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九卷，为免费内容。
离岛，指远离本土的、隔绝于世的岛屿。日本不止是东京、京都、大阪、北海道……日本有 400 多个有人的离岛。每 200 个日本人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离岛。
作家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访了日本最为偏僻的数个小岛，切入岛国鲜为人知的边缘地带。五岛、佐渡、隐岐……离岛满足人们与世隔绝的浪漫想象：丰裕的自然，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得以完好保留的古典之美，悠闲缓慢，自给自足。
在库索的视角和笔下，离岛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和可能性，但也面临严峻的现实：这里没有超市、便利店、医院或任何娱乐设施，少子化和高龄化现象空前严重。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性别歧视、传统文化与艺术无以为继……耕田捕鱼的原住民为生计所困，只能奋力逃离。
但意外地，她又看到很多崭新的气象：为日本人定制旅行的年轻美国亚裔，拜师学艺、移住小岛四十余年的加拿大老先生，从零开始种植葡萄的法国金牌酿酒师夫妇，毕业于东京名校、拒绝高薪 offer 的 80 后爸爸，带领非遗传统艺术重获新生的庶民表演者……在刚刚过去的、充满“错位感”与不可思议的三年里，他们活出了我们不敢过的人生。
离岛不只是日本的缩影，也是世界的缩影。近代东亚社会共通的矛盾点，在这里一触即发。闭塞与贫穷是否真的无解？
经北京贝贝特授权，我们节选了《离岛》第三章中宫崎一家的故事，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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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孩子真够呛！”住在宫崎家的日子里，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发出这句感叹。继而，每当我思考要截取哪一个片段描述这个六口之家手忙脚乱的状况时，就会发现每一幕都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它们连贯地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日常。最后我只能说：每天都有一些时刻，我希望我手里有一个静音键，或者一件随时掉落的隐身披风。
对于我的感想，无论雅也还是美穗，回答总是一致的，他们说，“顶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从七年前阳太出生到如今的四个孩子，一直都只由夫妇两人抚养，没有向双方父母寻求过帮助。宫崎夫妇心中的顶峰时期，是双胞胎刚出生的时候，环保循环型的生活中没有“一次性尿布”这个选项，雅也说，这导致了他们要洗四十片尿布，每天如此。而美穗经历的显然比丈夫更加混乱，她试图回忆那些日子，然后放弃了，她对我说：“那是完全没有记忆的两年。”
按照我对美穗的观察，即便是在她认为“已经缓过来了”的现在，她也无时无刻不在忙碌之中，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一个典型案例是在垒球大会那天：夫妇二人在早上 6 点起床，为孩子们准备早餐和便当，而后由雅也给孩子们换衣服、收拾行李、再用小面包车载去体育场，美穗则提前换上运动服，独自一人在烈日下骑车去四公里之外的场地比赛；打完两场球，她又独自骑自行车回来，快速冲了澡，立刻投入厨房去准备晚餐。这一天，我在早晨的起居室、正午的体育场、傍晚的厨房数次与她在一起，一刻也没有看见她的脸上流露出疲惫，美穗的体力令我惊叹，我认为她是一个钢铁战士。
“生四个孩子，是有计划的吗？还是顺其自然？”周末之外的早上，美穗送孩子们回来到午饭之间的一小段时间，我才能单独跟她聊一会儿天。这种时候她可以短暂地从繁忙中脱身出来，暂时忘记水池里那一堆锅碗瓢盆和洗衣机里塞满的脏衣服，她可以坐在榻榻米上，对我谈起一些她自己的事情。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憧憬一种有很多孩子的家庭生活，比起在事业上取得怎样的成就，更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只是年轻时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从结果来说，虽然很晚才结婚，我还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她语气坚定地告诉我：这就是她要的生活。我想，这就解释得通了，为什么我从未见过她抱怨过哪怕一次，也从未见过她发脾气甚至只是不高兴：一个人如果认定眼前的生活即是理想，那么无论它在外人看来多么兵荒马乱，她也能够总是面带笑容注视着它。
十四年前，美穗第一次来到海士町。那是世界有机农场机会组织（WWOOF）的一个活动，她作为团队里的一名志愿者，在岛上待了两周，就住在民宿但马屋——和在那里工作进入第四年的雅也有了初次照面。于是，雅也听说了美穗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她出生在名古屋的一个教师家庭，自己念的也是师范专业，但在大学毕业后没有着急找工作，而是用打工赚来的钱去全世界旅游了。我猜她的英语口语就是那时候练得很好的。直到过了 25 岁，她才开始找工作，不愿被工作剥夺自由，只是在大阪的一间高中做临时聘用的英语老师——这份工作每年有几个月寒暑假，能持续满足她看世界的需求，那之后她又独自去了许多地方，先后去了七八次东南亚，在中东和中南美洲一待就是三四十天……雅也从美穗口中听到这些故事时，没有想过这个女人在几年后会成为自己的妻子，等到他们从非洲的新婚旅行回来，世界就会回归起居室，宇宙将围绕四个孩子转动。这些都是后话了。雅也只是觉得美穗的经历很有意思，主动提出要介绍在岛前高中担任“魅力化特命官”的岩本悠给她认识，考虑到后者也是有过丰富世界旅行经验的人，他认为这两个人一定很有共同话题。就这样，美穗第一次到海士町，就和岩本悠见面了，岩本悠在那场谈话的最后向她发出邀请：“我们正在为岛上的高中寻找英语老师，你要不要来？”这个邀请，就像当年岩本悠接到海士町武士发来的直球一样突然，他显然已经沾染上这个小岛的行事作风，但 30 岁的美穗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他。她拒绝了，觉得这件事绝无可能，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回望岛影。她默默在心里下了论断：有生之年不会第二次再来这个地方。
如果用离岛移住者的经验来解释命运，那么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有时候人选择命运，有时候命运选择人。美穗属于后者。与她一起作为志愿者来到海士町的恋人，是一个在菲律宾学英语时邂逅的比她小 10 岁的日本男生，用她回顾人生时的描述来说：他们之间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大恋爱”，为了开始这段恋爱，她甚至撕毁了一段既定婚约。轰轰烈烈的大恋爱，在从海士町回到大阪之后戛然而止。这一次失恋，令美穗感到遍体鳞伤，她决定放下自己一直在追求的婚姻、家庭和孩子，从此之后只靠工作生活下去。就在那时，她想起了岩本悠的邀请，仿佛看到一条出路。
一个人如果认定眼前的生活即是理想，那么无论它在外人看来多么兵荒马乱，
她也能够总是面带笑容注视着它。
一个决定放弃人生规划的 30 岁的女人，舍弃对爱情、婚姻与家庭的渴望来到小岛，却在岛上成了四个孩子的妈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不仅是听故事的我，就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命运颇为不可思议。
“一天都没交往过，突然就被求婚了，”她笑着提起和雅也的开始，“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穗进入岛前高中当老师，正是岩本悠倡导的“高中魅力化”在日本成为一个新概念的时候，媒体报道一边倒，皆是溢美之词。而作为亲历者，美穗却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她理想中的岛生活，应该是人们自己种植大米和蔬菜、出海钓鱼，孩子们赤身裸体在自然中游玩，离食物很近，离生命很近，因此能造就一个优秀的教育场所。但理想与现实永远不在同一轨道。美穗在岛上感受到的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人们完全不重视自然教育，各个环节都是公立教育机构，采取和城市完全一样的教育方式。美穗对此十分反感，日本传统而死板的应试教育，她称之为“扼杀孩子性格的教育方式”，其核心理念是：在学校里，只需要听老师的话，按照老师的指令做事，这样就是好学生。美穗陷入了深深的困扰，她听信宣传来到小岛，却发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与她想象中相距甚远。此时，海士町又渐渐出现“名人效应”：东京的人们受到岩本悠的号召，从大型企业辞职来到岛上，开始实践各种事业。然而，在她看来，那又尽是些都市思维，完全不符合离岛水土。
“总觉得哪里很奇怪。”美穗说，在学校里，她意识到人们由于太过信任岩本悠，把他视为神一样的存在，谁也不会开口说感到奇怪。十年前的海士町，一切才刚刚开始，处处弥漫着一种“即便觉得奇怪也不会说出来”的氛围。
在无法纾解的困惑之中，美穗急需一个人倾诉，她想到了“移住样本”宫崎雅也：这个人很了解岛上的事情，应该能解答我的疑惑吧？于是，到海士町工作之后，美穗第一次联络了雅也，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雅也问她：“要不要考虑和我结婚？”
就像当初拒绝来海士町工作一样，美穗当然拒绝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也就像她最终还是来到岛前高中做老师一样，八个月后，她改名为宫崎美穗。答应结婚不久前，她由于对岛上的教育方式深感失望，已经签订了一份新的工作合同，计划回到大阪。于是，宫崎夫妇刚结婚就两地分居了，美穗履行约定在大阪当了一年高中老师，才重新回到小岛。就算回到了小岛，她也不打算再去高中工作了。
小岛从来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它充满了问题，从美穗的角度来看，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她回到岛上，很快怀上了阳太，荷尔蒙开始失调，这时家附近的空地突然开始施工，也没有按照流程事先在居民之间召开说明会。每天噪音难耐，她觉得厌倦至极，再次作出决定：“太讨厌了！我要离开岛！”这一次，雅也决定跟随她，两人开始制订搬家计划，去全国各地考察那些已成规模的移住代表地，去了岐阜县，又去了德岛县的神山町……看了一圈，才终于发现：尽管存在着各种未解决的问题，但，还是海士町最好！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觉得美穗太勇敢了。她生阳太时 38 岁，已经是高龄产妇，却连续生了四个孩子，一直到 43 岁。年龄带来的风险自不必说，况且在这个岛上，生孩子并不是一件那么便利、那么有安全保障的事情。海士町虽然有学校，却没有医院，仅有一间小型诊疗所。孕妇做定期产检，要搭船去邻岛的岛前医院——每个月两次，会有来自岛后的妇产科医生在那里坐诊。就算是这间医院也没有接生条件，临产前，孕妇必须前往岛外的医院。
生了四个孩子，美穗每次经历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最初生阳太的时候，她去了岛根县松江市的医院，这也是距离海士町最近也是最优的方案，地方政府会按照国家规定报销部分费用：包括 42 万日元的生育补贴、5 万日元的交通补贴和每天 2000 日元的住宿补贴。几年后生双胞胎时，医生告诉她存在一定风险，美穗便在预产期回到了父母家，名古屋的大医院更有保障。这也是岛上常有的情况：比起独自在医院生孩子，住在父母家，有人照看，也更方便。到了生小女儿，考虑到美穗的年龄，医生建议她早点儿去岛外待产，她便又回到了父母家，但因为身体状况还不错，最终没有去医院，而是请了一位专业助产员到家里接生。我知道日本政府正在大力倡导人们多生孩子，试图挽救一个少子化的社会，便问起了离岛的政策。美穗说，生孩子可以得到奖励，生得越多奖励越多，奖励标准在全国都大同小异：第一个孩子 10 万日元，第二个孩子 30 万日元，第四个孩子以后，可以一次性得到 100 万日元。
离食物很近，离生命很近，因此能造就一个优秀的教育场所
无论经济情况如何，无论生再多的孩子，至少在教育这件事上，即便是贫穷的家庭也不必担心太多。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学校是否收取学费、学费收取多少，完全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情况。宫崎家的年收入没有达到最低收费标准，四个孩子读书完全是免费的。但美穗偶尔还是有些担心：免费教育最多持续到高中，等到要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要离开岛，也许会花上一大笔钱。她对我说，宫崎家差不多也要开始考虑一些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了。
移住者们来到岛上多数会生孩子，基本生两个，平均生三个，这是海士町比日本其他地方高出来的数字。最近的新生儿真的很多，美穗也发现了这一点，不久前保育园的人数破天荒地超过了 80 人，甚至出现了孩子进不了保育园的情况。这是“海士町奇迹”的一个重要体现。
为了吸引更多育儿家庭的到来，海士町政府为岛上育儿的妈妈们打造了新的容身之地。保育园旁边有一个“育儿支援中心”，每月举办一次咨询会，给在育儿过程中有烦恼的妈妈们提供建议和帮助；我们举行 BBQ 大会的阿玛玛莱，重心之一就是给育儿的妈妈们提供交流的场所，她们聚在那里倾诉和分享；而在中央图书馆里，也开辟出了一个让亲子长时间共处的休闲角落。
如同我在 BBQ 大会上遇到的森田夫妇一样，确实开始有一些人为了孩子的成长而选择这个小岛，他们认为：海士町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它安全而友好，并且亲近自然。美穗还向我提起一个在大阪做理疗师的女人，她因为强烈地希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把丈夫留在大阪，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来岛上上学，待了两年才回去。在日本也存在许多这类“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四处流离的家庭，听闻这个女人回到大阪以后，为了让孩子进入某所以教育见长的小学，又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一直过着陪读生活。
在海士町的教育设施中，近来人们频频提起的是“山的教室”——一个接纳 3 岁到小学入学前的幼儿的设施，可以视为一种私立幼儿园。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是坐在福田的车上，它就位于金光寺山山腹，我们经过时，福田特意指给我看，称它为“森林幼儿园”，说也由自己所在的那间自然村经营。他向我描述它的特别之处：“传统的幼儿园，孩子们成天在室内学习和玩耍，但在这里，孩子们在外面玩耍着度过一天。”福田还说，这个“培养不一样的孩子的教育机构”仅能收纳 14 人，已经满员，全是移住者的孩子，如今年龄最大的 6 岁，最小的 3 岁。甚至有人专门为了这间幼儿园移住到岛上来，因为在城市里，孩子绝没有机会在自然里成长。
宫崎家的双胞胎姐妹也被送到了山的教室。美穗选择它的原因和福田说的差不多，她也认为这里和日本传统的幼儿园培养孩子的方式截然不同，无论晴雨风雪，孩子们总是身处自然中，一边认识和思考自然，一边成长。“下雨天也会穿上雨衣戴上帽子到外面去，”美穗说，“因为在雨天活动的生物和自然里的声音，与晴天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五月的末尾，孩子们还会被带去宫崎家尚未开始插秧的水田里，尽情玩耍，滚得全身泥。
事实上，无论“山的教室”还是“森林幼儿园”，这两个名字都没错。称呼上的差异代表着它诞生时的两种想法以及实现这两种想法的两种力量：非营利组织隐岐自然村和岛上育儿的妈妈们。这件事最早要追溯到 2008 年，自然村开始举办面向小学生的自然体验活动，并逐渐将活动对象扩展到幼儿。2012 年，出于“想让孩子在大自然中玩耍”的想法，岛上育儿的妈妈们成立了“亲子散步会”，不久后，自然村的工作人员开始支援这个亲子自然散步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于 2014 年正式开始运营山的教室，每周举办一次活动。育儿的妈妈们认为每周一次太少，希望能增加活动，又成立了“森林幼儿园创办会”，并在 2016 年成为海士町教育委员会的委托项目。
来自社区和育儿妈妈们的需求越来越大，山的教室从每周一天演变成每周两天，然后是每周三天，到了 2018 年，终于成为每周一至周五开园的幼儿园。我去看了它的官网，发现收费并不算高，包括每月 3.7 万日元的保育费、每年 6000 日元的饮食费以及 1000 日元的会员费。
官网上还写着这所学校的口号：“山的教室，尽情玩耍的岛屿”。并作出了如下阐释：
对于幼儿来说，“玩耍”就是“学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基础体验。
然而，即使在现代社会的离岛上，孩子们自由地在田野上玩耍的机会也在减少。
此外，自然环境中的游戏，即通过五感促进身心发展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我们希望在这个集山、海、村庄、稻田等各种自然环境的岛上，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在整个岛上奔跑、尽情玩耍的环境。
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大人的干预和引导，让孩子们能够尽情地“玩耍”，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我们相信这样可以培养他们对岛屿的爱和生活所需的基础技能。
在宫崎家的日常生活中，我充分见识到山的教室的教育成果。一天，双胞胎姐妹每人捧着一盒胡颓子的野果回来了，说是老师带着去山上摘的，晚上几个孩子又一起把它们做成了果酱。又一天，双胞胎各自手里拿着一袋糖果，说是这天去了附近一个爷爷家帮忙采摘枇杷，不仅把枇杷作为伴手礼带回来，这位爷爷还给每个孩子准备了小零食。这是一间幼儿园可贵的地域联结功能。它把每个周五定为户外活动日，老师会带孩子们到岛上各个地区的村落远足，和当地的老人们聊天，老人们偶尔也教孩子们玩从前流行的游戏。福田对我提及这件事时赞同不已：“岛上许多村落已经没有小孩了，老人们借由这样的机会和孩子们接触，他们感到很开心，这对恢复地区的活力至关重要。”
宫崎家的四个孩子，成长在一个没有电视和游戏机的世界里。独立生火煮饭和吊在枇杷树上的自制秋千，构成了他们的童年乐趣。
阳太进入小学前，也一直待在山的教室。他入学的那一年，这个教室刚开始推行每周五天制，美穗为此觉得运气很好。她又说，教室正在讨论从明年起将接收年龄下限调整到不满周岁，如果能通过，她就可以提前将小女儿也送进去了。
宫崎家的孩子会熟练使用菜刀，我想，与这个教室应该也有着密切关系：它的午餐由每周两次学校校餐、两次家庭便当和每月两次自己做饭构成，美穗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是孩子们自己动手做饭的场景：年龄大的孩子带着年龄小的孩子，有人在生火，有人在切菜，有人在煮饭，有人在炒菜……在这个教室里，没人会对小孩使用菜刀大惊小怪。不过，美穗告诉我，阳太从两岁开始就会用菜刀了。我后来在宫崎家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书名令人震惊：《厨房育儿：一岁开始使用菜刀》，再翻到版权页一看，出版于 1990 年，作者是当时在 NHK 教育节目里登场的一位烹饪专家。据说这种小众的“食育”方式，如今正在日本重新受到关注。
“你想不想去山的教室看看？”在我和美穗围绕着这间幼儿园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几天的讨论之后，她突然向我提议，并且在我表示乐意至极之后，立刻征询了教室老师的意见。我得到了许可，可以去旁观一个晨会。
按照美穗的说法，山的教室的一天从晨会开始：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老师先给他们读绘本，让他们从不舍离开父母的心境中安定下来，然后再让他们轮流发表意见，关于这一天想做什么，最后会一起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并用接下来的这一天去实践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师不事先准备日程表的教室。
这是山的教室独特的行事方法，也是美穗颇为认可的理念，她认为这是一种颠覆当下日本教育的进步方式：在普通的幼儿园，通常由老师来决定这一天应该做什么，孩子们甚少有机会发表意见。而在山的教室里，是由孩子们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也从来没有任何被禁止的事情，老师从来不说：“这样不行！”其实福田也对我提过这一做法，当时我不太相信，煞风景地问：“如果真的是不能干的事情呢？比如……想拿刀捅人？”“那当然是不行的，”福田笑道，“但是不能简单粗暴地说不行，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行。”我还是半信半疑。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没人能跟人类幼崽讲道理。
我很想见识一下山的教室的老师们究竟有何本领，能用成人的方式与孩子们沟通，次日早上便和美穗一起送双胞胎去幼儿园了。我受到了老师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对我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请静默地注视着孩子们。
从早上 9 点开始，山的教室的晨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教室外的一片空地上，孩子们各自搬来凳子，围成一圈坐下，在老师念绘本之前，她们唱了一首以鱼类的名字做关键词的即兴歌曲，每个人都会唱出一些各自偏好的（很多人唱了前一晚出现在自家餐桌上的）鱼类名字，我心情复杂地发现：这个岛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认识的鱼远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念完一册绘本之后，我又意识到，这个教室也不是全然没有计划，比如这天，老师其实想带孩子们去山上采摘一种名叫 DOKUDAMI 的野生植物（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折耳根吗！），但这里不会用一种命令的方式来执行计划，那位看上去刚刚 20 岁出头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拿着一枚折耳根的叶子，用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今天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又到了蚊虫繁衍的季节了，大家在家里被蚊子咬了，都会怎么做呢？是用商店里买的药吧？DOKUDAMI 的叶子很厉害，我们可以用它制作对付蚊子的药。怎么样？今天大家要不要一起去采摘 DOKUDAMI 呢？”
如我所料，人类幼崽是不会轻易配合的。一些孩子拒绝了这个提议，表示自己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想要继续昨天的游戏，想要去另一座山，或是干脆就想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然后我也终于明白晨会需要开那么久的原因，这位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倾听、商量、谈判和说服，把各种天花乱坠的想法协调成一个集体行动。最后他们一起决定：早上上山采摘 DOKUDAMI，作为交换，下午再执行其他两个方案。确实如美穗所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一次也没有听见过命令或禁止。
我一直目送孩子们装备齐全地向山里走去，三个老师带领十四个孩子，每个老师都背着巨大的登山包，里面装着应急物资和专业的医药包。这些老师也都是从岛外来的移住者，看上去很年轻，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穿着鲜艳的大红色 T 恤、染着一头金发的小青年，看上去和孩子们关系十分亲密。我想，这大概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毕竟城市里充满了规矩，没有哪个幼儿园会允许老师打扮成这幅模样。
把各种天花乱坠的想法协调成一个集体行动
离开山的教室之前，我们遭遇了一些麻烦，双胞胎之中的一个，因为美穗的离开而放声大哭，据说每天如此。但到了下午放学回家时，她已经忘了早上离别的悲伤，兴高采烈地向我汇报：“今天摘了一大堆 DOKUDAMI！”因此，即便是我这样对养育孩子没有经验的外行，也确实能感受到这种教育方式的特别，以及孩子们从中被培养出的强大的快乐能力和生活技巧。
宫崎家的育儿方式，是一种“让孩子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完全不严厉的教育方式，他们从不对孩子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原本以为这是夫妇二人的性格使然，到这天才知道和山的教室一脉相承，是刻意而为之。反倒是我，由于惯性的思维还没改变，经常不自觉地对孩子们脱口而出：“不可以！”然后立刻就后悔：“不好！我是不是妨碍这个家庭的教育了！”那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想试一试山的教室那位老师的沟通方式，在双胞胎的一位缠着我把她举起来时，我开始尝试商量、谈判和说服：“如果你明天去山的教室不哭，晚上我可以和你玩两次这个游戏。”奇迹发生了：人类幼崽竟然真的可以讲道理，也会遵守约定。那天下午回家时，双胞胎的另一位立刻向我汇报：“她今天没哭！”
“教育孩子们学会忍耐，当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美穗对我说。但是，基于自己过去受到的教育，她认为让孩子们学会自由更加重要。她的整个中学时代都在垒球部的社团活动中度过，每天早上上课前要先进行训练，下午放了学也继续训练，周六周日完全没有休息，一直处在高压的训练中。这也是一种日本典型的“以运动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一个体育部的部员，是被默许在文化课上睡觉的。美穗觉得，垒球部的生活令她得到了很多，但同时也扼杀了她自由自在的想象力，忍耐和努力固然是好事，但人生变成这样真的好吗？所以她更加认同山的教室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从小就独自思考和行动，不把他们训练成整齐划一的群体。
“不能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只是想让他们经历我过去没有机会经历的一种生长环境，”美穗甚至有点儿羡慕自己的孩子们，“我觉得能够像那样自己去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很好。”不过，她又想了想，注视着刚刚进入人生第一个叛逆期、顽皮得有点儿过头的阳太，感到微微头疼：“因为自由过了头而无法忍耐的一天没准什么时候就到来了呢！”正如这个小岛正在摸索出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教育方式一样，宫崎家在努力避免孩子成为他们那样的死板而传统的应试教育产物的同时，也依然还在继续寻找和平衡着为人父母的正确方法。
“你想不想去小学看看？”从山的教室回来后，美穗又问我。
次日是阳太所在的小学的开放参观日，每个班级的家长被要求前去旁听一堂课，然后与老师进行面谈。美穗认为，如果我亲眼目睹传统小学的教育方式，会更明白山的教室的特别之处。我答应了，内心觉得无论内部还存在多少问题，海士町确实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地方，因为就连公立小学也同意了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外来者的旁听要求。
我在海士町的时候，整个岛上的小学生加起来超过一百人，他们根据居住地域分布在两个学校：海士小学和福井小学。人数大抵相当，前者有五十三人，后者为五十六人。对于一个离岛来说，这就已经很热闹了。尽管每个年级仍只有一个班，而阳太所在的二年级，仅有十一个学生，其中八个是移住者的孩子。
我刚一走进海士小学，阳太，在学校里也保持着与在家里一致的亢奋状态，便从教室里探出头来，高声喊道：“中国人来了！”两旁攒动着一堆人头。我才知道：阳太家里最近来了一个中国人，这件事已经在海士町的小学生之间传开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充满了好奇，企图从我身上打量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一位女孩大方地走到我面前，提出了她的问题：“听说你是作家？你是用笔写书吗？”
不过，等到上课铃声响起，小学生就没有时间再围观中国人了，他们迅速从我身边散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腰杆挺得直直的。这是一堂下午两点的语文课，老师手里拿着一册全国统一的课本，不断就其中心思想提出问题，并不时从中抽出一些生词来。这个时候，小学生们总是高高抬起手来，整齐划一地在空气中书写这个汉字，并按照笔画大声地喊出“横”“竖”“撇”“捺”的口号来。刚才挤在窗前的自由自在变成了一种假象，他们仿佛是经过训练的军队。我在一堂 45 分钟的课堂上目睹了无数次起立、鞠躬，整齐划一地把椅子拉出来又推进课桌之后，充分理解了美穗对传统教育的那种反感从何而来。这间教室像精密系统一样按部就班，我意识到它的目的，它立志要把所有的人都打磨成同一个形状。
没有机会经历的一种生长环境
与小学生们整齐划一的模式相比，我觉得坐在最后一排的家长也很有趣。我原本抱定了“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中国人”的打算，偷偷坐到了最后一排，按照我在中国的生活经验，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不料，后来进来的家长们，全都挤在了两旁的角落里，最后我拥有了一个空旷的中心位。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日本人的性格——论把自己藏在人群中这点儿心思，我还差得远呢！
在海士町这样的小岛，即便只在十一个小学生家长构成的人群里，我也可以遇见一个熟人。我看见了山口先生。几天前我刚认识他，他是“成人的岛留学”项目的负责人，有一个孩子也在这个班上读书。他告诉我，在这堂课上担任助教的是一位成人的岛留学生，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几个人。在一个仅有十一个学生的教室里竟然同时存在一个老师和一个助教，这样的场面在我看来实在有点儿多余，整堂课我盯着那位助教，她不时被某个孩子叫过去，单独讲解着一些问题。但这是为了公平教育，后来美穗告诉我，在日本人口顶峰时期，每个班级的小学生通常有四五十人，孩子之间的水平差异巨大，偶尔还有一些心理发展障碍的孩子，一个老师完全应付不过来，“助教”这一职位就是在那时出现的，他们负责填补这种差异，辅助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如今，虽然少子化造成班级人数急剧减少，但助教仍在许多小学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