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 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

从历史和基层的双重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的总体变迁可以用从“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的转变来加以概括。乡土中国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总体概括。把乡土中国作为一种分析范式首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撰写的《乡土中国》至今仍是我们审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经典文本。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无讼”“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也随之成为我们解剖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核心概念。乡土中国作为一种形态，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在“单位化”的轨道上经历了一个改造、重组的大转型。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进程中，农村社会的乡土本色日渐淡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反复和探索之后，到1958年逐渐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公社体制是当代中国在单位化逻辑中对乡土中国进行根本改造的顶峰。公社本质上是一种替代传统村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公社制度的主干——生产队，乃是公社的细胞，是公社得以存在的基础。上级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所有计划指标最终都落实到生产队。公社制度与传统村落制度的融合与冲突只有在生产队的层面上才活生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生产小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与城市中的单位体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构建起来的城市单位体制与农村的公社体制，共同构成了“单位中国”的基本形态。单位中国的基本逻辑就是通过社会调控体系的重构，构筑起个人—单位（组织）—国家相互贯通的链条，达到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两者合一的基本目标。单位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逐步松解的过程。单位体制的松解可以视为过去近40年中国社会最为剧烈的关系重组与结构重塑。可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乡土中国”和“单位中国”所能包容的了。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城镇化的洗礼之后，中国农村进入了构建新型社区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在单位体制松解之后，也进入了社区重建和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征程。可以说，“社区中国”已经成为解读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范式。从“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的大转型，包含着政党社会关系变革、国家社会关系变革、基层治理体系变革、基层治理主体再生等多重维度的内容。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在“社区中国”这一基本范式中得到集中体现。

我们知道，自从德国思想家滕尼斯1887年提出社区与社会的差别以来，社区这个词已经在全世界流行近130年了。现在人们对社区的共识程度已经很高了。尽管我们把社区理解为“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是关系密切、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于同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显得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社区毕竟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政府管理系统完全不同。从外部形态上来看，社区首先是一个地理单元；其次，社区是一个生活单元；最后，社区还是一个文化单元。当然，还有人会说社区是一个经济单元。例如台湾农村的社区营造比较成功，就是得益于它的土地制度，这是社区经济得以诞生的基础。其实，社区最为重要的内核就是它的治理结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和伯吉斯在《城市社会学》一书中就提出：社区不仅是人的聚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根本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社区的组织制度包括家庭和其他机构，如教会、学校、运动场、社区议事厅、地方剧院和工商企业。社区治理与企业治理、大学或医院这样专业化组织的治理迥然不同。社区治理的基本逻辑就是参与、协商与自治。

在中国，社区这个术语是1933年费孝通先生从英语community翻译过来的。费孝通先生为什么把community翻译成社区？很可能是基于他对农村的关注，因为农村是一个区域，所以他翻译成社区。如果他翻译的时候关注的对象不是农村而是上海这样的城市，费老很有可能翻译成“社群”或“共同体”，而不是“社区”。因为社区这一概念带给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区域。农村社区恰好就是一块区域，以村落聚集地作为载体的区域。现在有很多人会问，社区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就是受这一译法的影响。社区的“行政区化”也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建议能不能用社群代替社区。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翻译不经意之间恰好与中国人的生活观念相吻合，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community首先是与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联结在一起的。在乡土中国时代，这块土地集中体现为村落聚集地；在单位中国时代，这块土地集中体现为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工厂场所；在社区中国时代，这块土地集中体现为居住空间。

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两个空间：一个是网络空间，一个是居住空间。前段时间，山东一所高中的一个学生得了一场重病，需要40万治疗费。这笔钱在一周之内筹齐，其中15万通过网络筹集，20万通过居住空间（高中周围的居住区域）筹集，还有5万是企业家定点资助，一周之内就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案例就非常鲜明地印证了网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重要性。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网络技术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inherently political properties）”，网络技术与政治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古人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网络空间中得到了真切体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社区中国注入了崭新的交往空间与交往渠道。可以预见，基于居住权的地理共同体和基于互联网的社群共同体，是影响未来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状态的最为重要的两种社区。本文关注的是以居住空间为载体的地理共同体或生活共同体。

衡量城市治理质量的标准有很多，例如犯罪率的高低、公共安全、环境质量、公共产品的提供程度等。但有一个标准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城市居民生活在温暖、有序的社区之中，这应该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衡量标准。我们说过，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从“单位国家”向“社区国家”的转变来概括。这一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社会组合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转型，更是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催生社区治理的直接根源。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遂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之要点。社区工作有其亘古不变的始发原点与回归底线，那就是开辟公共空间，恢复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倡导社会劳动，培育社会资本，弘扬社区公益，彰显社区治道，催升社区温度等一系列要素。如果以上原点与底线贯通于社区工作之中，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就会日趋稳固。社区硬件的好坏、社区投入资源的多寡并不是决定社区温度高低的最终决定因素，在市场系统和管制系统中丢失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在社区中得以恢复，日渐松散甚至隔绝的社会关联是否能在社区中得以重新缔造，才是决定社区温度高低的决定力量。懂得了这一点，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才算拥有了精准的理论指导和逻辑通道。

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的社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凝结与汇聚。首先，党和政府不抛弃任何一个社区，是社区中国的重要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空间中的重要展现。其次，社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创新理论的空间，它可以催生出一系列重新诠释政治学经典理论的种子。国家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等范式一旦进入中国社区，就被注入了崭新的要素。再次，中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社区中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乃是这一制度的主干。最后，我们可以在中国社区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睦邻社区、礼治社区、互助社区等，都是中国文化基因催生出来的社区形态，这是中国文化自信在社区中的汇聚与展现。因此，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我们可以发现重新诠释经典理论范式的种子。

（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创新

在西方经典理论看来，国家与社会在逻辑上是相互对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式的国家决定社会的理论，还是马克思式的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都是西方文明孕育出来的理论范式。事实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是相互排斥的。所以，在国家与社会这一经典的政治学理论范式面前，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前两者在逻辑上相互对立的解释，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转化、国家相对自主性等崭新的理论范式。作为国家与社会交接点上的社区，自然成为我们反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参照。与西方把社区视为抵制国家暴力，把社区视为扩大的个体的观点不同，在中国，社区就是扩大、延伸的家庭，社区治理是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讲求家国一体。国家如何与一个个家庭相联结，与一个个单位相联结，与一个个社区相联结，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之所在。故西方政治学中讲的国家与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国家与阶级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联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是各种各样的法团。而中国视域中的国家与社会指的是国与家或国与民的关系，联接国与民、国与家的中介是各种各样的扩大的家庭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责任纽带。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社会是典型的立体社会（或等序社会），中国社会乃是典型的平面社会（或差序社会）。两种社会孕育出来的治理逻辑和治理关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民为本、以家为基的平面社会关注追求“政道”的治理，由不同阶级组合而成的立体社会关注追求“政体”的治理。这就是王绍光先生所说的“政道思维”和“政体思维”。政道思维关注结果，政体思维关注形式；政道思维讲求宽厚包容与整体福祉，政体思维讲求唯一性和排他性。故被阶级社会所左右的公共政策和国家治理往往是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以民为本的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特别讲究与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的关联。邓小平把现代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指的就是小康之家的建设以及以无数个小康之家为基础的小康社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家庭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价值，特别强调民心与民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就是要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家的基础之上，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之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刻意去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绝不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政治秩序的构建、治理绩效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这是传统政道思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单位制松解之后，社区成为联接国与家最为重要的中介机制。正是依靠作为地域化生活单元的社区，构筑了国与家的联结通道。我们可以用社区国家和结社国家来概括中国和美国的差别。中国的社区传统孕育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结社传统则使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处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割之中。社区国家关注国家与以家庭为圆点向外铺展而成的平面社会之间的联结，结社国家关注的是公共政策如何反映在立体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二）权利义务理论的创新

我们用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来概括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权利义务属性。古人认为，治理国家依靠三种东西：天理、国法、人情。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例如孝敬父母）就接近于天理，依靠法律化解社区中严重的产权性冲突就是接近于国法，依靠调解、谅解、体谅、信任处理社区中的邻里冲突就是接近于人情。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有些权利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有些义务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更不是外力强加的。履行这些权利和义务是天经地义的。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恰好是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基础所在。内生权利与积极义务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共规则的遵从和尊重。社区是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空间，它必然导致社区人对社区“居民公约”“公俗良序”的尊重与遵循这一积极义务的诞生。

权利是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一种表达。人之作为人，享有生存权利、生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等等。相对于其他各种类型的权利而言，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一是居住权，二是房产权。居住权是居委会的权利来源，房产权是业委会的权利来源。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是从居住权和房产权衍生出来的。居住权是居民委员会的生存和发展根基，它涉及公民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根据我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生存的根源在于居民在特定城市空间中的居住权益。房产权是业主委员会生成的根基。业主委员会的生成基础是业主对住宅房产的所有权，它是伴随着住宅商品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权益性组织，是由全体业主通过参与业主大会，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并接受业主的委托，代表小区的全体业主对物业进行自主管理，并拥有对物业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决定权。事实上，由居住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与由房产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既有分离又有交叉。过分强调两者的相同性，会将群众工作和物业工作、社群性活动与经济性活动混同起来；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性，会导致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对立，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形成。例如作为关联物权性质的楼道甚至一楼大厅，就不是绝对的房产权所能涵盖的，而公众参与的最原始的公共空间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现在很多城市逐渐兴起的自治楼组或自治楼道，就是超越房权政治的积极成果。因此，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居住权和房产权都是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居住权催生社群政治，房产权催生房权政治。以财产权为基础、以房权政治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排他性，以居住权为基础、以社群政治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包容性。

（三）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大道理。正如新教伦理包含着资本主义精神一样，在中国，儒教伦理也包含着浓重的社会主义精神。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基石时，就在理论和关怀两个层面构筑了抵制资本绑架国家的防线。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套理念组合起来的理论，它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生活样态体现出来。从社会主义与基层社会的联接来看，在单位中国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基层社会的体现就是单位社会主义（unit socialism）。在社区中国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实现了空间性的转移，即从单位社会主义向社区社会主义的转变，社区成为保存社会主义精神的温床。社区社会主义（community socialism）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性概念。我们发现，社区已经成为发扬和拓展社会主义精神的空间。从单位国家向社区国家的转型，也是社会主义精神从单位转移到社区中的过程。通过社区为城市和国家注入能量，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石，是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一制度的确立得益于我们对社区人的透析、社区生活属性的把握以及社区内物权性质的设定。可以说，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其治理的细胞的。国家治理的成熟度就依赖于这一细胞的成熟度。那么，社区治理赖以展开的原理是什么呢？社区治理为什么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呢？

（一）人的社群性

“人的社群性”是对社区人之本质的规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由多重维度的关系组合而成的。我们认为，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具私人性（家庭和市场）、社群性（局部公共性，体现为社区和各种交往组织）和公共性（国家公民）三种存在状态。“社区人”是对人的社群性的直观表达。基于人的社群性而形成的基层治理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着漫长的历史传统。依托居住空间而形成的生活共同体是展示人作为社区人的重要场所。社区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现代社会恢复社区人的面貌与特征。社区中老年人的参与度之所以比较高，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恢复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人年纪越大，社会关系就越稀薄，故年长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不是关注其效果，而是享受其过程。其实，不仅老年人，任何一个丢失了社会关系的人，都试图在参与社区事务中把社会关系给恢复起来。我们在调研时，一位社区长跑队队员告诉我们，长跑队要组织一次去山东青岛的旅游。自己去年刚刚去过，但还是报名要去。我们问：为什么还要去？她回答说：跑友都去山东了，有五天时间，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跑步很没意思，所以决定还是要去。长跑队是一个典型的社区自组织，该组织基于爱好跑步这一共同的兴趣，把很多人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了，人的社群性在这一自组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就是社区的魅力所在。凡是把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凡是把日趋稀薄的社会关系重新使其厚重起来，这样的社区肯定就能成为人生的归宿。

现代社会往往被视为是由单向度的人组成的陌生人社会，社会成员多数愿意沉浸在一种自由且孤独的状态，因此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除了以兴趣为基础的专业社团之外，公共生活是非常贫乏的。城市发展的现状似乎昭示着一种更加悲观的前景，这就是本来就有限的公共生活与社会交际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服从于资本要求的城市规划、商业化的居民区开发以及职业化社会的形成，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社会关系的断裂。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就是在遵循人的社群性原理的前提下，通过恢复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人的社会交往的渠道和空间。人的社群性是对现代性逻辑所塑造出来的“单向度人”的反叛与超越。社群生活不是在统治逻辑和商业逻辑中展开的。社群生活讲求互助、群助，它是一种以互爱、互助、互信为基础的交往和秩序。

（二）社会资本

人的社群性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要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当然需要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并不能保证幸福。真正的幸福来自健全的社会功能。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良好。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一种信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求取一种宁静与平和，那我们就说他拥有了较为丰厚的社会资本。罗伯特·帕特南提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关于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那么，如何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呢？仅仅靠经济资本是不行的。说到底，还得依靠社会资本，这就是《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所要探讨的问题。理论界对什么是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看法，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华裔学者林南从社会资源的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为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不管有多少定义，社会资本都是描述了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累积的信任资源、关系资源和媒介资源。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无助感。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空间。西方人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自由。我们也可以说，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孤独。如果社区的交往密度也降至最低，那么，貌似繁华的城市其实已经陷入生命的悲哀状态了。在社区中恢复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培育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信任，在社区中点燃人们在社会系统中丢失的关爱，这就是在催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旦被催生出来，基层民主就会运转起来了。

所以，社区治理的内在基础就在于社区中的交往密度。社区是一个交往密度非常高的社会空间，是人之社群性关系的凝结与聚集。在社区内培育和开发社会资本的使命之一就是把现代社会抛弃、掩盖、扼杀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社区内各项公共活动的展开均要服从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开发这一理念要求，从而为行动者和参与者在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奠定基础。社区治理中的交往共识就是社区中的行动者和参与者通过协商、沟通和民主化的运作机制，针对公共议题所达成的一致性判断与一致性立场。社区治理的展开不仅取决于社区中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对公共议题的发现、提出和规定，更取决于他们对公共议题的解决之道在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

（三）关联物权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与我们生活的城市、社会和国家都是关联的。绝对的个人主义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社区天然地具有拒斥个人主义的属性。个人跟他所处的这个社会不是绝缘的，而是关联在一起的。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应该强化一种关联化思维方式。城市建设可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中显示出它宏大的语境。中国有很多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变，正是这一宏大语境的上演。这正是城市的能量。但是，宏大的语境如果不能和人与人的交融相联结，那么这个宏大的语境只能释放出冰冷的气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就是使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城市生命、城市未来息息相关的关联者。如果说，城市中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寸草地，都是与每一个城市人不可分离的关联物权，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话，那么，与城市人关联度最高的物权在哪里呢？就是在社区之中。

在社区中，几乎所有物权并不是截然分为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两种，而是在其两者之间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恰恰是因为关联物权的存在，才使得社区中的居民自治拥有了其物权基础。社区中的各种物权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所说的“业主”这一概念可能是有问题的，“业主”这个称谓强化了居民私有物权和“房权政治”的意识，有切断居民与社区关联的可能。一个居民不仅是家业、住房的主人，更是私人产权之外社区一草一木的守护者。业主既包含着权利，更包含着义务与责任。社区中的一草一木、社区中的一砖一瓦，社区中的楼道空间与公用水管，家中的承重墙都是与每一个居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权”。恰恰是关联物权，将一个个原子化的社区中的居民串联在一起，联结在一起。可以说，关联物权是居民自治能够得以孕生、推进和不断升级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如果社区中充斥着“谁战胜谁”“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概念，那么，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是无法展开的，社区温度可能会降至冰点。

可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变化，居民的关联物权意识已经开始生长出来。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楼组自治的成长。最能体现关联物权属性的楼道空间催生了楼组自治的诞生。在以楼组自治见长的社区中，楼道空间已经与家庭私有空间连为一体了，楼组中的各个家庭亲如一家，大门紧闭、不相往来、形同陌路的局面已经结束了。这就是关联物权催生了自治的生长与扩展。

社区治理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的运行原理和运行机制与其他所有功能性组织的治理有着根本不同。社区治理有其独特的运行原理、专业技术和目标追求。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通过优化社区治理以巩固国家治理之基的路径。

（一）优化社区治理的运行原理

1. 过程优先原理

在社区治理中，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过程取向优先，效率取向次之。这是社区治理区别于企业治理、专业化组织治理、功能性组织治理的重要标志。社区治理过程不仅仅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也是培育自治资本的过程，更是提升居民社区认同的过程。

2. 多元协同原理

在后“单位制”时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体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从总体上来，主要经历了“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居民二元互动”再到“多元协同”三个发展阶段。在政府一元主导形态中，主要侧重于控制体系的建立，像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组织就是整个城市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漏斗，所有问题都要通过这个漏斗沉淀到社区之中。在政府与居民的二元互动形态中，基层组织主要扮演信息中转站、政策解释者、活动策划者、平台搭建者、任务转化者等角色。多元协同的治理形态是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自治组织、居民、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社区精英、社会组织精英等多方参与、互动协调，实现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有机整合，达成一种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这就是治理逻辑在社区中的体现。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在治理时代，承担着社区资源整合者、社区生态重塑者、多元协同主导者等多重角色。

3. 参与治理原理

社区参与式治理是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前提，以社区议事会为载体，社区相关利益方按照程序规则，在自愿互利、合作互动的基础上，对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共识、达成一致行动的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是居民自治、社区治理乃至基层治理所赖以遵循的基本原理。因为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所涉及的事项往往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与群众利益相关度越高的领域，其治理过程对公平、正义和民主的要求也就越高。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式治理不仅可以消解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可能产生的各种冲突，还有助于培养积极公民或积极行动者，培育社会资本，增进治理合法性，通过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而增进治理的有效性。这是参与式治理的要义之所在。

（二）构建社区国家、巩固国家治理之基的路径选择

通过社区为城市注入发展的能量，通过社区为国家奠定治理的基石。这是中国未来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那么，我们构建社区国家、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的路径是什么呢？

1. 恢复社会关系

社区是恢复社会关系的绝佳空间。恢复社会关系是依靠人在社区中的重新组织化得以完成的。所以，社区中群团组织的功能要比群团组织的数量、类型更为重要。比如舞蹈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和熟人社会“跳”出来，太极拳团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和熟人社会“打”出来，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组织就仅仅是活动型组织，不是功能型组织。把活动型组织转化为功能型组织，是优化社区治理的秘密所在。因为功能型组织可以通过调解、协商，把很多矛盾和冲突消解在群团组织之内，从而释放治理能量，展现治理能力，使其成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要件。

2. 缔造社会联结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注社会联结的社会。我们进入社区，非常关注两种类型的联结：一是物物联结，二是人人联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发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最有效的四个支点是：亲子、环保、公益、养老。因为这四个支点的背后具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点。我们发现不能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这样的二元对立来分析中国社会。中国人奉行关联主义，它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关联主义的关键有两点：既要发生关系，又要缔造联结，重心在“联”上而不是在“关”上。关联主义的社会生成机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注重从个体向外部的道德扩展。所以，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立体社会（即阶层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水平社会。在这个水平社会中，个体与家庭的关联，家庭与社区的关联，社区与国家的关联，成为将不同要素串联在一起的联结机制。如果把社区置于这样的视野中来看，我们发现社区乃是“扩大的家庭”。公共生活为什么能够在社区中成长起来，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就是潜藏在社区中的各种各样的关联。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个人主义，那么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关联主义。展现关联主义的重要空间就是中国的家庭和社区这一扩大了的“家庭”。

3. 培育社会资本

对于中国而言，健康而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决于政党领导下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相互协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社会这个层面的力量太弱。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我调节，没有社会的自我修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肯定会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部件。与西方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绝缘的两个部分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交集点与交集区域。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决定、相互排斥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关联、交集和合作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目前中国的社会治理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也不是社会中心主义，而是互动主义的。沿着这样的逻辑通道，我们熟知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公益、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不仅如此，依托社区公益基金而成长起来的社会财产、依托社区公益活动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劳动也就呼之欲出了。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如果把“社会”这个空间的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做实了，那么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也就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了。

4. 倡导社会劳动

社区里面由阿姨们组成的编织队常常做棉帽、棉鞋送给困难老人、独居老人，这些产品就是社会劳动成品，她们的劳动就是社会劳动。劳动不是泾渭分明的分为私人劳动与公共劳动。劳动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劳动和生产劳动。社区中像编织队、手工坊这样的志愿组织，就是社会劳动主体。基于这样的理论判断我们发现，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是丰富多彩的。因为社区中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社会劳动。“社”这个字，有两重含义，一是跟女性有关系，二是与土地有关系。所以说，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导的空间，这是由文字延伸出来的。故社区中的社会劳动主体多数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与德国滕尼斯的社区理论显然是不同的。由中国文化基因孕育出来的社区，乃是一块女性化的土地，是一块不断生产社会劳动产品的土地。寻找中国社区背后的文化密码，揭示中国社区中的文化基因，是社区中国赖以立足的基点之一。

5. 弘扬社区公益

公益社区是针对人格而言的，它是互助社区的扩展与提升。互助是家庭间、群体间的慷慨行为。但如果一个项目能够惠及社区中大多数人，那么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公益社区。如社区义卖、社区公益基金就是实现公益社区的重要途径。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实现社区公益，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尽管社区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细胞之一，而且国家对社区建设的资源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是，社区作为资源配置剩余空间的面貌还是存在的，社区内部许多公共难题还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撑，居民公共生活资源短缺的现状还依然存在。在社区治理的框架和逻辑中，通过居委会、社区自组织等主体开展资源整合和资源开发，以形成维持和发展社区公益的格局，对于社区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构建公益社区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资本、催升社区温度、提高精神密度的过程。如成都著名的社会组织“爱有戏”创设的社区义仓、义坊、义集等，实际上就是在挖掘中国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重铸中国社区的精神气质。公益社区的最大鲜亮之处就是集集体行动和社区公益于一身。

6. 彰显社区治道

彰显社区治道就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良治社区。不同学科对社区的关注点是不同的，社会学聚焦社会关系的重建，社会工作聚焦助人自助，经济学聚焦社区经济潜力的开发（如社区广告、网购进社区、社区物业管理的规模效应等），政治学聚焦治理结构的重建、完善以及社区治道的彰显。社区治理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地方治理相比，远远没有那么复杂。因为社区治理的宗旨就是惠及于民。任何有利于社区和谐、社区稳定、社区认同的项目都可以尝试。能否达到社区的良治，关键是要看两点：（1）能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涉及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逻辑转换；（2）能否在社区内部多元主体之间构建良性的协商机制、合作机制和行动机制。

7. 催升社区温度

社区的魅力在于社区的温度。一个温度降至冰点的社区，必然会成为骚乱、驱离、动荡的源头。这就是社区治理为什么会成为源头治理的原因。中国文化基因中包含着催升社区温度的天然属性。所以，社区温度并不取决于法治的严酷，而是取决于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组合应用，这恰好是中国社区超越西方社区治理法治陷入偏执主义的根源所在。201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爱丽丝·戈夫曼，用“在逃”（on the run）这一概念揭示黑人群体居无定所、恐惧频降的生活。“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在美国这个统一的国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可怕的人民分裂、族群分裂、不同社区间的分裂。美国对黑人群体用警越多，产生的问题也越多。当很多国家的社区沿着所谓法治化轨道将社区温度降至冰点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却将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重新审视。基层群众自治成为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催生社区优质生活的润滑剂和黏合剂，也是消除社会等级符号、促进社会联结和社会融合的催化剂。良好的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可以催生社区公共空间的生长。现有的城市规划往往重市政、轻社区，社区规划基本上交给开发商，开发商则为利益主导而非社会治理主导，无视社会阶层和谐融合及建筑空间的教化功能。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最终目的是在社区公共活动中打开社区的公共空间，让居民自由、平等地进入这一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的秉性是开放和宽容。社区公共空间与等级化空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不以资本多少、不以身份贵贱、不以级别高低为标准，拒绝冷酷的歧视气息和排他性格。居民在进入这一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将社会怨恨抛至脑后，将社会隔绝予以消除。居民自治的最大魅力在于将居民拉回到一个平等、温情的公共空间中，使其感受到别具一格的“社区人”的尊严。这样的社区治理不正是对城市生命注入了稳定与发展的能量吗？这样的社区治理不正是充分稀释了城市孕育的怨恨和隔绝吗？这样的社区治理不正是构建了弥补商业系统之冷酷的温暖空间吗？社区温度高低是衡量城市生命力旺盛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构建熟人社区、培育社区情感、丰富社会资本的努力。我们提出的“睦邻社区”“礼治社区”等概念就是试图揭示中国社区治理的独特路径和独特逻辑。

8. 展示社区魅力

我们研究中国社区，就是要把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感受展示出来。展示社区魅力，应该成为中国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回归社区的。社区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是否健康。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祥和、温暖的社区中，将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如果能够把社区中温暖的社会关系视为最奢侈的财富，那么也将是人生之大幸！古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家”，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而是扩大的家庭，在古代是大家族，在当代就是社区之家。社区之家的温暖就是国家温暖、天下之温暖的缩影。

社区就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就是由一个个社区这一“扩大了的家庭”组合而成的一个平面社会，而不是建立在由一个个阶层以及代表其阶层利益的团体组合而成的立体社会。在中国，阶级或阶层乃是一个分析性概念，而不是一个行动性概念。通过社区软化阶层之间的矛盾，缩短阶层之间的距离，淡化阶层意识和身份意识，使社区成为一个包容性、扩展性和认同性的空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秘密之所在。俗话说，家定而天下安。在社区中国时代，我们则可以说，社区定而天下安。社区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它的治理结构是以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原点，逐渐扩展出去，形成社区良治的基本格局，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党的执政基础和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就日趋稳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