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和技术中心发布报告《
实施决策中心战,
提升指挥控制能力
以获得可选性优势》
(Implementing Decision-Centric Warfare Elevating Command and Control to Gain an Optionality Advantage)。
报告全面阐述了“决策中心战”及其在指挥控制与通信技术方面的应用框架于实际需求。
文章
仅供参考,
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实施决策中心战:提升指挥控制能力以获得可选性优势
》
作者:BRYAN CLARK, DAN PATT, TIMOTHY A. WALTON
编译: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中国电科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第三十六研究所
发布
日期:2021年3月
来源: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和技术中心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部聚焦其主要对手,发展了相应的理论和能力,包括确保美军能够应对那些出现概率极低最严重的军事冲突。然而,
这种方法偏重于为大规模、高强度军事冲突设计的概念和系统,但对于美国的对手来说,在美军占据力量投送及精确打击等优势的情况下,一般不太可能选择直接与美军对抗。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上已经发展出了许多抵消美国军事优势的方法,如中国和俄罗斯的灰区行动或混合行动,
这些行动
尽管需要更长时间来实现目标
,但优势在于
比
传
统
军事
作战
在成本和强度上都
更低
。
因此,国防部应修订其规划,
要求美军采用与战区内高强度作战不同的方式,如通过扩展接触范围、不同强度和规模、以及使用代理和准军事力量。
中国的“体系破击战”概念和俄罗斯军方的“新一代战争”概念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的代表性新方法。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制胜机理和方法大相径庭,但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点在于:
-
把
信息和决策
作为未来冲突的主战场,利用电子和物理手段直接攻击对手的战斗网络,以降低其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同时插入虚假信息,削弱对手的判断能力。
-
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将通过孤立目标或攻击目标,以抵消对手的战斗潜力,控制冲突的升级,给对手制造困境。
以决策为中心的概念,如体系破击战和新一代战争,很可能成为未来冲突的重要形式,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形式。
在冷战后期,美军革命性的精确打击战方式利用了当时的通信数据链、隐身和制导武器等新技术。同样,
决策中心战可能是军事上利用人工智能(AI)和自主系统的最有效方式,
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可以说是当今最突出的技术。
决策中心战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马赛克战”概念。“马赛克战”概念的中心思想是,在人类指挥下,利用人工智能使能机器控制,分散式有人和自主单位可以利用它们的自适应性和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来延迟或阻止对手实现目标,同时破坏敌人的重心,以阻止进一步的侵略。这种方法与机动战一致,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采用的基于损耗的战略,也不同于冷战后美军在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中采用的战略
。虽然“马赛克战”概念也采用损耗作为给敌人制造困境的一部分,
但其实现目标的主要机理是拒止、延迟或破坏对手的行动,而不是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以使其无法再有效作战。
因此,“马赛克战”概念非常适合作为当今的军事大国(如美国)寻求遏制侵略的作战概念。
“马赛克战”概念提出一种兵力设计和指挥控制流程,这个流程使美军能够实施数量更多、更多样化的行动方案(COA)。马赛克部队的分散型结构和利用机器控制的人类指挥,将使对手的决策复杂化,缩小对手的可选范围,并给对对手施加一系列可能无法解决的困境。通过增加美军指挥官的可选范围,减少对手的可选项,“马赛克战”将寻求获得“可选性优势”,使美军能够更快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与今天的美军相比,马赛克兵力设计和指挥控制过程可以在可选性竞争中提供更大的优势,因为
“马赛克战”可以在对抗或竞争进展过程中,缓解由于损失或敌方态势感知的改善而导致的己方可选项减少的自然趋势。
例如,马赛克部队可以更容易地隐藏具有反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能力的平台或编队,并在后续利用这些平台或编队来实现新的选择;可以利用数量更多、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增援部队;或依靠决策支持工具,继续使用被敌人以物理或电子手段切断与高级指挥官联系的部队。
马赛克部队也将比今天的美军更有能力实施缩小对手选择范围的作战行动。
使用人类指挥和机器控制的分布式部队通过同时发起许多行动并加快决策速度,可以给对手造成足够的困境,从而减少对手有效实施作战相关行动的行动方案数量。
此外,马赛克
部
队还可以利用诸如
分布、佯攻和探测等欺骗手段
以及反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来补充其更大的规模和更
快的
决策速度,这些手段可以使
对手
相信某些选择不可行或不可能成功。
虽然美国国防部的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CJADC2)等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C3)开始整合那些集成了任务效应链的各种决策支持工具
,但其目前和近期的实例旨在支持有效的火力投送,而不是持续的可选性。
此外,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相关的指挥、控制与通信计划,如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需要提前确定体系结构和组件系统。
因此,联盟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可提供的可选性级别受到固有的限制。
在指挥、控制与通信组合中,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巨资开展了
通信弹性
方面的研究。因此,大部分新的努力和资源都将应用于提高指挥控制能力。美国军方投资研发所谓的指挥控制系统,但这些项目主要是作战中心和软件堆栈,作为在部队中传递数据、信息、命令或授权的基础设施。尽管这些指挥控制系统对管理部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目前美国国防部的指挥控制系统——将指挥控制视为连接——并不是决策支持系统,而是将指挥控制视为是一个过程。
决策中心战的指挥、控制与通信能力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实现连接。
指挥控制工具将需要生成能创造和维持可选择性的行动方案,以提高自适应性,并将给对手增加复杂性。
为了帮助低层级领导人执行任务式指挥,指挥控制工具还需要了解哪些单位正在通信中,他们在潜在行动方案中扮演的角色,并配置网络以确保所需单位与相应的指挥官保持一致。
为了评估这些需求和其他以决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与通信,本研究采用了多种视角,如下所述。
与互联网一样,以决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与通信体系结构需要利用物理载体进行数据移动;需要网络结构来管理指挥官、传感器和效应器之间的数据移动;需要信息架构将数据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需要应用程序(如决策支持工具)来评估信息。目前的技术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但无法在追求可选性优势的同时,在对抗性环境中实现部队和网络的动态组合和重新配置。
要实现可选性和实施决策中心战,就需要有能力使指挥控制结构与现有通信保持一致,而不是试图构建一个在面对敌方协同干扰和物理攻击时仍能生存的网络。这些需求导致了一种“混合体系结构”,这种结构将网络方法和分层方法相结合,可以描述为
“异质结构”
。这种拓扑结构将使司令部能匹配到合格的人类操作者占据程度最高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