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李放春｜“知识分子”一词源流新考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图：民国初年，一群知识分子在查看世界地图

（图片来源：新浪网）

“知识分子”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伴随着百年来激烈的文明改造，这个现代语词承载了复杂的政治意涵，而它所指称的社会群体也经历了多舛的历史运命。

关于汉语“知识分子”一词的由来，以往学界已有不少研究积累。早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就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术语形成的开创性研究中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由来做过初步的考察。他认为，“知识分子”一词乃是受俄语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igenzia，英文今拼作“intelligentsia”）的影响而生成的新词。“intelligenzia”在汉语中最早的译名“知识阶级”系借自日语造词“知識階級”（ちしきかいきゅう）。其后出现的译名“知识分子”则系借自日语词“知識分子”（ちしきぶんし）。这个词可能是由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创造的。他最早采用“知識分子”来翻译“intelligenzia”。 [1] 李博的这一看法，亦为国内学界所采信。 [2] 不过，受限于当时所能够看到的中文报刊资料，李博实际上未能提供汉语“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的确切时间与文献。严格来说，他的看法只是推测性的，而非定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问题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海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主要侧重批判性的思想史考察。 [3] 然而，这一进路的研究往往以价值偏好取代历史事实（如想当然地把法语词“l’intellectuel”视作汉语词“知识分子”的最初词源之一），而未能将思考与立论建立在汉语“知识分子”一词词源考察的坚实基础之上。90年代时，有学者表达过对汉语“知识分子”一词之具体来历的困惑，却一时无法解决这一悬题。 [4] 进入21世纪，始有学者经过考证后提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在1920年11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 [5] 然而，论者并没有看过李博的研究，也没有追问这个汉语新词的来历，特别是与日语“知識分子”的可能关联；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并非译词，也非借形于日语（日语中并无‘知识分子’一词）”，而是“依据汉语本身表达需要而创出的新词”，并进一步推论，“知识分子”一词的创用者意在“克服‘知识阶级’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局限性”。 [6] 这些看法是缺乏证据支撑的臆测之见。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今天看来，海内外的既有研究所得出的诸多论断已有加以补充或修正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新发现的中文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英文、日文的相关史料，就“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及其语义流变加以细密的考证和梳理，呈现事实，并提出新的论断，以期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奠定一个扎实可靠的语词史基础。

前述李博的研究把“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指向俄语词“intelligentsia”，而不是法语词“l’intellectuel”或英语词“intellectuals”。其出现的时段则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粗略地翻检这一时期的史料，也大致佐证了以上判断。例如，1929年时周谷城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考察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智识分子是什么？在英文中近来有一个最时髦的字，叫做intelligentia，与我们这里所谓智识分子四个字的意思颇相近。” [7] 这为我们指示了一个继续探究的方向，即汉语“知识分子”一词的最初生成可能与十月革命后中国及整个东亚思想界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热切关注有紧密关联。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东方迅速传播，而日本则是中国思想界接触、消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中介。为此，下文首先考察日语词“知識分子”的生成情况以及日本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山川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然后再转入汉语词“知识分子”之具体词源的细致辨析，并尝试梳理其历史流变的大致脉络。

一、十月革命与“知识分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词谱系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在致开幕词时宣布，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 [8]

大会议决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一个月前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上，面对考茨基等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谴责，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社会民主党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 [9]

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正式宣布与第二国际决裂。问题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新情势很快就传到了东方。1919年4月，山川均主笔的新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创刊。1920年6月，他在杂志上发表了研究俄国苏维埃政治的长文。 [10] 这篇文章注明的写作时间为1919年12月。据山川均晚年回忆，当时他能够迅速了解到苏俄政治情况，得益于5月间刚从美国归来的近藤荣藏带回的英文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资料是美国共产党人弗莱纳（Louis C. Fraina）编译的一本文集，其主要内容由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言论著述汇编而成。 [11] 正是在这两位十月革命领袖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山川均在文中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研判并予以整体肯定。

弗莱纳所编资料的第七部分“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问题”，乃是基于列宁1918年4月撰写的长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之英译本（The Soviets at Work）。 [12] 山川均在文中多次引述的列宁所著《德谟克拉西与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一节内容。列宁文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一词，英译者分别采用“intelligentzia”和“intellectuals”来翻译。 [13] 山川均在其译文中同时采用了“知識階級”和“知識分子”这一旧一新两个术语，恐怕还是由于英译文中同时出现了“intelligentzia”和“intellectuals”两个词的缘故。这促使山川均仔细考量如何将“intelligentzia”这个概念译成日文才妥当。当然，这并非日本思想界首次遭遇这个俄语词。例如，在此之前，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专家昇曙梦就曾专门介绍过俄国的“intelligentzia”，并将这个俄语词定译为“知識階級”。 [14] 对此，山川均当无异议。 [15] 然而，如何翻译“bourgeois intelligentzia”及“petty-bourgeois intelligentzia”等马克思主义一般术语呢？这是山川均面对的新问题。实际上，列宁文中只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bourgeois intelligentsia / intellectuals）的字眼，而未出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petty-bourgeois intelligentsia / intellectuals）的字眼。 [16] 后者主要出现在托洛茨基的著述《下一步呢？》与《从十月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中。 [17] 山川均在译述时则统一采用了“小紳士閥の知識分子”的译名，并特意为“知識分子”一词加注了片假名“インテリゼンジア”（intelligentzia），标示其为外来词语。 [18] 山川均将“petty-bourgeois”（petite bourgeois）译作“小紳士閥”，延续了幸德秋水与堺利彦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译法。他将“intelligentzia”译作“知識分子”则是一个创新。

问题在于，“知識分子”当真如李博所言是山川均的新造词吗？事实并非如此。就笔者目力所及，日语词“知識分子”和“知識階級”一样也是明治后期的新造词。不过，与“知識階級”不同，“知識分子”最初指的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有知识的社会群体。1903年（明治36年）木村鹰太郎译《柏拉图全集》第1卷中的《卡尔弥德篇》（ハルミデース，Charmides），题解中已出现了“知識分子”的字眼。该篇中苏格拉底与卡尔弥德、克里底亚（Critias）二人探讨的主题是何谓“σωφροσύνη”（sophrosyne），亦即“节制”或“明智”（木村鹰太郎译作“節制”）。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克里底亚意识到自己之前关于“节制”的界定“就是做自己的事”中缺少了知识的元素或维度（“知識分子の缺損”），进而提出“自知”（木村鹰太郎译作“自識”）的新界定。 [19] 这里，木村鹰太郎所谓“知識分子”指的是人性中包含的知性的维度，类似英语中的“intellectual elements”这一说法。事实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康德，“intellectual elements”（或“intellectual part of the soul”）是西方哲学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知识问题的讨论中常用的术语。 [20] 19世纪以来，这个词也成为关于人、心灵与社会的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探讨中运用的专门术语。 [21] 进入20世纪，英语中“intellectual elements”有时也作为“intellectuals”一词修辞意义上的替代说法。

1918年，山川均的夫人、著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山川菊荣在其时评文章中已使用过“知識分子”一词。她质疑并批判当时流行的性别观，即以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为基础达成社会学上的论断。进而，她指出这种反动思想也严重侵蚀了“婦人界の知識分子”（妇女界的知识分子）的头脑。 [22] 显而易见，山川菊荣所谓“知識分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毋宁说，她指的是相对“妇女界”整体而言，作为其中一部分的“intellectual elements”。而在1919年的一篇讨论日本妇女问题及其前景的时评文章中，她又采用了“中流婦人中の知識分子”（主要指中产阶层的现代职业女性）之表述。 [23] 这一说法的马克思主义意味则浓厚了许多，而且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马克思主义术语在结构上非常类似。

山川菊荣（左一）、山川均（右一）与他们的儿子

（图片来源：hypotheses网站）

考虑到山川菊荣与山川均的夫妻关系，或许是前者启发了后者对“知識分子”一词的运用也未可知。无论如何，“知識分子”这个日语词并非山川均所创。只能说，山川夫妇率先将这个术语拓展运用到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当中，而山川均又以之来对译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intelligentsia”一词。应该指出的是，“知識分子”显然不是“intelligentsia”或“intellectuals”的日文直译。这中间还需要一个过渡环节。笔者注意到，山川均研读的弗莱纳所编文集中也频繁出现“... elements”的语词结构，如“petit bourgeois elements”会与“petit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在同一页中出现。 [24] 想必这会对山川均有所提示与启发吧。

这里顺带提一下：山川均在文中引述过列宁的名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早在1920年3月，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就曾刊载了其中译摘要。这篇题为《建设中的苏维埃》的文献由复旦大学学生金佀琴据英译本摘译而成。列宁原文中先后两次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别写作“буржуаз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和“буржуазные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一词，英译者分别译作“bourgeois intelligentzia”和“bourgeois intellectuals”。 [25] 金佀琴当时将之译为“中等社会的有知识者”。 [26] 而且，他还特别注明原文为“intelligentzia”。金佀琴的译文发表时间早于山川均的文章，采用的译法也与山川均不同。

1920年8月，山川均又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现代劳动运动中知识阶级地位问题的文章。 [27] 他首先介绍了英、法等国劳动运动的新动向，即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正走向协作。换句话说，知识阶级这个“中间阶级”正趋于解体，日益转变为“有识无产阶级”。随后，山川均转入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有关论述，强调劳动阶级的运动乃是未来世界的主流方向。文章第六节介绍了俄国革命的过程与经验，并重述了列宁关于革命三阶段的分析。在第二阶段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运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山川均在文中再次给“小紳士閥的知識分子”这个概念加注了片假名，其中“知識分子”的片假名“インテリゲンツィア”对应的是英文“intelligentzia”。文章的最后，山川均敦促日本知识分子认清大势，摒弃中间阶级心理，主动地“无产阶级化”。

很快，《东方杂志》11月号“世界新潮”栏目就刊载了这篇文章的中译文。 [28] 这当是国内首次译介山川均的作品。译者君实（章锡琛）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资深编辑。然而，中译文并非全译，特别是到后半部分时做了不少删节。例如，山川均征引高尔基《知识分子面临的挑战》一文的内容就悉数被删掉了。 [29] 而且，越往后译得越局促，只是一些扼要摘编。显然，当时为了赶上杂志出版的节奏，尽快推出这篇文章，译者只能选择牺牲一些翻译的准确性了。就本文的研究而言，特别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知识分子”这个新术语没有出现在中译文中。山川均在第六节行文中采用了“小ブルジョワ中間階級”“中間階級的知識分子”“小紳士閥的知識階級”“小紳士閥的知識分子”“小紳士閥の知識分子”等多种表述，而译者将之一律简化为“中间阶级”“智识阶级”。也许，由于时间紧迫，章锡琛当时未及仔细研磨山川均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尤其是“知識分子”这个生僻术语，对他而言可能有点陌生。十月革命后不久，《东方杂志》曾刊载过章锡琛翻译的一篇介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历史演进的文章（译自日本《外交时报》）。当时，他将“智识阶级”作为“intelligenzia”的译词。此番，他仍沿用这一译法，而弃用了山川均新引入的“知识分子”。 [30] 无论如何，章锡琛本来可能成为最早将作为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知识分子”引入汉语世界的译者，但他错失了这个时机。

二、汉语词“知识分子”

在1920年的初现及其双重词源

十月革命后不久，北京政府外交部曾饬令上海等地防范俄国共产党（时称作“广义派”“过激党”）遣人来中国鼓吹其革命主义。 [31] 然而，在时人看来，“俄潮东渐”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32] 1920年4月间，《加拉罕宣言》中译文在各大报上公布，引发全国各界的热烈反响。 [33] 同月，俄共特使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来华，并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会面，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8月，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成立《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任书记。 [34]

1920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出版。在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中，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字眼。文章作者首先做出研判：“共产党（多数派）主义，确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因为和马克思一样，共产党（多数派）“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以及无产阶级底专政”。在作者看来，这是根本“无需多述”的问题。就本文的关注点而言，文中唯一一次出现“知识分子”字眼的地方是在关于列宁革命三阶段论的介绍文字中。无懈在述及革命第二期即“和小有产阶级及知识阶级战斗的时期”时指出：

这个阶级，具体地说，就是如工艺家、教员、专门技术家、医生等类的人。这类人既不愿资本阶级得势，也不愿无产阶级专权。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奋战的时候，他们来助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的群众，反为他们底知识分子所引率。 [35]

如前所述，山川均在《苏维埃政治的特质及其批判》一文中就曾介绍过列宁的革命三阶段论。他讲到，小资产阶级在第一阶段中也是革命阶级，而“民众反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引率”。 [36] 两相对照可知，上引无懈的文字系在山川均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也就是说，无懈采用的“知识分子”一词乃是直接来自山川均。经学界考证，署名“无懈”的作者即周佛海。其时，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求学，据他回忆，当年其受俄国革命的刺激，非常热衷研究社会主义思潮，“这一类的书籍，努力去阅看”。 [37] 当时，山川均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是日本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刊物。 [38] 周佛海曾仔细研读过山川均的作品乃是可以想见的情形。

行文至此，无懈的这篇文章似乎恰好为李博的推测提供了确切佐证，即汉语“知识分子”一词最初是从山川均创用的“知識分子”一词转借而来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无懈的文章刊发之前，“知识分子”一词在中文刊物上就已出现过了。1920年8月《东方杂志》上刊载的一篇关于中国武人政治的短评中，作者（署名“说难”）认为收束武力的唯一途径是促进军队平民化。他列举了军队平民化的几项原因，其中一条是“军队中智识分子之加多”。 [39] 这或是“知（智）识分子”一词在汉语世界的首次出现。不过，仔细辨析其涵义，这里所谓“智识分子”并非泛指相对劳动阶级而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群体或个人，而是特指军队这个团体中的有知识的分子（即“intellectual elements”）。

这位短评作者“说难”即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资深编辑陈承泽。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后入商务印书馆，成为编译所编辑。考虑到陈承泽通日语，他很可能之前曾看到过“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在日语中的运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时他了解山川均对这个术语的最新用法。事实上，陈承泽在7月间刚刚发表过一篇论知识阶级的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式知识阶级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把“专门过士大夫的生活的人”与流氓光棍一道归入“游民”范畴，而把“专门从事研究学术的学者技术家”与农工商一道归入“良民”范畴。 [40] 这一“游民”“良民”的区分，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陈承泽呼吁，中国知识阶级“要斩除自己的恶习气，而脱离游民生活”，另一方面“还要把自己知识整顿好了以后，灌输到一般国民”。 [41] 从其行文来看，陈承泽关于所谓“知识阶级”的批判分析基本没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照此来推断，他在《东方杂志》上引入“智识分子”一词，当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俄语词“intelligentsia”无实质关联。

此外，更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一词的初现还有另外一条与苏俄相关的重要线索，即1920年英国社会主义者、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游俄纪事及有关批评的中文译介。当年5月至6月，罗素到苏维埃俄国访问。期间，他被准许和英国劳动代表团一同到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各处游历。返回英国后不久，罗素撰文记述了他的苏俄见闻与感想，并于7月在伦敦和纽约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先后连载刊发。9月12日至17日，张东荪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连载了罗素游俄感想前两章的中译文（译者署名“於”）。10月1日，《新青年》杂志刊载了沈雁冰的译文。这篇译文系据纽约版译出，补充了其余几章内容。10月10日、25日，《东方杂志》连载胡愈之的全文译文。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也于10月15日一期刊载了罗素游俄感想的译文。

20世纪20年代，左起：瞿士英、赵元任、朵拉、孙伏园、罗素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罗素提及曾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接触到俄国知识界人士，并专程拜访过重病中的高尔基。他在行文中采用的是“intellectuals”，而不是俄语借词“intelligentsia”。 [42] 当时，通过巴林（Maurice Baring）等“俄国通”的介绍，俄国智识者（intelligentsia）的独特性已开始为人所知。 [43] 但是，“intelligentsia”这个外来词在英语世界还很少使用。因此，罗素把俄国知识阶层称作“intellectuals”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英语“intellectuals”一词其实也是个新名词。《时事新报》的译者将之译为“智识界人”。 [44] 《新青年》版本中，除“智识界人”外，沈雁冰在另一处又根据文意（罗素原文中曾将智识界人士统称为一个“class”）将之译为“智识阶级人”。 [45] 《东方杂志》版本中，胡愈之分别译为“智识界中人”“智识阶级中人”。 [46] 而在《改造》版本中，译者刘麟生则采用了“学者”这一传统的本土术语来对译“intellectuals”。 [47]

虽同为转载，但各家杂志对待罗素的立场迥异。其时，已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杂志随后组织翻译了一些抨击、驳斥罗素观点的文章。11月1日，《新青年》刊载沈雁冰翻译的美国左翼人士哈特曼（Jacob W. Hartmann）的批评文章中，同时出现了“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字眼：“英国真正的生活，亦非常是知识阶级中间的温雅的讨论，也有很粗武的怨恨和暴动。”又：“旧日在俄国权贵门下讨生活的知识分子又将如何说？” [48] 哈特曼这篇批评文章最初刊登在苏俄官方的英文外宣喉舌《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周刊上。对照原文可知，沈雁冰分别用“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来对译英文中的“intellectuals”和“intellectual elements”。 [49] 如前所述，“intellectual elements”是英语中的一个常用表述。它也可以作为“intellectuals”的互换表达。例如，十月革命后著名左翼报人奥尔金（Moissaye J. Olgin）在其关于俄国智识者的文章中就交替使用了“intelligenzia”“intellectuals”“intellectual elements”“thinking elements”等表述。 [50] 哈特曼在其评论文章中则使用了“intellectuals”和“intellectual elements”。沈雁冰将后者译为“知识分子”。这当是现代意义的汉语词“知识分子”首次问世。

与日译词“知識分子”不同，最初出现的汉语词“知识分子”并非意译自“intelligentsia”，而是直译自“intellectual elements”（及间接译自“intellectuals”）。此外，与周佛海的用词“知识分子”袭自日译词不同，沈雁冰的用词“知识分子”则或为其翻译时所造。他在中学时代和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时，外语选修的语种为英语。毕业后，沈雁冰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与章锡琛（理化部）、陈承泽（国文部）主攻日文不同，他主要从事英文文献的翻译。 [51] 当时，“……分子”这一构词形式已非常流行。诸如“危险分子”“善良分子”“社会分子”“中坚分子”“保守分子”“急进分子”等在报刊舆论中屡见不鲜。此外，“分子”一词常常作为英语词“element”（或其复数形式“elements”）的中译。例如，几乎在同一时期《东方杂志》转载的一篇评论罗素游俄感想的译文中提及“改良派的分子”时，恰好就附了英文原词“evolutionist element”。 [52] 这恰可作为佐证。因此，沈雁冰将“intellectual elements”译作“知识分子”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它与日语词“知識分子”不必发生关联。

不过，也许有必要提及的是，沈雁冰其时已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并曾参与了《共产党》月刊的撰稿工作。 [53] 那么，沈雁冰有无可能在译出“知识分子”一词之前曾看到过《共产党》创刊号上无懈文章的清样并注意到其中“知识分子”的字眼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1921年3月，山川均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其对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看法。据日本学者米原谦考证，山川均依据的底本是英译本。 [54] 当时，他将该书中“独裁政治”（即专政）一章译成日文，并以评注的方式进行解说与批评。一个月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载了这篇文章的中译文。 [55] 译者施存统（施复亮）也是中共在上海最初的发起组成员之一，其时正在日本学习、研究社会主义。 [56] 他非常仰慕山川均的学识，认为“山川均是现在日本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个有研究的人”。 [57] 山川均早年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影响，熟悉考茨基等理论家的思想。此番考茨基针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劳农政治”的理论发难，亦引起山川均的高度重视，认为这场争论是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不过，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考茨基在书中指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58] 山川均将英译文中的“intellectuals”一词译作“知識分子”。 [59] 施存统的中译文中照猫画虎译作“智识分子”：“不借智识分子底帮助，或是受智识分子的反对，是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的。” [60] 这或是“智（知）识分子”一词首次在国内大报上亮相。

综上，可以大致确定的是，“知识分子”一词最初于1920年年底、1921年年初先后在《新青年》《共产党》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左翼报刊上出现，而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等人则是始作俑者。恰好，他们几位也都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成员。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

一词的早期运用（1921—1927）

1921年6月，一部题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小册子在汉口公开印行。作者田诚热情地赞扬俄罗斯的智识阶级“成就了革命的伟大事业”，“可以给中国智识阶级做模范”。他指出，“现在一般具有革命精神的智识阶级，都觉得他们非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可”。为此，作者呼吁中国的智识阶级应“打破组织智识阶级的迷梦”，效法俄国智识阶级去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61] 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提到：“我们的一个同志写了名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小册子，它当即被一抢而空，还往其他城市寄了一些。” [62] 可见，当时这部小册子曾一度风行。在这部小册子的封面上，作者把“智识阶级”一词译作英文“intellectual class”。显然，他并不了解其俄语语词来历。就本文的研究关注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除“智识阶级”外，还采用了“智识阶级的分子们”“知识分子”等表述。田诚写道：

我们知道在欧洲的智识阶级，曾经赞助资本家的政府做可怕的屠杀事业。我们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蒙着这种耻辱，再不要留下这种不可磨灭的污点。所以我们要打破组织智识阶级的迷梦。我们要和无产阶级握手，要觉得自身也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分子，把我们的智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 [63]

作者采用“知识分子”这个新名词，扣着智识阶级“要觉得自身也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分子”这一主张。其意旨与山川均所谓“有识无产阶级”正相呼应。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一词在中文世界中首次得到颇见思想深度的运用。而且，“知识分子”在这里也开始成为具有自我认同意涵（“我们”）的主体性范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著作的全译本《劳农会之建设》由中共以“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作为“列宁全书”的一种。译者署名李立，是李达（时任主编）的化名。在此之前，山川均、山川菊荣夫妇已依据英译本将这篇著作译成日文，刊载在《社会主义研究》1921年8月号上。李达的中译本很可能是基于山川夫妇合译的日译本。 [64] 列宁原文中论及“intelligentsia”有两处，《劳农会之建设》中分别译为“智识阶级”和“智识分子”。 [65] 1922年8月，李达译述的《劳农俄国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山川均、山川菊荣夫妇合著。其中第二章《劳农政治底特质》实际就是山川均于1920年6月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长文。李达译文中多处采用了“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小绅士阀的智识份子”等术语，例如：“托洛兹基曾经在《由十月革命到布勒斯特立托斯克》底文字中，把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怎样占势力的话，详实说明了。” [66]

1923年12月，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刊载了拉狄克（旧译腊狄客）的《论列宁》，系张秋人据英译本译出。 [67] 他采用了“小资产阶级智识者”来翻译“the petty-bourgeois intelligentzia”。译文中把“intellectuals”译作“知识者”。张秋人的译文中也采用了“智识分子”一词作为“intellectual elements”的对译。 [68] 这和三年前沈雁冰最初译出“知识分子”的情况基本相同。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议决案及宣言

（图片来源：新华社）

直到1924年年底，中共正式文件中采用的基本术语还是“知识阶级”。例如，1924年11月中共发布的时局主张中，采用的是“被压迫的兵士、农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识阶级”之表述。 [69]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论及国民党自改组后发生左右派之分化时，指出其“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 [70] 然而，此次大会通过的其他议决案中，也开始采用“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例如，《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提出：“殖民地运动中的智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 [71] 而《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则提出：“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智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 [72] 这些论断体现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的重要变化。

中共四大后，“知识分子”一词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公开言论当中。1925年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中采用了“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分子”之术语。 [73] 5月1日，《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中则出现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农民同情的援助”之表述。 [74] 6月1日，《新青年》杂志上刊载的郑超麟译马丁诺夫关于西欧农民运动前景的分析文章，以及任卓宣关于1924年世界形势的分析文章中，均使用了“知识分子”一词。 [75] 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国农村中的“中产阶级”——小地主的分析中认为：“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 [76] 他在其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再次提及这一点。 [77]

值得一提的还有瞿秋白。早在1921年，瞿秋白任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时，就曾代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太雷起草了书面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情况的部分。 [78] 1922年，他从苏俄发回的通讯首次向国人介绍了俄国智识阶级的“路标派”（瞿译“罗针”）以及后来的“路标转换派”。 [79] 但是，这位对概念术语有着超乎寻常之敏感的中共理论家，反而迟至1926年才开始使用“智识分子”这个术语。1926年4月，他在讨伐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檄文中论及智识阶级这一“游离势力”时指出：“智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 [80] 这里，瞿秋白把“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作为“智识阶级”整体的一部分。同月，他在以《向导》记者的名义答复读者梁明致的公开信中论及“中间阶级”时写道：“学生不是阶级，是属于知识分子，一种‘社会的范畴’，其倾向其作用随各时的社会而不同。” [81] 1927年6月，瞿秋白在汉口撰写的俄国革命运动史第一册中同时采用了“智识界”“智识分子”“智识阶级”等表述。例如，文中写道，19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农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上的领袖——智识分子的革命党，互相隔离着”。 [82] 又如，“俄国社会里逐渐发展出来的新式智识阶级（Intelligenzia），客观上不能为资产阶级所用，以进行民权主义的革命，却始终为无产阶级所用，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 [83] 这倒是颇符合瞿秋白的用词习惯。另外这也表明，当时即使在中共党内也还没有固定表述。

这一时期除了青年一代的共产党人外，连老一代的梁启超以及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人也开始把“智识分子”挂在嘴边了。例如，1922年3月梁启超在北京大学哲学社的演讲中分析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勃兴的社会背景时，就采用了“智识分子”这一现代概念术语。 [84] 这与共产党人的用法有所不同。

四、大革命后“知识分子”一词的

持续流通及其语义分流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界进一步流行开来，成一时之风尚。 [85] 例如，成仿吾、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倡导向“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转换”，引发文艺理论界的热烈争论。 [86]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或“智识阶级”）及其阶级属性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1929年，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在上海创办的平凡书局大张旗鼓地推出《社会科学大系》丛书，宣扬马克思主义。一批苏俄的马列主义名著如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大纲》、萨可夫斯基编的《马克思学体系》等得以翻译出版，引得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已并竭力查禁。 [87] 另一方面，面对来自思想文化界的意识形态挑战，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知识分子”一词纳入三民主义言说体系，并赋予其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政治和伦理内涵。在诸种主义的角力下，“知识分子”一词虽得以继续流通，但在其实际运用中出现了明显的语义分野。

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知识分子”一词虽保持流通，但还不能算流行。当时，更常用的新名词还是“知识阶级”。1929年出版的新辞书中，有的只收录了“知识阶级”词条，而未收录“知识分子”，如上海的南强书局出版的《新术语辞典》；有的则已同时收录了“知识阶级”和“知识份（分）子”词条，如上海的世界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 [88] 后面这部由高希圣（高尔松）、郭真（高尔柏）等编纂的社会科学新词典，虽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审查、删改，仍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其“知识份子”词条如下：

知识份子可分两种，一是一般的智识份子，即指属于任何阶级之具有相当智识学问者，此类智识份子中，有资本家、慈善家、哲学者、自由职业者甚至于工银劳动者。一是指导社会运动的智识份子，即指现在居于工会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之指导地位，而没有从事于肉体劳动者。如马克斯、恩格思等，皆属于此类之智识份子。 [89]

这一解说兼顾了“intelligentsia”一词在实际运用中的两种马列主义内涵。对照日本左翼人士田所辉明主编的《社会运动词典》中“知識分子”词条可知，《社会科学大词典》编者所编写的“知识份子”词条系对日语词条的编译改写。 [90]

在文学评论领域，叶绍钧（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出版后，茅盾（沈雁冰）盛赞其为书写“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第一部作品。 [91] 这一年，茅盾的《幻灭》《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也引发广泛的讨论与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 [92]

在历史研究领域，陶希圣所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于1929年出版。他在绪论中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克服这种观念生活阶级尤其是士大夫身分残留的独有的特质”。 [93] 这一年，周孤臣（周谷城）所著《中国智识分子之史的观察》一文在《新生命》上发表。他在文中写道：“我们最好把‘士大夫’作为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前的智识分子之称呼，把智识分子作为机器文明输入中国以后的智识分子的称呼。” [94] 与陶希圣的看法类似，周谷城也将“士大夫”“智识分子”的名词差异视为古今之别。前文曾提及，1922年时梁启超开始启用“知识分子”作为其历史分析的一个概念工具。至20世纪20年代末，可以说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一个社会学基本概念了。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一词也进入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语言。1929年12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发徐庆誉的时评文章《知识份子与国家》。一方面，他高调评价知识份（分）子是“人群的导师”，是“先知先觉”；另一方面，他站在国民党政府的训政立场批评所谓“反革命”（如国民党改组派）的和“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呼吁知识分子要觉悟“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以外，更无他较圆满的中心势力可以支配中国”，故“当打破一切成见，与党连为一体”。 [95] 随后，《中央日报》又发表社评，对徐文予以响应。社评指责知识分子的一大毛病是“对于各种事情都欢喜有些不负责任的批评”，从而“使人民减少对于政府的信仰，增加不少祸乱的根源”。 [96] 与南京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国民党改组派则运用其舆论阵地发出不同的声音。1930年7月，《黄埔战士》创刊号开始连载卢印泉的《时代逆转中底智识分子》一文。作者把现代中国智识分子分为三类：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士大夫、代表初期资本主义的洋学生、代表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他呼吁智识分子应认清其唯一出路是继续参加革命以争取社会主义的实现。 [97] 同月，《革命战线》刊载冷云山的《智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作者检讨国民党分裂与惨败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在党内占多数的智识分子之政治动摇性所致。要完成农工革命，就必须改组国民党；而“改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党员成分要大部分由农工群众里吸取”，以“实现党的农工化”。 [98] 可以看到，与国民党内部政治分歧联系在一起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责任观。

进入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伴随抗日救国运动的展开，“知识分子”一词逐渐流行开来。1931年12月，曾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的罗家伦所作题为《国难期间知识分子的责任》之演讲，颇具时代性。 [99] 其主旨是宣讲国难时期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即要“从事于负责的思想、言论、行动”。罗家伦在演说中列举了近代欧洲一些勇赴国难的知识分子典范，如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的黑格尔、菲使特（又译费希特），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刚必达（又译甘必大）、都德等。他强调“国家是大家的”，“我翁即尔翁”，并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能出菲使特、刚必达这样“担负起挽救国难的责任”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两年前的文章中就曾举过“民族国家主义哲学的创始者”菲希脱（又译费希特）的例子，不过他当时的用意是抨击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走向保守反动。 [100] 而在此刻，罗家伦则以费希特（柏林大学首任校长）为典范在“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所谓“父国”）之间建立起直接的政治责任关联。尽管这位忧心国难的前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引为表率的是近代欧洲榜样，但其深层的情怀毋宁说是顾炎武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中国“匹夫”。这里不妨再引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为例，以资佐证。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提讯陈独秀之时，有人请其题字，于是陈独秀挥毫连写数幅。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写下的第一条是《论语》中记载的夫子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101] 章士钊曾评价陈独秀是个“人类矛盾性代表”。 [102] 这位现代革命者身陷囹圄之时以夫子之言明志，或正是其“矛盾性”的一个体现。在不可夺志、兴亡有责的古典“匹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深层关联。这或许也是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中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之深意所在吧。 [103]

五、结语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中国思想界也深受其震动。特别是在《加拉罕宣言》发布之后，俄罗斯研究成为热潮，布尔什维主义迅速传播。在这个“俄潮东渐”的过程中，汉语“知识分子”一词应运而生。

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首先采用“知識分子”这一明治后期出现的日语新造词来对译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术语的“intelligentsia”（以及“intellectuals”）。随后，这一术语也通过周佛海、施存统两位早期中共“驻日代表”的译介而进入中文世界。这部分证实了李博关于汉语“知识分子”一词词源的推测。然而，汉语“知识分子”还有另一条词源线索：沈雁冰在稍早之前翻译美国左翼人士对罗素游俄观感的英文时评文章中就采用了“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因此，汉语词“知识分子”的词源实际至少有二：除日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intellectuals）外，还有英语词组“intellectual elements”（意即“intellectuals”）。后者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英语常用术语，亦为“知识分子”之初义。

不过，在这个新名词的早期运用中，其语义具有非常鲜明的马列主义色彩。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知识分子”主要是李达、毛泽东、瞿秋白等青年共产党人使用的术语。自1925年中共四大起，“知识分子”亦开始成为中共正式文件中的用语，并逐渐取代“知识阶级”。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而“知识分子”一词却进一步传播开来。不仅思想文化界人士广为采用，连国民党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将“知识分子”纳入其官方言说，并努力赋予其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伦理与政治内涵。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罗家伦等国家主义者的推动下，官方言说更加注重把“挽救国难”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一词语义的进一步分流。

自汉语“知识分子”一词于1920年问世以来，就兼具了作为外向的社会分析范畴与作为内向的主体认同范畴两个向度。二者构成内在紧张，又彼此相互联系。从1921年田诚号召知识分子要“打破组织智识阶级的迷梦”，“和无产阶级握手”，到1931年罗家伦呼吁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救转我们共同的父国”，“知识分子”被赋予了非常多元的政治认同内涵。就此而言，它构成了诸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域。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无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认同之余，却又潜在地承续着古典意义的“匹夫”情怀。就此而言，“知识分子”认同又构成了某种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的强大文化合力。这一点在全面抗战时期充分体现出来。

作为十月革命的东方回响，“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都曾经被同情苏俄的左翼人士特别是共产党人积极运用、推广。然而，它在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运命。中国共产党在遭到血腥清洗后依靠武装斗争创造出独立的生存空间，而日本共产党则在政府的强力弹压之下几至覆亡。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走向消沉，“知识分子”一词也沦为政治禁忌。如今，这个日语词早已被人们遗忘，甚至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完全无视其曾经的历史存在。而在中国，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共产党革命的伟大胜利，汉语词“知识分子”逐渐流行并最终固化为当代用语。应该说，两个语词迥然不同的运命，折射出的是两国差异巨大的现代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