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宋变革的详论
湖南所说的文化包括十分宽泛的内容，事实上，他在著述中试图将自己的“近世”时代划分法应用于自己所定义的所有文化领域。
经济
在唐代的经济中，绢布起到了表示物品价值的功能。虽然当时也发行了开元通宝等铸造货币，但是其流通量很小。唐代也有称为“飞钱”的纸币，不过使用量很少。但是进入宋代以后，以铜钱为中心的货币流通盛行起来，纸币也获得了大量发行。随着这种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南宋银被铸造成一定的形状，并逐渐取代铜而成为主要的通货。元朝几乎完全依赖于纸币的流通，但是随后的明朝没有沿袭这一货币政策。总之，湖南认为“唐宋交替之际，正是实物经济终结于货币经济开始的这一转换期”。
湖南也指出，与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密切相关，在纺织品生产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唐末之前，织工喜欢编织薄而透明的绢类织物。虽然也有厚地的纺织品，但是不被看重。但是宋代以后，除了僧侣的袈裟等之外，厚地的纺织品已经变得十分普遍，用以前那种精致的染色及编织方法制造出来的衣料和服装样式则被淘汰了。另外，在贵族时代，织物都是以一寸、一尺为单位来特别生产的，但是到了“近世”，特别是在平民抬头之后的元明时代，“缎子”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来。
学术
经学研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变化的征兆。唐代初期以前，经学还沿着汉魏六朝的风格。汉代的经学研究主要是以专攻个别经书或者几门经书的家族为中心展开的。通过这种被称为“家法”或者“师法”的传统，有关经书的“师说”也确实得到了传承。但是，从唐代中期开始，对这种传统的经书解释方法有所怀疑的学者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宋代以后，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对经书进行新的解释已经成为一股风气。这种风气在清代的疑古派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湖南对于宋代和明代的朱子学言之不多。他所高度评价的清代考证学者不喜欢朱子学的思辨性，他们的这种思想倾向对湖南产生了影响。但是，湖南对朱熹改变经书注疏的性质并对经书的部分章句提出开拓性的疑问等功绩却不惜赞美之词。
文学
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问题是四六体，但是唐代中后期在韩愈和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复兴运动使文体开始转变为散文体。虽然如《唐宋八家文》的一再编辑所反映的那样，人们往往把韩柳二家与宋代的六家混为一谈，但是湖南认为，散文体并不是表现唐代的时代精神的文体，而是在唐代影响甚微并几乎被视为异端的文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是宋代以后成为主流问题之散文体的先驱者。
诗歌在唐宋之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朝之前，五言诗是诗歌的主流。从盛唐开始，五言诗的内容而非形式受到重视，并且在表现方面也变得更加崇尚自由。这种新的风格大约始于杜甫、李白而在宋代臻于兴盛。另外，宋元以后，戏曲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形式。由于戏剧经常以口语来演出，文学也就成了具有庶民性的东西了，这与以贵族趣味为对象的贵族政治时代的情形大为不同。唐末时期开始出现的口语小说明确显示了文学的大众化倾向。
艺术
湖南在1920年代的著作中，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的一书。一般而言，在六朝、唐代之前，“壁画”大为流行，特别是以彩色的壁画为主。但是从盛唐开始，“白描水墨新派”也流行起来了。而且，从五代到宋代，出现了从“壁画”向“屏障画”转变的明显倾向。金碧辉煌的山水画逐渐衰微，墨绘则日益发达起来。
在湖南看来，五代以后的画工相比于传统的风格，更加重视绘画中的自由表现手法。唐代的“壁画”主要是为贵族的宏伟建筑物作装饰用的，随着贵族的没落，“壁画”也出现了更加自由的表现倾向。而且在近世，非专业的画家也开始出现了。他们不拘形式地自由描绘，打破了此前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1928年，湖南把中国绘画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整体状况的变化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对应关系：
其他
唐代之前的音乐主要是舞乐，以音为主，而配以舞蹈。因为舞乐师迎合贵族的嗜好并主要用于贵族的仪式，所以十分强调严格的音律。但是宋代以后，剧作家把音乐当作附属于杂剧的东西。而且随着庶民成为喜剧的主要观众，所以舞的要素被放在首位，动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了。音乐的品味则相应在下降，变得更加庶民化了。这种倾向在南宋时代最为显著。
“文化浅薄的国家不会考虑保存天然”。湖南指出，中国人历经数百年而始终留意自然保护，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与此相关联的是，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然观历经唐宋变革之后大有进步。比如，北宋的徽宗由于受到复古思想的影响，甚至在自己的庭院里放养猛兽毒蛇，试图在自己的周围保存自然。而日本直到明治时代也没有产生如此成熟的自然观。
其次，在医学方面，唐宋之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之前，所有的疾病都试图以身体之外的药物来治疗（外丹之法）。但是，宋代以后，根据道教的疾病观和不老不死说，通过身体内部的力量来治疗疾病成为一种显著的倾向（内丹之法）。湖南根据朱熹的《参同契考异》敏锐地指出，原本具有“外丹”意义的东西经过宋代的重新解释后开始带有了“内丹”的意味。在此之前，一般都是用药物来攻克种种疾病，但在宋代以后则出现了通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使疾病自然痊愈的风气。
最后，湖南指出，作为“近代支那文化生活”的一个要素，“爱玩有来历的古代物品”的倾向产生了。唐代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发掘出来的古代物品引进文化生活之中。但是从隋唐开始，有学者开始为学术目的利用已发掘的物品。比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记载，秦始皇用于衡的分铜，即“权”，在隋代被发现后，以其中刻录的文字纠正了历史记载中的错误。宋代以后古铜器的目的也得以编纂，许多学者出于兴趣和学问两方面的因素对此加以研究。在明代，古代的器物逐渐成为中国人的生活要素之一，人们将之当作美术品加以收集与收藏。湖南说，在美术品收集方面，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对日本的收藏家来说，古董只不过是他们所花费的金钱的替代品而已，而中国人则是被艺术品的魅力所吸引，出于内心深处的喜爱而收藏。
如上所述，湖南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线，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谈到唐宋变革，一般人关注的是贵族的没落、平民的抬头、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等情况，但是湖南明确指出，这些变化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整体中所发生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而已。不过，他并不认为唐宋间所发生的变化是中国固有的，也不认为这种变化是出于中国人之国民性的。依照他的理解，这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的成熟度上存在差异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在文化上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期，人们已经过上了文化性的生活。与此相比，日本以及欧美各国在文化上仍处于青年时期，因此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与军队。可以认为“也许世界民族生活的将来可以从支那目前的状态中得到启示”。
“上古”“中世”的时代划分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湖南对中国古代史也逐渐抱有强烈的兴趣。最初，他概括地阐明了唐宋之间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随后，他对唐宋变革作了更加详细的探讨，同时把研究的时代向上推移，探讨从“上古”到“中世”的过渡。但意涵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却不如唐宋变革那么详细。
从京大退休一年之后，即1927年，马伯乐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一书。湖南很快购得此此书，让其长子乾吉坐在自己的身边作口头翻译，他自己则认真地倾听。在他的这种热情中多少也掺杂着一些嫉妒。当时28岁的乾吉听从父亲的吩咐，将该书的第一张翻译给他听了。当听到此处的湖南了解到马伯乐的研究水平不及自己时，他就心满意足地让儿子停止了翻译。这段轶闻也说明了湖南对自己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有着非同一般的自信。他于1921年和1922年曾在京大讲授中国古代史。在他去世之后，这些讲义被整理出来，以《支那古代史》为题出版了。
在《支那古代史》中，湖南在论述中国古代史之前，首先提出了自己关于整个中国史的时代划分法。与之前一样，他是以文化的特色为基准来划分时代的。他把中国史分为以下三个时代，并在其中设置了两个过渡期。
湖南的这一时代划分法，与那些以本国历史为基准来看待中国史的欧洲人和日本人的划分法不同，归根结底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其基准的。他认为“宛若一棵树，从根部长出枝干，而后生出树叶。支那的文化发展，为真正顺当，最为自然地获得发展的文化，与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或推动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
不过，湖南的“上古”“中世”的时代划分法也许是在暗中——湖南自己没有明言——批判那珂通《支那通史》中提出的反映传统的中国历史观的时代划分法。因为那珂将夏殷周看作“上世”，而将从统一中国的秦朝开始看作中国的“中世”。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把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看作与此前的“封建制”分道扬镳的重要变化，认为应该据此来明确区分夏殷周的“理想社会”与秦以后的时代。但是，湖南对秦朝统一的理解，与以那珂为代表的传统的“王朝兴替史观”有着根本的不同。湖南认为，秦朝统一中国疆域这一单纯的理由并不足以将秦朝的建立看作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湖南从文化特征的角度将第一期的“上古”——不是严格的时代划分——又进一步分为两个时期，即中国文化的逐渐形成并在中国本土扩充的时期，与中国文化向边境各民族传播并朝着东亚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所谓的中国本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同一种族、同一语言的人民所居住的地方，所以中国文化的形成扩充与传播发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当复杂地交错在一起的，因此以这两个方面为基准而将“上古”再划分为两个时期也是十分困难的。在湖南看来，在“第一过渡期”中，中国文化的向外发展曾经有过暂时的停止。进入第二期的“中世”之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边境各民族由于民族自觉的觉醒，而降汉民族看作异民族，并“反过来”向中国内部进行军事侵略。因而“第二过渡期”也可以看作这些边境各民族的实力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
湖南进而将大约一千年之久的“近世”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前半段的宋元时期和后半段的明清时期，但他并没有说明划分的理由。暂且不论这样的划分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是否妥当，但是其理由或许依然与湖南在研究“上古”“中世”史时十分注重民族的观点有关，即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都是汉族王朝和政府王朝的组合。从中国文化复兴的观点来看，元朝的灭亡与明代的汉族王朝的重建应时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然而，由于他将“近世”的性格贯穿于从宋元到明清为止的所有时期，元明交替便无法成为一个主要的历史分期，而只能作为“近世”这一时期内的前后端的分界线而已了。
以下拟分析湖南用于划分“上古”和“中世”的诸标准，并与唐宋变革的情况比较加以讨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游侠”或“游士”的人们十分活跃。著名的法家思想家商鞅作为魏国的游士来到秦国后，由于受到官方的重用而得以成功推行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在湖南看来，这个时候秦国低水平的文化反而是一件幸事。虽然商鞅后来被杀，但是他所引进的法律却被沿用，加强了秦国国君的权力。秦国所见到的这种倾向，湖南认为是“偏向于君主独裁制”。于是，秦国“相比其他有种种历史障碍的诸国更为强势而能压倒其他”对手，并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湖南评论道，“秦的统一当然是因为有一位伟大的任务秦始皇的缘故，不过也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秦始皇这一代表人物”。
湖南认为，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个显著现象，即伴随着君主权力的扩大，享受世禄的家族逐渐衰落，平民势力开始发展。顾炎武曾经对春秋时代的祭祀、仪式以及权威地方氏族在战国时代的衰落有过明确的阐述。湖南对此表示同意，但也指出战国时代唯才是举的风气恰好表明了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这种倾向促进了秦的统一。他说，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中通过对各种人物活动的生动描写表现了这种社会倾向，并指出这种文化也表现在战术方面，战国时代战车逐渐被淘汰，由平民所组成的步兵成为战斗的主力。在战国后期，因为从军和提供军饷，平民的地位开始抬头，这标志着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8世纪的历史学家赵翼认为，战国时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以下克上”的时代，互相杀戮，诸侯谋杀君主，布衣成为将相。在湖南看来，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秦的统一而被完全废止。相反，由于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并没有对那些为秦所灭的六国后代实行封建，而是施行了“郡县制”，此前的混乱状态有增无减。刘邦大量起用了各地的布衣出身者，派他们到旧六国地区担任行政职务，而且还将六国的后裔与豪杰迁徙到关中，以防止他们的叛乱。然而，这也正是日后关中文化兴盛的原因所在。地方上的权威氏族逐渐衰亡了，但是即便在所有官僚都由天子任命的秦汉时代，官僚也屡屡能将自己的官职传给子孙。湖南指出，随着官僚的任人唯亲以及官职世袭的状况盛行，社会的流动性也随之减退，以至于在地方上出现了近于封建制的状态。
湖南力图给王莽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评价。在传统的评价中，王莽被视为一个极恶的篡位者。而湖南认为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表现在其他方面，即新朝仅仅维持了15年的原因在于其他地方政治的不理解以及对匈奴等边境异民族的错误对待。特别是关于后者，湖南指出，“支那历史成为东洋史可以说是因为王莽的失败造成的。在此之前，即自开天辟地直至汉末为止，是支那文化向四方扩展的历史，不同种族的人们因为受此文化的影响而被支那化”。但是，王莽对异民族统治的失败，导致他们产生了自己也能够抵抗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湖南还引用王充《论衡》中所记载的有关“扶余国”起源的传说，指出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对固有民族性和民族历史的自觉意识。《后汉书》中有关异民族起源传说的许多记载，也反映了这种倾向。因此，在相当于后汉半当中的公元1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往“中世”发展的过渡期。
湖南对汉代的地方制度即“乡官”制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当时的制度“虽说是郡县制，却保留了很多封建制的痕迹”。在地方社会中，由“当地颇有名望的人物”来担任“乡官”这一“自治团体的官吏”以维持秩序。湖南认为，这些地方制度是在不受中央严重干涉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前汉末期，中央政府一旦开始干涉这种地方制度，社会秩序旋即被打乱了，而且出现了大官的数量比小官的数量多得多的异常情况。
湖南讨论从“上古”向“中世”发展时所重视的要点，与他讨论从“中世”向“近世”过渡时的要点几乎完全一致，例如君主与臣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围绕地方政治方面的对立、君主权在皇帝政治中的增大，地方上有势力的氏族的盛衰等等。虽然这些都是湖南在讨论两个过渡时最为重视的要点，但遗憾的是他对“上古”向“中世”过渡的考察显然不如他对“中世”向“近世”过渡的考察那么细致。对湖南的时代划分法加以批判性继承的丹羽正义在总结湖南的方法特征时曾经指出，由于湖南把“古代”看作“实现政治价值的时代”，而把“近代”看作“实现普遍文化价值的时代”，所以“中世”便被看作从“古代”向“近世”过渡的漫长过渡期。
近年来，日本的中国中世史研究者受到湖南的很大影响，认为从后汉末期到六朝时代是贵族政治的发展时期。后汉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扩充也引起了学术的兴盛。于是，许多伟大的学者敢于与朝廷内的宦官对抗，并因此引发了著名的“党锢”之祸，即朝廷宦官对学者们进行压制的事件，尽管把这种斗争归咎于朝廷和宦官或许是有失公允的。当时，由于在学问的继承和知识的传授方面奉行“家法”，由此导致了门人之间的对立。作为在汉代六朝史研究方面的权威性人物，京都大学的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两位教授认为，始于后汉的这种知识分子谱系正是衍生出六朝贵族的基础。
湖南对这种后汉六朝史图像——尽管也持有批判态度——的描述并不如谷川和川胜两位教授那么鲜明。不过，他强烈主张，六朝时代名门望族的隆盛是从社会沉滞造成地方氏族势力不断抬头的后汉时代开始的。他也赞同赵翼的观点，即六朝时代是中国史上的贵族全盛期，即便是王朝的权力也不能侵犯贵族的“荣耀与名望”及其在地方上的势力。贵族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家世而制作“谱牒”，从而形成了那个时代谱学发达的状况。此外，湖南还同意赵翼的另一个观点，即六朝的官僚“由于把自家的家世看作最为宝贵的东西”，“几乎无人对天子的朝廷尽忠”。
时代划分与“近世”的意义
在主要的欧美语言中，与英语中的“modern”相当的词语都包含着“近代”或“现代”的意思。同时，在“modern”一词中，还含有该于此所规定的特别内涵，即在很多场合，它包含着与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前近代相区别的近现代之意。历史学家们常用“modern era”来表示摆脱了中世纪的停滞、黑暗而获得发展的时代，或者表示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从今天经常使用的“modernization”（近代化）一词可以清楚地看到，“modern”一词的核心概念中还包含着在后封建时代的西欧所能见到、而在其他地区中尚未见到的工业化进展之含义。
湖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相当于欧美语言中的“modern”的时代，在日语中一般表达为“近世”的时代。今天，日本的东洋史学者把“modern”时代划分为“近世”与此后的“近代”两个部分。在这种场合，“近代”一词更接近“modern”的概念。在日语中，无论是“近世”还是“近代”都是“与我们相近的时代”“最近时代”的意思。但是，究竟选择哪一个语汇来表达，则包含着许多微妙的问题。不过，湖南首先把“近世”应用于中国历史的时候，他明确拒绝了以欧美各国和日本为标准的时代划分法。正如他试图阐明共和政治的基础一样，在湖南的思想中，中国的“近世”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堵在的内在整合性的时代。
一般说来，所谓时代划分法，是为理解历史发展而提供一定的框架，或者说是为了在历史教育时明示历史的流程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所有的时代划分法，都是以一个或者数个基准为依据来进行划分的，以解明各个时代的发展阶段中所见到的相异点与共同点。但是正如许多概论性的尝试一样，时代划分的方法在很多场合也通过最后阶段的历史定位传递出某种信息或思想。比如，黑格尔的世界史发展图式，在明确精神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将日耳曼—基督教世界视为最终应当到达的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图式表明了黑格尔的独特思想。此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是以确定各个时代逐渐发展的生产方式的诸阶段为其特征的。他还认为，人类只有克服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才能得到解放。再者，康有为也以其简单的“三世”说，提出将来的世界最终会走到“大同”时代。
湖南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但他在为中国历史界定“近世”的时候，的确也存在着某种启蒙的目的。即他考察“近世”起点的原初动机，是为了明确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即与他自己同时代的中国，今后将往哪一个阶段的时代发展。结果，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正朝着共和政治的时代前进。至于被众多评论者视为中国人之国民性产物的专制政治等特征，在湖南看来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了。因此，他的“近世”论也是对他的观点持批判意见者的反论。湖南说，在“近世”时期，君主权的确得到了强化。但是，如果正确理解“近世”的历史，就能够明白中央集权化的进展反而使得君主被孤立起来，结果使随着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总而言之，湖南使用“近世”或“modern”一词是在清末，是他试图阐明的时代达到其顶峰的阶段，因此，这个词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研究初衷。
与1890年代所写著作有所不同的是，在以《支那论》为代表的有关是时代划分的著作中，湖南并没有积极提出将明治维新当作唐宋变革或是“近世”变革之典范。但即便如此，明治维新在他的思考中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与众多同时代的日本人一样，明治维新对湖南来说具有超越现实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既是一种理想的改革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改革精神的具体体现。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克服了国际孤立、封建专制统治等种种困难，实现了国家整合。明治维新的启动首先是从受到压抑的下级武士开始的。在德川幕府灭亡之后，富裕农民以及逐渐抬头的商人们继承了改革的衣钵，为建设国民统合程度更高的新日本而努力。于是，开设国会、制定宪法等前所未有的反映民意的政治形态在明治时代诞生了。对湖南来说，作为改革模范的明治维新，无疑与中国的共和革命更加具有相似性。因为湖南把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看作是唐宋变革以后的“近世”中国的一个特征，而刚刚从长期的专制政治中摆脱出来的明治日本，已经不再需要君主独裁政治了。
湖南从研究清末中国的立场出发，考虑到必须阐明中国历史中“近世”的起点。他试图搞清楚清末所见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形态开始形成于中国历史的哪个时代。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形态始于北宋。在北宋时代，君主与逐渐抬头的平民联手打到贵族势力，从而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事态正好在欧洲以及明治日本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时出现过。
平民抬头的问题在湖南的“近世”论中不仅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是其历史观的核心要素。例如他曾经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从宋代开始中国文化史对更为广大的平民阶层开放的。从其他理由也可以得知“平民主义”是湖南历史观的重要要素，即他预见到中国的未来在于共和政治，这意味着他把否认人民参与政治的专制政治看作时代错误而加以排除，并始终提倡承认人民参与政治的共和政治。晚年的湖南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溯到从“上古”向“中世”过渡的时期，当时他也指出“上古”时代解体的特征是平民逐渐能够参与国政与有力氏族的没落。湖南还反复强调，在“中世”时代，虽然新的贵族取代了旧的势力，但是平民依然如同“贵族的奴隶”一般。可见他始终关注个人的自由如何发展，视之为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湖南曾经就历史中平民抬头的重要性做过一次明确的论述。1921年，他就应仁之乱（1467-1477）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在此之前，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这场动乱导致了京都的荒废、旧世家的灭亡以及下层武士的迅速抬头，并以此为由对质做出否定的评价。然而湖南认为，由于这场动乱所导致的破坏极其彻底，以至于动乱之前的日本史看起来简直如同外国史一般。他高度评价了应仁之乱当时所发生的“下克上”现象给日本带来的变化，指出日本史上的这段时期相当于唐末五代时期，因为中国的唐末五代时期也发生过同样激烈的“下克上”现象，然而以此为转机，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完全异质的时代，即所谓“近世”。在这次重要的演讲中，湖南明确主张，“大体而言，所谓历史，从某一方面可以说不歪是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近世”的平民抬头，那么地方权力从以前的贵族手中转移到了地方社会人士手中也是其表现之一。在湖南的“近世”论中，中国的权力存在着二元结构：在中央，由独裁君主及其周围的亲信和臣僚们掌握着权力；在地方，原本应当由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僚来治理，然而事实上却由地方社会，即湖南所说的“乡团”掌握着权力。在宋代以后的“近世”，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了上层官僚机构逐渐膨胀的情形，于是地方社会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和照顾自己，并在于中央派来的地方官僚等外部干涉力量相对抗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