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混乱不堪的战局
陕西榆林产妇坠亡事件发展到今天，一开始看似清晰的判断却陷入了僵局。
从8月30日下午3点，产妇马某入住榆林一院，到8月31日晚8点，马某从医院5楼坠亡，所有人都想知道这29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是家属和医院对于关键问题给出的解释，却让事件愈发像一场罗生门。
比如事件发酵过程中极为戏剧化、引发网友巨大悲悯的一个细节：产妇在监控视频中究竟为何下跪？
医院在公布监控画面时说，这是因为产妇“与家属沟通（剖宫产）被拒绝”，让人理解为产妇痛苦到跪地求饶、求家属同意剖宫产。
而家属在接受采访时称，所谓“下跪”画面是因为产妇疼痛难忍而下蹲。
仅这一个细节的互相矛盾，就足以让看客的情绪走向不同的方向。
不管是下跪求饶还是疼痛难忍，这都牵涉到最为关键的分歧：产妇已经如此痛苦，究竟是谁拒绝了实施剖宫产？
医院在官方声明中称，早在马某住院候的初步诊断时，主管医生就已经因为胎儿头部过大、建议实施剖宫产终止妊娠，但“产妇及家属均明确拒绝，坚决要求以催产素诱发宫缩经阴道分娩，并在《产妇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顺产要求。”
而马某丈夫在采访时说，自己当时在签同意书前特意向医生确认过，“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状况时，还可以再剖腹产吗？”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才放心地签字。
两种说法中，丈夫和家属的态度一个蛮横坚决、非顺产不可，一个则是考虑到了后路，形象截然不同。
而在8月31日当天究竟是谁不让产妇剖宫产，说法更是针锋相对。
医院提供了马某的护理记录单，上面记录了马某坠楼前和家属的交涉：
第一次：患者极不配合，要求剖宫产，医护人员给予心理安慰，同时给家属交代一次，家属表示理解，拒绝手术，继续观察。
第二次：患者自行走出待产室，经医护人员劝解后由家属陪同送回产房，家属仍拒绝手术。
第三次：患者仍极不配合，自行走出待产室，再次由医护人员劝解后，产妇仍坚决要求剖宫产，家属仍拒绝手术。
这和官方声明基本吻合：“产妇因疼痛烦躁不安，多次离开待产室，向家属要求剖宫产，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
医院的说法中，家属不顾产妇要求和医院建议，一直拒绝剖宫产。而家属方面的说法却完全相反。
据产妇妈妈的说法，他们是听了医生“快生了”的意见才把产妇劝回去，医生在产妇要求剖宫产时，也并没有给予多少肯定的支持。
“直到晚上6点左右，女儿从产房出来，说很疼，我们问医生宫口到什么程度了。医生说八指了，那就是快生了，我们把女儿劝回去了。第二次女儿又出来了。我们问医生，医生说十指了。当时我女儿说要剖腹产，医生说，剖腹产也是一个小时，顺产也是一个小时，当时医生还让女婿过去劝我女儿回去。”（来源：新京报）
据新京报采访，丈夫也说，他看到产妇疼成那个样子，自己跟医生提议了剖腹产。
医生却以差不多快生了为由，拒绝了。
剖宫产的事情上各执一词，对于产妇最后的坠楼，双方也意见不一。
家属质疑，待产室不允许家属陪同，那么医护人员就应该把产妇看好，而不是过了半个小时出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人都找不到了”（来源：新京报采访）。身高1.6米的孕妇如何爬过1.13米的窗台，并且坠楼时光着身子，也是疑点。
对于一个宫口几乎全开的产妇无人看护，医院给出的解释是，一，她精神正常，医院无权限制她走动；二，事发时待产室有5名产妇，助产士或在接生或在巡查；三，产妇已经多次走出去找家属，因此助产士没料到她会走到对面的备用手术室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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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某坠楼的窗台。图片来源：华商报
悲剧已经无法挽回，比它更可悲的永远是真相的稀缺。当事双方的叙事竟然能轻易地造出两个差别巨大的故事，那么到底谁在撒谎？还是事情并不是“医院让剖VS家属不剖”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2、医院只能听丈夫的吗？
当我们悲叹产妇死前经受的痛苦，悲叹中国产房中匮乏的尊严时，也不能全然被同情心牵着鼻子走、将道德判断一股脑地发泄在死者的家属身上，而不去思考背后是否有婚恋择偶问题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剖宫产到底谁说了算”。
许多人质疑，为什么产妇自己要求剖宫产不算数？医院给出的解释是，产妇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丈夫全权负责签署一切相关文书。在产妇没有撤回授权、没出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医院无权改变之前在《知情书》上的决定，即无权擅自听从产妇做剖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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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方面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看起来，只要丈夫咬死不肯同意，那么医院就必须得听他的？
但是据法学教授@何兵 的解读，这份授权委托书只是授予了丈夫签字决定权，却没有放弃本人的决定权。清华大学法学教授王晨光称，产妇作为权力所有者，对剖宫产具有决定权，而如果产妇和家属意见不统一，决定权仍在产妇。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专家田吉顺也指出，签委托书是产妇正常住院流程，并不是剥夺了产妇的决定权，法律规定医院应首先尊重清醒病患自身的意见。（来源：新京报）
也就是说，尽管产妇把签署文书的权力委托给丈夫，可是这并不代表她的意见就完全不起作用，也不代表被委托人才是唯一的上帝。
因此，医院用委托书来辩解为何不能听产妇意见改剖宫产，并把孕妇“情绪失控”的责任全归为家属阻挠剖宫产，是存在一定漏洞的。
可是这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隐情”：据田吉顺专家介绍，当医生和患者都认为需要手术、但家属不肯时，医生往往会选择不手术。
为什么？因为“每台手术都有风险，一旦出问题，医院将面临家属的指责，为了避免这类情况，都会尊重家属的意见。”（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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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医患矛盾是不争的事实。
图为纪录片《急诊室故事》中，向医生提出无理要求的患者一怒之下拿出手机录证据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判断机制在拖延马某剖宫产的过程中起了作用，那这起悲剧就不止与痛苦的产妇们有关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成了最大的权威，医生的专业判断却不能发挥作用，岂不本末倒置？
当我们谅解医院惧怕医闹、被逼无奈时，也请不要把这样的潜规则当做理所当然：“以家属为大”本身还是违反了原则，如果医院只图规避风险、一味放弃自己的专业判断，那么最有可能倒霉的是谁？
还是每个弱小又无助的普通患者。
3、缺席的助产士背后
助产士是否失职，是案件的另一个疑点。它其实也映射着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无奈。
田吉顺认为，产妇在宫口近全开之后，生产指征应该得到更详细的记录。可是医院方面提供的护理记录单上，17点50分到19点19分只有三次记录，也缺乏胎儿头位等关键信息。
田吉顺认为，按照正常顺产流程，到19点19分，医生应该已经开始指导产妇生产，或者判断是否难产而改为剖腹产。若医院拿不出更为详细的产程记录内容，意味着医院可能存在失职。（来源：新京报）
医院不仅缺乏这些必要的记录，也确实疏忽了对产妇的看管。专业人士认为，一个宫口近全开的产妇还能到处走动，是很不合理的。
医院给出的解释是，一、二线助产士都在忙于其他的工作，因为产妇已经多次出门找家属，所以疏于看管了。
人少，确实是中国医院妇产科的一大常态：妇产科的人手紧缺程度和儿科不相上下，助产士只能巡回关照待产阶段的产妇，基本没可能一对一照顾。
而其他科室的情况又怎样呢？一样不容乐观：据2015年的数据，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2.06人。城市的数据是2.96人，而农村仅为1人。
也就是说，在城市每1000人配备的医师资源是2.96人，而农村1000人口配备的医师资源只有1个人。
医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果，就是一边医生超负荷工作，一边患者不满自己被挤压的时间。言语间稍有不客气，就可能为剑拔弩张的矛盾埋下隐患。
知乎用户@賈蓁：讲真我们科夜班一个人看一百二十个病人，每个人来跟我说一分钟的话就是整整两个小时！还不包括我要换水加药打针做治疗！再接个新病人，我们觉得苦逼极了，病人也觉得我又没让你做什么，不就是换个水打个针么，我怎么问你个事情你说话那么快！你态度有问题！你什么素质！问题不可调和的地方就在于，谁能来把一百二十个数量给减了
不仅是人力资源短缺，数据一样反应出整体医疗资源的供不应求：2015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4.55张，且这个数字多年没有涨过了。
僧多肉少，所以在普通病患眼中，医院就像是个搏命争夺医生关注与资源的战场。每个人都想心平气和地享受充足的医疗资源，却不由得被失态与失控的焦虑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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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急诊室故事》中，病人家属听到病人电击除颤时的惨叫，在手术室外疯狂拍门
偏偏生命又是那么严苛，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开小差。就像这次坠楼事件中，一般谁都会想，一个精神正常的产妇，人手不足时稍微忽视她一小会儿，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可惜，悲剧总是在每一个被疏漏的缝隙中悄然到来。
4、“医闹”的帽子
目前，榆林一院的公关工作已经做得很好，对于大家质疑的问题都一一回应。我们能做的也只有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揭开那些说法矛盾的疑点的真相。
可是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前，被大多数人所唾弃的家属就应当扣上“医闹”的帽子吗？
榆林一院杨主任：患者家属在找事情的发泄口，你们不要听家属的一面之词，这个对整个事件的走向都不灵。家属是典型的医闹性质，他们承担不起这个后果，感觉他们都想往医院身上推责任，你们应该以事实为主。（来源：每日人物）
医院的履职中不是没有疑点，如果家属一有诉求就立刻被定位为“医闹”，这同样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价值观的归价值观，职业的归职业。那些极端漠视女性和产妇人权的思想固然应该批判，可是如果医院可能的疏忽仅仅因为民众的情绪就被忽视，岂不是另一个危险的极端？
与其无休止地进行道德审判和情绪宣泄，远远不如尽快明确各方在这起悲剧中应当负担的责任，在价值观和行业规范上都做出应有的警醒。
毕竟，你我都只是遵纪守法、手无寸铁走进医院的普通人，都希望医院在人最无助时是一座可以放心依靠的大山，而不是一个不够透明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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