄默，新俄罗斯也没有任何一起针对斯大林时期恐怖参与者的审判。
民间常说，“冤有头，债有主”，但是在俄罗斯没有人对过去的政治迫害负责，一句“体制原因造成的”便使个人卸下了责任。
那些曾经在“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里遭受不白之冤的人们，最后又轻描淡写地以“莫须有”的说法就算了事，以至于至今俄罗斯那些冤屈的幽灵无处归依。
古拉格中超过1500万人获刑，超过150万人释放前不明原因死亡，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主体性缺位的冤情”。
前体制的后继者为了保护自身免受追究，有意采取了一种“回避”和“遗忘”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让大大小小的斯大林们随着倾倒的金字塔一起消亡岂不是更保险吗？
其实，死者的悲剧同样也是活者的人的悲剧，犯了罪行的社会必须要有反思。每个民族都应当清算自己身上积淀下来的弱点和痼疾，这项工作只能自己做，任何旁人都无法代替，否则我们“反复折腾和不容异见的习性将永无尽头”。
人们都知道，“天使不会摔倒，魔鬼会摔得永远躺在那里，人会摔交，也会站起来”，这是人类进步的法则。制度并不能成为个人卸下责任的借口。
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俄罗斯做得比德国差，德国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两段不光彩的历史——纳粹统治和东德专制。
在德国，媒体公开请纳粹后代谈如何寻找过去，如何面对父辈罪恶的历史。德国政府从1990年10月正式启动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追究斯塔西犯罪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空白点而彰显法律的庄严。
在俄罗斯虽然2013年10月梅德韦杰夫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但是就整个俄国而言，回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记忆协会”的主管叶林卡娅对我们说，“受害人的状态在电视里无人提及，在官方的历史中是没有恐怖记忆的。官方不记忆是一个方面，老百姓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有限记忆不了是另一个方面。20多年过去了，年轻人对苏联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如果没有民间记忆，只有官方撰写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将被淹没，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德国从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中学生作文比赛”。
“我们从2008年也展开了这项活动，老师让孩子们去调研，去访谈，了解自己的祖辈父辈的生活状况，完全进行自我命题自我写作。每个13-17岁的中学生都可以寄来自己的调研文章，从孩子们的标题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视角。起初让孩子们怎样描写和记录历史？主题怎么定？我们之间也有争论。
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主要的想法是书写和记录与官方那种模式化不同的历史。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意识形态教育，都是政权史，都是大人物史观，民众贱如蝼蚁。而我们倡导民间需要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应该有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留下痕迹的回忆录。这是个艰巨的任务，现在人们不太提过去的事情，关于个人的历史是接触不到的。我们的这项活动不是权力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
于是以此命名“个人的历史”。现在通过民间的工作，通过孩子们的努力，我们要把人的历史这一课补上，“说出真相”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为费吉斯教授提供资料和接待我们的俄罗斯的“纪念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从1984年开始就有一些活动。
最初是在政治松动以后，一些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家属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在古拉格中经历了什么？围绕这个主题有超过百万人的自发游行活动，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于是1988年在罗津斯基先生的倡导下，正式成立“纪念协会”。纪念协会的工作：首先，调查了解俄国的人权状况，收集和记录下受害者的经历。第二，针对目前破坏人权的情况提供法律援助。再次，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是该协会从1984年坚持至今的目的，现在纪念协会在俄国有65个分支机构，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
他们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把“罪恶”说成是“罪恶”，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公开地说成是罪恶。
让人们了解长时间大规模的罪行，记住每一个牺牲者，我们应该把罪恶公布于世，让人们自由的利用这些文件，建立纪念碑，反映在教科书里等等。
这个活动进行过程中我们更加深了信念，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制度有绝对的关联性。
我们这样做不单单是保留一种记忆，而是体现公民的权利，是命运的权利，我们公开的宣布“个人就是权利的主体”。
我们把历史真相与人权结合在一起来审视苏联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需要质问，这种针对广大民众的恐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要告诉人们，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就是昨天的历史。
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
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至今。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
“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
。
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
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在当下时代，秦晖老师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他学术上罕见的渊博和极度的专注；更在于面对当下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他能够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秦晖老师学术与文字的背后，无不表明，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荒谬状态。
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
虽然他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他的一些作品，甚至受到限制。但读过他的作品，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作品全集》完整无一字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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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
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
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
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秦晖作品集
库存所剩无几，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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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原始记录，共收录了109篇文章，比06版和42版都更完整，再现了历史原貌。书中很多内容是斯诺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的资料来源，最全版本，和港版无异，无删改。
编者刘统说：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颂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
本书是毛主席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作者全部为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真实性是本书最宝贵的特征。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是目前有关长征记叙的最有价值、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本书编写于1936年8~10月，在时间上距离长征结束最近，当事人的回忆相对可靠；
二、毛主席在为本书征稿的动员电报中称，“文字只求清通达义，不求钻研深奥”，加之成书时间又较短（组稿两个月，编选成书共三四个月），故本书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和修饰的成分；
三、本书编写工作由当时党内的大历史学家徐梦秋总负责，另有丁玲和成仿吾协助配合。这些编辑都是重量级人物。
四、本书原本较为稀有，编成后没有公开发行，1942重印后的版本仅在党内传播，目前已知存世的仅有国内的北京、台北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三处。
五、本书是斯诺创作《西行漫记》的原始素材之一，斯诺回到美国后，将自己收藏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捐献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