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武钢”

“提早完成任务，武钢一号高炉。武昌今又成钢都，铁浪滔天奔注。”1958年9月13日，时年66岁的学者郭沫若有感而发，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寄调“西江月”填词一阕。

这一天，武汉成为世界的焦点。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钢铁基地，武钢在当时“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运动思潮下提前建成了一号高炉。第一桶铁水出炉时，举国欢腾，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站在高炉炉台上见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贺武钢出铁》，称该事件“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武钢在中国钢铁产业版图中的地位由此奠定。

武钢一号高炉出铁，毛泽东亲自站在高炉炉台上见证。摄影：熊少翀

时隔58年后，头顶“央企”光环的“新中国钢铁长子”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下称武钢集团），将宣告成为历史。

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集团与武钢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公司命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下称宝武集团）。宝武集团总部位于宝钢集团所在地上海，武钢集团降级为宝武集团子公司。同时，武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武钢股份（600005.SH）将整体纳入宝钢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600019.SH），武钢股份注销。

国资委网站显示，新集团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界面新闻记者获悉，现行合并方案是，原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的钢铁资产将整合，更名后的武钢集团将经营非钢产业，包括防城港项目在内的多项资产或面临重大调整，不排除剥离出售的可能。

这场“超级大合并”正在火速推进。

就在6月底突然宣布重组的前十天，宝武高层双双对外否认“合并传闻”，短短四个月后，新集团领导班子既已确定。

一位武钢集团中层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新集团领导班子公布后，近期将会在上海举行宝武集团成立大会。宝钢集团已在上海建成了一栋新的办公大楼，正在进行内饰装修，作为宝武集团的办公大楼。

“这件事既然已经启动了，又涉及到这么多职工、产线，所以能够早一天（完成）肯定是早一天完成。”刚刚被任命为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原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9月28日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宝武集团重组会择机挂牌。

武钢股份证券事务代表许书铭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如顺利推进，宝武集团预计在春节前后挂牌，宝钢股份纳入武钢股份事项，最迟在明年3月完成。

近十年来，中国钢铁企业的合并重组并不少见，成功案例寥寥。此次中央启动新一轮兼并重组时，市场舆论中不乏担忧。

肩负龙头示范使命的宝武集团跨出第一步后，业内屏息旁观。在宏观经济数据下坡、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大面积亏损、债务危机不断升级的当口，从决策层到一线钢铁从业者，所有人都清楚，中国钢铁业到了告别以往的发展模式、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时候。

▌ 昔日“模范生”

在冷轧硅钢、汽车板、高性能工程结构钢等产品领域，武钢集团长期处于“领头羊”地位。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这家把持行业优势资源和地位的中央企业，近年却陷入了亏损泥潭，债台高筑。

界面新闻记者通过中国货币网查阅武钢集团历年财报数据发现，该集团的亏损额正陡然攀升。2012-2015年，武钢集团分别净亏损12.69亿元、15.49亿元、84.32亿元、114.14亿元。

截至去年底，武钢集团总资产1902.74亿元，总负债1446.84亿元，负债率为76%。这与武钢在创业初期乃至1970、1980年代的风光与辉煌，形成巨大落差。

武钢的破土动工，承载着新中国的“钢铁梦”。建国之初，发展钢铁被认为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毛泽东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1952年3月，中央财委党组向中央报告称，有条件建设成为年产百万吨钢以上钢铁厂的鞍山、本溪、石景山、大冶四地中，在武汉附近的大冶地区兴建新钢铁工业基地是最佳方案。该提议很快获批，并列为苏联援建项目之一。1954年，苏联专家组将厂址最终确定在武汉青山，即为武钢。

1958年9月13日，武钢一号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标志着新中国兴建的第一个大钢都诞生。

在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米七”项目是武钢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70年代初中国的轧钢能力不足，特别是板、管少，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央提出由武钢建设“一米七”轧机项目，解决当时钢材品种匮乏、重度依赖进口的问题。“一米七”是指轧钢机的轧辊有效长度为1700mm，产品钢板的最大宽度为1560mm。

“一米七”生产的钢板。摄影：熊少翀

1974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云集武汉，武钢“一米七”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并于1980年底投产。一米七轧机的产品分板、卷、带三大类，主要品种有汽车板、自行车带钢、镀锌板、镀锡板、船板、普通板和硅钢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其称为“我国钢铁工业的一个转折”。

1980年代初，武钢提出“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的口号，效果颇为显著，成为当时中央树立的正面典型。

1991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回顾武钢1978-1988年十年间的成绩，称1982年武钢年产钢276万吨，废品多达26.7万吨，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型钢厂的产量。

1983年，武钢狠抓“废品减半”，年终废品减少14万吨，仅此一项获直接经济效益3000万元。这一年，武钢获得第一枚国家质量金奖。

从1978-1988年的十年间，武钢的产量、产值、劳动生产率均翻了一番，实现利税翻两番。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等原因，钢材产量、产值均比上年减少4%左右，销售收入却仍增加近7%，利税净增1亿元。

彼时，武钢也经历了养人太多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人工成本过高的问题。1992-2001年，武钢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规模的剥离减员工作，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然而，进入2000年以来，武钢又一次走上大规模扩张的老路，并在随后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坡中遭受重创。

1992-2001年，武钢累计剥离钢铁从业人员近10万人。摄影：熊少翀

武钢困境并不能孤立看待。

曾在鞍钢供职三十余年的钢铁资深人士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武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源于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供需严重失衡、恶性竞争激烈等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国企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导致企业经营战略失当。后者在早期市场环境有利于国营资本时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在眼下便被彻底暴露。

“这些问题在国内普遍存在，并不只是武钢，酒钢、包钢、本钢、鞍钢、马钢都陷入了严重的亏损。”马忠普说，“出问题的不是武钢，而是整个中国钢铁业。”

▌ 钢铁“棋局”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巨大的钢铁产能和产量，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产能膨胀失控的隐患。

去年，中国粗钢产量8亿吨，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比2005年增长126%。同期的全球粗钢产量仅增长41%。同时，中国粗钢实际产能已超过12.5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64%，属于“严重过剩”范畴。

中国喷薄而出的钢铁产量，遭遇向下的经济周期，需求持续萎靡。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意外局面令中国钢市，乃至全球钢市陷入尴尬。欧美等国的指责纷至沓来，贸易摩擦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钢材面临着高额关税的惩罚。中国本土钢铁企业则在亏损泥潭中挣扎，不断爆出的债务危机又令全行业陷入“亏损、借不到钱、继续亏损”的恶性循环。

武钢青山本部厂区。摄影：熊少翀

钢铁产业集中度过低，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产能、产量膨胀失控的“祸首”。中国分散在各地的多达上千家钢铁企业，各自站在自己的局部利益角度进行决策，缺乏整个行业层面的统筹协调，导致混乱和“踩踏”。

2015年，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进一步下滑。粗钢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合计产量占全国比重为34.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2011年，该数据为49.1%。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在钢铁产业推进大范围的兼并重组，被认为是“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关键手段，由寡头调整自身生产节奏以控制市场供需平衡。

2007-2011年间，中国钢铁业已掀起过一波“兼并重组潮”。彼时，宝钢重组八钢、韶钢，武钢重组昆钢、柳钢，首钢重组水钢、长钢、通钢，鞍山钢铁集团与攀钢重组等；同时，区域内钢铁集团密集涌现，山东钢铁集团、河钢集团、渤海钢铁集团先后成立。但事后从效果来看，并不算成功。

“体制僵局没有破解，重组来重组去，还是被各自的利益格局限制了。”马忠普对界面新闻记者称。

国务院办公厅于7月发布的《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指导下，支持央企之间通过资产重组、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将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

宝武合并是中央再次启动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的第一步。“如果宝武合并成功了，河钢、鞍钢、首钢都会来效仿。”马忠普称，“如果这一着棋活了，很可能带动全盘。”

根据以往经验，两家企业，尤其是历史惯性更强的国有企业合并后，出现的最大问题往往在于“合而不融”，双方在人事、机制、业务布局以及文化等方面不能做到协同一致，导致预想中的“助攻”反而变成“包袱”。

这也是投资者对宝武合并的最大担忧。倘若合并方式及细节稍有不妥，都有可能增大失败风险。高层人事任命则是合并过程中最为关键、敏感的环节之一，新的领导若在合并后的新企业中缺乏影响力，企业的经营战略协同等诸多目标的实现亦无从谈起。

尽管市场舆论中有一部分偏向认为“宝武并非平等重组，而是武钢被宝钢吃掉、吞并”，但从国资委公布的宝武集团管理层人事任命情况看，基本是宝钢、武钢人马各一半。

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由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国强接掌，总经理由宝钢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出任。四位副总经理，分别为武钢的胡望明、刘翔和宝钢的郭斌、张锦刚；总会计师由武钢的朱永红担任，两名党委副书记均来自宝钢，除陈德荣外，另一位是伏中哲。党委常委四位，分别是武钢的胡望明、邹继新以及宝钢的戴志浩、章克勤。此外，章克勤还担任宝武集团纪委书记。

仅从人员数量上看，新集团高管团队中，武钢有五人，宝钢六人；而从职位上看，武钢占七席（董事长、党委书记、总会计师各一席，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各两席），宝钢八席（总经理、纪委书记各一席，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各两席）。

马国强的任命，则被业内理解为是决策层在“宝武合并棋局”中的关键一步。

现年53岁的马国强击败57岁的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接过新集团的最高权杖。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是决策层“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考虑”，目的是更好地为了促进宝、武“合二为一”。

在宏观经济环境走弱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本轮国企改革将重点考验国有企业掌舵者们如何通过资本盘活资产的能力。相比徐乐江的钢铁实业出身，马国强的优势在于专业财务背景和资本管理经验。马国强在宝、武均有多年领导经历，在两边都属于“自己人”，其作为纽带，或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双方磨合成本，有利于后续统筹协同，进而实现预期的融合效果。

▌ 地方利益得失

尽管宝武合并是两家央企之间的运作，但是地方利益的协调却不可忽视。

宝武合并后，对于武汉市乃至湖北省而言，意味着少了一家央企。加上武钢集团，湖北省仅有四家央企，另三家是东风汽车公司、葛洲坝集团和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的央企总部大多集中在北京，地方能有几家非常难得。武钢降级为央企子企业，对湖北是有打击的，毕竟这是当地的工业实力象征。”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尽管武钢厂区并没有搬离武汉，GDP依然算在当地，但税收分成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央企总部是一张闪亮的名片，对当地招商引资和对外形象展示有巨大的作用。

摄影：熊少翀

2015年，湖北省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销售产值44123.2亿元。同期，武钢集团总营收达1018亿元。武钢集团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现金流量表显示，去年支付的各项税费为49.49亿元，2014年为54.24亿元。

负责对接武钢集团的武汉市青山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一科副科长刘中泉，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去年武钢缴纳的全口径增值税为23.04亿元，企业所得税大约4亿元。

该局税政科科长袁继星向界面新闻记者介绍，根据今年5月1日起执行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二者分享比例为各50%。此前是中央和地方分别75%和25%。企业所得税的分享比例则不变，中央和地方各占60%和40%。

袁继星说，宝武合并可能会减少湖北省的税收，但影响程度目前还不确定。以前武钢的所得税是全部缴在青山区，合并后将按照其资产、人员、收入在总公司中所占比例，来决定应在当地缴纳的税费。

“武钢缴纳给当地财政的利税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刘中泉举例说，生产计划安排、产品结构调整，都会影响收入，进而影响税收。比如产量减少，收入可能减少。另外，生产高端汽车板和硅钢的增值额也不一样。

李锦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宝武合并后的税收分配问题尚未开始考虑，提上议程估计要到明年，目前正在考虑是的宝武集团的机构设置。

10月中旬，李锦在宝钢讲课，内容关于国企改革。“税收分配方案还有协商空间，”李锦说，最终方案会尽量考虑地方政府的意见，毕竟生产经营都在当地，需要当地政府的扶持，“地方政府也不会就此不管武钢，毕竟GDP、就业等关键问题还得考虑。”他说。

10月14日，马国强在武钢集团月度会上称，在重组中“一定会维护武钢的品牌形象，维护地方利益”。

李锦认为，央企合并，既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考虑央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注重区域、地方的经济发展。

不过，宝武合并对湖北省而言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宝武合并帮助武钢脱困，青山、鄂钢，乃至武钢非钢产业的经营情况改善了，也就提高了当地GDP，还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一荣俱荣。”马忠普认为，利税分成问题并不难解决，政、企都应该把目光放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