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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19岁还有一个多月，我背上父母帮忙打点好的行囊，去南方读大学。那时的我，虽然无知无畏，无牵无挂。仍会在寒假初始，盯着一波又一波离校的人潮，掰着手指头数回家的日子。但春运高峰，买回东北老家的火车票可不那么容易。
火车票开售的凌晨，长长的队已经排在窗口前。我是其中的一个，裹着和体型不相称的棉被一样的大衣。回程当天，学校里本省的同学已经走得差不多，只剩下我们这些等待归期的人散落在校园里。终于等到了！拖着行李箱走进回程的绿皮火车的卧铺车厢，万分兴奋。
上了车，耳边终于响起了再熟悉不过的家乡话，抑扬顿挫的口音，伴着罐装啤酒和方便面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临铺的人只要稍微健谈一些，就会聊到你之前怎么都想不到会和陌生人说的话。幸运的话，可能会遇见同一个地方出来的老乡，校对一条记忆尚且模糊时的街道名字，或者一条胡同尽头是谁谁家的房。短短的一节卧铺车厢里，到处挤满了人，连去厕所路上的挪动都举步维艰。各种复杂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熟悉的不熟悉的，香的臭的，辣的甜的，不一而足。有人点起一根烟，整个车厢就弥漫着烟草燃烧的刺鼻气味，你只要在那样的气味中待上一会儿，就会彻底忘记新鲜空气的味道。
东北人健谈爱侃，遇上玩心重的，兴许还会在狭窄的床铺之间搭上一个板子，组队玩起扑克牌、搓几轮麻将。火车每每行至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对着周围的人普及他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和见识，以展示他的博学。周围的人多半会很配合，应和着补充着，直到火车开走。
起初站台还对小商小贩开放的时候，会有人把用泡沫和透明胶自制的简陋保温箱拴上布条，挎在脖子上，用肚子抵住，争先恐后到火车车窗外卖东西。黄瓜、香肠、茶叶蛋、冰棍、啤酒……火车汽笛一响，车站的人挥着小红旗来撵人，卖东西的依旧不依不饶，追在火车外面跑出一百米，才肯停下来，等下一班火车上的买主。
车上的人，买来零食，热情好客的，就分给周围的人吃；食量大的，就独自享用。我曾亲眼见到一个人买了六罐啤酒，就着三大袋鸡爪，和身边一个哥们全部喝光。下车的时候俨然亲兄弟一般，互相帮忙提行李、道一声新年好。
火车每到一个城市，就离家近了一点。四年下来，我能够准确分辨出这些城市的先后顺序，配合乘务员报站的温柔的声音，甚是美妙。火车一过山海关，整个车厢的气氛都活跃了起来——进入了东北三省，就等于回家了，起码是离家不远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开始不自觉地讲起这一年离家在外的艰辛经历，浓缩了一整年的故事在你周围叙述着，反反复复。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大事小情终于都可以暂时放下了，回家了就是彻底松弛了，安心了。
那时候车站不光只对乘客开放，接站的人买一张几毛钱的站台票就可以到火车停靠的地方接人。一站一站数，一站一站盼，熬不住四十个小时的，总会昏昏沉沉睡过去。睁开眼睛，先问别人到哪儿了。
当火车终点站报站的时候，一车厢的人都开始捣腾自己的大包小裹，争
抢着站在离车门最近的地方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我会在人头攒动的间隙，死死盯住窗外那些同样在张望的人。火车缓慢地开，掠过无数张陌生的脸，直到最后看见爸和妈熟悉的脸。
年前的寒冬，东北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十五六度。我的爸爸和妈妈就站在那里，等我回家。挤下火车，从车厢浑浊的空气到零下二十几度的凛冽寒夜，和一年没见的父母拥抱、欢笑、回家。
这种滋味，无论今生走到那里，都必将难忘。
后来，车站取缔了小商小贩，取缔了站台票。再后来，大家都习惯了坐高铁坐飞机。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远离城市的一块空地到另一块空地。出发地和目的地换了一批又一批，接站的人再也不会在人群的缝隙中，隔着窗子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回乡亦不似曾经那般拖沓而壮烈，也便再寻不回当年靠站时的满心欢喜。父亲和母亲年岁渐长，再也没有同时出现在接我回家的人群中，仅仅徘徊在我久违的梦境里。
寒冬、冰雪和北风，把梦境无限拖长，又将现实无限缩短。直到终于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才恍然发觉那时的可爱。
21岁的春节前夕，我独自一人游走在大不列颠的城市之间。那时，天正飘着雨，淅淅沥沥、断断续续的英式的湿冷的雨。我从利物浦一家青年旅馆出来，寻找地图上的一所大教堂。印象里我沿路问了人，那人满嘴酒气，硬让我说自己支持的球队。因为对足球一窍不通，只能道个歉，朝着未知的方向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