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这么一部十分轰动的日本电影，让人看了荡气回肠，义愤填膺，这几天又在北京电影节上映了，毫无意外地震撼了全场。
这就是韩裔导演李相日导演的《怒》。
2010年，李相日与吉田修一组合，以《恶人》对人性「恶」的追问，及妻夫木聪、深津绘里两大主演精湛的演技，包揽了《电影旬报》的十佳第一名等许多主要奖项。
七年之后，李相日改编吉田修一原作，再度交出的这份答卷，看似毫无悬念地延续了当年的配方：以人类七宗罪之一的「愤怒」为主题，继续严肃而深刻的风格，并起用了渡边谦、妻夫木聪、宫崎葵、绫野刚、广濑铃等一系列新老当红演员，配乐从前作的久石让换成了坂本龙一。
不过影片并未复制《恶人》的获奖奇迹，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这部影片的缺陷同样明显，让人无法忽视。
首先要肯定，《怒》绝对是一部演技出色，情绪饱满的作品，在日本影评网站上的标签都和《恶人》一样：「难受」「悲伤」「能哭」。
影片最后的怒吼，它有内容吗？
曾写出口碑甚佳的青春群像剧《横道世之介》的吉田修一虽然风格多变，但一向热衷于描写年轻人的心理状态。这一次，他像是把《恶人》中通过犯罪来窥探社会、人性的选题与群像的写法结合了起来。
吉田修一选取的是最为危险的一种群像式写法，即代表性地选取热点社会问题的标本。片中有三条明线与凶手的一条暗线。宫崎葵所饰演的轻度智力障碍的少女，松山研一饰演的背负起父母债务的少年，妻夫木聪与绫野刚这一对同性情侣，广濑铃扮演的遭到美军强奸的少女，森山未来扮演的派遣劳工……
这些都不只是「社会边缘人」的各种符号，而是有意指向当下日本最受到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暗处欣欣向荣，引起许多人想象、吹捧的色情产业，雇佣的却大多是离家出走、家境困难、有缺陷等等不幸的少女；与高利贷牵连紧密的黑社会势力，连警察也无能为力；一直到2016年仍然不断发生的冲绳驻日美军强暴事件；以及得不到固定职位与社会保障的庞大底层零工群体。
吉田仿佛集齐了苦难的标本，或者说最吸引眼球的身份标签。有日本网友对此提出了质疑：仅仅是由于贫穷而失足进入风俗产业的少女要远多于智力障碍者，问题也远为深刻；日本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度也好于欧美，片中两人并没有遇到什么外部的压力。此外，片中还将美军对冲绳少女的伤害替换为对游客，即一般日本人的伤害，虽然拍摄了冲绳本土示威游行的镜头，但又淡化了冲绳的自主诉求。
所以，作者之意并不在探讨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是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残酷的一种意识，又或只是借用热点来营造「悲壮」「深刻」的氛围。
相比起《恶人》中外在的「罪名」与主角内心善良之间的反差，《怒》中引用的社会问题似乎与故事的主题契合得并不紧密。而且从创作具体的边缘人物故事，转向抽象的、符号性的主题叠加，不禁让人想起对余华《第七天》或贾樟柯《天注定》的一些批评。
片中有一条伏线。片中父亲从东京把轻度智障的女儿接回千叶的路上，女儿突然给了父亲一只耳机，说：「这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东方神起。」
很多人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但未曾多想，不过如果知道片中杀人事件的原型——2007年的市桥达也杀人案（浴缸遗弃、逃亡冲绳、无人岛独居、在工地工作和整容等经历都源于现实），结合市桥达也有二分之一韩国血统，以及导演李相日本人也是在日朝鲜人这一点，就会发现片中隐藏的这另一层边缘人群影射，不能说没有导演的私心与个人情绪在里面。
在得知本片的诸多社会热点时，我自然地将标题中的「愤怒」理解为对社会的痛斥，但观后证明是社会现实主义教育在作祟。本作似乎并未延续日本战后左翼电影的传统，借用犯罪来警醒世人，而是更加纯文学地探讨了日本现代文学以来，从西方舶来的对人性与内心宗教式的反省。
很多人都认识到了，全片的主题并非「愤怒」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怀疑。父亲洋平担心轻度智障的女儿爱子在与疑似杀人犯的青年田代哲也谈恋爱时吃亏，又在认识到他们两人互相沟通、信赖的关系后，为自己的猜疑感到自责；而原本打定主意相信对方的爱子，也在疑似杀人犯的阴影与各种因缘的诱发下放弃了自己的信任，并同样在真相大白之后自责哭泣。
相似地，开朗自信的同志优马，在面对忧郁、神秘的直人时，也深陷于难以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困境之中。偶然目击的误解让他产生了怀疑，并在最后令他后悔不已。
在亲密关系中，面对对方难以启齿的过去，许多人总是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进而伤害了对方。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痛苦在于这份怀疑更说明了自己爱的软弱，是人性上的缺点。也因此，父亲和优马都独自哭泣，因为这是一种忏悔的宗教性姿态。愤怒或许正是对自己的愤怒吧。
影片中大量拍摄面部特写镜头，海报上也是七名主角的脸庞。从现实中杀人犯的整容行为，可以联想到在今天，「脸」已经成为了人造、可复制的存在。而构思出三张与杀人犯相似的脸的设定，不得不说是神来之笔，将三条线象征性地串联在了一起——因为他们都有相似的面孔。
脸本来是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最「真实」的界面，但整容合成脸却让我们开始怀疑表面上的真实，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了解对方面庞背后的事实。正是这种天然的屏障催生了怀疑，也正是这种屏障让人愿意去交流、去爱。
影片末尾，爱子与哲也在超越了怀疑，暗示着更高层次的信任与爱的同时，宫崎葵也将视线从哲也的身上转向了银幕之外的我们，那张穿透了电影叙事空间的饱含平和的面容，仿佛是对作为观众的我们的拷问。
日本战后的左翼电影有两种拍法，一是纪录片式地直接捕捉现实中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事件，另外一种则是在个体身上发掘出社会对其造成的影响，借犯罪来控诉社会。
1968年，在左翼运动的最高潮时期，发生了震惊日本的永山则夫流窜枪杀案。之后，足立正生导演选择了第二种拍法，追随犯罪少年的脚步，往来东京、函馆等地，拍摄进城少年一路所看到的殖民与同质化的「风景」，制作成了一部主角缺位的《略称·连续射杀魔》，质问社会的异化与压迫。
足立正生《略称·连续射杀魔》中的美军基地
50年前的永山则夫案和电影与今天市桥达也案和电影之间的共同点，除了两名犯罪者都远走日本边陲之外，便不得不说是与美军基地的关系了。
半个世纪前，永山则夫从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偷到了之后用于作案的枪支，而《怒》中，爱子第一次见到杀人者田中，空中响起的是冲绳美军飞机盘旋的轰隆声，仿佛预示着之后不幸的降临。
对于冲绳的第三条线，大家都能看出，与另外两条相反，不是为自己的不信任而愤怒、忏悔，而是原本与杀人犯田中成为了好友的冲绳男孩辰哉，在意识到自然付出的信任被背叛之后，出于愤怒而动了杀心。
但对于杀人犯山神一也（即田中）这条线，大多数人则多少抱有疑问。写下「怒」字的意义是什么？控诉社会似乎难以说通。他起初是头脑发热而杀的人，但后期又像是一个冷血魔王。为何他看到辰哉拿着剪刀冲过来时，并不躲闪也不反击？
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理论：李相日导演想要塑造的田中，并非邪恶的精神病态人格，而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造就的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片中讲述他杀死女主人，是因为不想被人可怜，在一时冲动之后还设法令她复活，本性不坏。我们可以联想辰哉一家好心收留他工作，他却生气地乱丢客人行李，又在乱砸一通之后逃跑的情节。
如果这还不够明显的话，我们可以想想他前后两次对辰哉说过的话。第一次他说是他叫的救命，但是他和辰哉一样，都不敢在美国人面前出头。他藉此与辰哉成为好友。但之后他却改口说自己一点都不同情被强奸的泉，反而冷眼旁观，这直接导致他被辰哉刺死。
田中说自己「需要倒立才能冷静」。从这些可以看出，田中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又有极强的自卑情结与自我防御机制，会将他人的好意视为施舍，甚至不可抑制地憎恨、毁灭对方。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轻松幽默的人，而冲动起来又十分激动。唯独在对辰哉吐露他「辜负了他的信任」时，语气冷静、克制，简直像变了个人。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故意撒谎。田中第一次说的才是真的，但他拒绝接受在美军前退缩的那个软弱的自己。因为一时冲动杀死女主人而写下的「怒」字，和目睹泉被美军强暴却无能为力，在墙上刻下的「怒」字，都是对自己内心的脆弱的愤怒。
他看似冷静地压抑自己，试图说自己是冷血的，却又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掐住辰哉的脖子，又收手，激动地抱住他说：「我跟你是一样的。」却又开始对自己生气，在墙上刻起「怒」字。
最后，他冷静下来，意识到不能重蹈当年冲动杀人的覆辙，于是选择让被激怒的男主了结自己。这种自我毁灭，至少是对当年犯下的过错的一种救赎。
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让辰哉也被愤怒吞噬，变成了当年出于冲动的而杀人的自己。又或者说，不管是怀疑、自卑情结、冲动，还是感到被欺骗而生的愤怒，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总是试图毁灭我们与他人。好男孩辰哉的杀人，正告诉我们田中并不是一个人，所有人都有可能被愤怒吞噬。
对于导演来说，田中的毁灭和永山则夫一样，是在充满了权力的风景中一步一步造成的。影片开头东京市郊大片雷同的中产阶级独栋住宅，正是让底层劳工的田中感到迷失、陌生与恐惧的地方。
而盘旋在冲绳上空的美军的暴力，不仅是伤害了少女的肉体暴力，也是让他软弱退缩，对自己愤恨不已的无形暴力。来冲绳的度假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更是让深陷自责之中的田中怒不可遏。片中的热点并未有效达到社会批判的作用，但田中作为个体的命运，却是和日本当代的权力景观紧紧交织在一起的。
只不过，在妻夫木聪与绫野刚故事的后悔与温情，以及宫崎葵与松山研一故事的改变与希望之下，这种隐蔽的表现尤其不容易被注意到罢了。
表面的感动与核心的绝望交织而成的《怒》，背后是当代日本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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