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女性出任索尼CFO，女性开始整顿日本职场了？

今年 3 月，一条人事任免新闻在日本备受关注。知名日企索尼宣布任命陶琳 (Lin Tao) 为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首席财务官 （ CFO ）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 “ 如果没有让她成为下一任社长的意图，就不会提拔为 CFO ” 。

公开资料显示，陶琳 1972 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2000 年在庆应义塾大学获得 MBA 学位后加入索尼。陶琳华人和女性的两重身份让许多人认为这次任命打破了日企的 “ 玻璃天花板 ” 。

除了陶琳外，近两年，日本企业还有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任命。 2023 年，客舱乘务员出身的鸟取三津子，成为了日本国家航空公司 “ 日本航空 ” 的 CEO ，这在世界航空界也不多见。鸟取三津子还提出，要让日本航空的女性管理职人数在 2025 年达到 30% ，不过，这个目标的达成率目前仍未知。

陶琳和鸟取三津子的脱颖而出或可以视作日本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的产物：过去，日本女性给人的传统印象更多是家庭主妇。《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经典动画片中，无论家庭穷富， “ 妈妈 ” 都是全职主妇。

但近三十年来，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提高。根据日本内阁数据， 2022 年，日本 25-44 岁的女性就业率为 79.8% ，和 15-64 岁男性的 84% 相比，差别并不大。 25 至 39 岁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 80% 。与此同时， 2023年，日本双职工家庭超过1200万户，达到全职主妇家庭的约3倍。

女性回家还是走出家门，和日本经济的变迁脱不开干系。

和想象不同，传统日本女性并不是总是留在家中。明治维新以后，除了少数富裕人家外，没有太多所谓专职主妇，反而是大量女性都要外出劳动，以至于产生了 “ 缫丝女工 ” 这样的文化符号。 战争时代男性上战场，女性则填补男性的生产工作。战后大量日本男性回国，一度让女性的就业形势变得严峻。

倒是 1950 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各种大型企业随之出现，带来了大量的白领工作，成为女性进入职场的一大利好。大量女性得以在大企业从事文员工作 （日语：事务职） ，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日式专有词汇 “ OL （ Office Lady ） ” 。

《架空OL日记》剧照

与此同时，日本又是一个有着男主外，女主内文化传统的国家。于是，在泡沫经济时代， “ 工资高，前景好，一人上班，养活全家 ” 是一个标准答案。先读书、就业，成为 OL 之类的职场美人，然后结婚，辞职做专业主妇，相夫教子，同时也享受生活，成为日本社会公认的女性的理想人生。 1954 年，一份调查显示， “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超过 67% 的男性和 68% 女性都认可妻子应该在婚后辞职成为全职主妇。

在大阪居住的 Mai 告诉我，她的家庭也是如此。父母结婚后，曾在银行工作的母亲就辞职成为专职主妇。多年来， Mai 的父亲从不碰家务事，乃至 “ 不知道怎么操作洗衣机 ” 。

哪怕在今天，在很多日本人看来，如果一位女性能成为专职主妇，至少意味着丈夫的收入可以让家庭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现在去日本高级商场，大部分楼层都是女性向消费区域，如 “ 妇人服 ” （时装） 之类。在高级咖啡店或餐厅悠闲喝着下午茶的，望眼看去多是富裕人家的家庭主妇。这多少有些 “ 黄金时代 ” 的残影。

在 “ 黄金时代 ” ，日本职场也不欢迎女性。在 1970 年代，《为何日本女性无法在职场闪光》一书的作者大岛慎子因为在国外留学一年，错过应届生招聘，就进不了日本大企业，只能去德国的汉莎航空当空乘。她一个女性好友的遭遇更荒唐，因为丈夫供职的综合商社的人事部门觉得要帮他的妻子有正式工作，不能成为所谓的 “ 被抚养家人 ” ，报税比较麻烦，上司就建议 “ 让太太辞职吧，不行去做做兼职 ” 。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还有一个现象，当时日本女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优势，相比于 “ 大卒 ” （本科毕业） ，短大 （大专） 的女生更好找工作。

不难理解，学历低的女生更好管理。毕竟，那还是一个早稻田大学教授晖峻康隆 （ 1961 ） ，庆应大学教授池田弥三郎等可以提出 “ 女子大学生亡国论 “ 的时代。在他们看来，女性以 “ 好嫁 ” 为目标了，就不应该进入大学，这会挤掉男性的机会，而学科发展并不能往寄希望于女学生。

但到了 Mai 这一代，情况不同了。 Mai 她曾在外资和日本航空公司工作多年，即使在婚后也没有停止工作。 “女性就业率高，其实也代表了现在经济压力大了，一个人工作没有办法承担全家的开支”。

经济压力大这件事，看看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就明白了。 2023 年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 524 万日元，比 2021 年的平均年收入为少了差不多 30 万日元。 60 岁以下夫妻共同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 831 万，妻子为专职主妇的家庭为 635 万日元，总差距为 196 万日元，换成月就是 16 万日元。也就是说，如果夫妻都有正式工作，一个月能多 7800 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是物价快速上涨。 2024 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了 3.1% 。其中生鲜食品上涨 17.3% ，最夸张的是米价，上涨了 64.5% ，创 1971 年以来最大涨幅。总之，对于 2023 年的情况，有 6 成人表示，生活苦或很苦。

除了工资低，还缺劳动力。根据日本学者中俣良太的研究， 2023 年，日本的劳动力缺口达到 189 万人，每天要为此损失 960 万个工作小时，为 2000 年来的最高数字。如果不能改善，到 2035 年，劳动力不足将是 2023 年的 1.85 倍。所以，一直以来，让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也成为了政府的目标。 2013 年，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提出 ” 女性活跃社会 “ 并将其作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部分。 “ 女性活跃 ”“ 女性在职场闪光 ” 等口号，一时风靡。

《这份爱是罪恶吗》剧照

2016 年播出的日剧《东京女子图鉴》中有这样一个桥段。从小城市到东京打拼的女主人公绫去时尚大厂面试，御姐上司问了她一个问题： 1985 年日本发生了什么 ? 上司告诉绫， 这一年，日本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从此，女性在公司里的角色不再只是端茶送水。

在 “ 黄金时代 ” ，日本女性进入职场的愿望已经在慢慢升高。也是在 1985 年，一项调查显示，有 51.1% 的日本女性选择， “ 如果不给家庭和孩子添麻烦，可以继续工作 ” 。不过，如果会给家庭造成负担的话，只剩下 4% 的女性选择认可继续工作。

在《东京女子图鉴》里，已经站到职场金字塔顶端的女上司痛心疾首。在她看来，女性在职场的权利是她们这些老一辈女性拼尽全力争取来的，实在不能理解今天的年轻女性还有回家做主妇的愿望。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确实，和 30 年前相比，日本社会已经变得更为平权，社会支持体系也更为完善。比如保证产假的时间方面，一些企业在女员工接受降低一定收入的前提下，能给出一年甚至更长的产假。札幌啤酒公司甚至规定如果员工休育儿假超过 1 个月，会以奖金的方式回馈周围同事以减轻员工因担心长期休假的不安。

工作和家务两手抓的男性也越来越多。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 2024 年认为 “ 夫妻应同等分担家务 ” 的人占 53 ％，为该调查首次过半。同时，很多企业开始推行让男性休产假的 “ 爸爸育休制度 ” ，孩子产后休 4-8 周已经是基本要求，长的可以休到一年甚至 2 年。

与此同时，为了方面母亲们重回职场，在2013-2023的10年间，日本主要针对0-2岁儿童的保育设施数量增加了63%。

社会的职业观念也在变。以航空业为例，过去几乎没有男性愿意做客舱乘务员，疫情后多了很多。反过来，女性飞行员和空中管制员也越来越多。在一般比较像样的工作环境中，过于明显性别歧视或公开的性骚扰等确实变少了。生活在东京的 Tomoko 和我讲了一件事，一家企业下发新制服，男上司因此调侃了一位女同事的身材，被女同事直接投诉了性骚扰。

但日本职场距离女性友好还差得远。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23 年发布的男女平等指数，日本在经济领域仅排到 123 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 2024 年 29 个发达国家的女性工作友好度排名。 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是瑞典、冰岛、芬兰、挪威、法国和新西兰；日本则和瑞士、韩国和土耳其位列末四名。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尽管根据经合组织 （ OECD ） 2022 年的数据，在日本， 25-64 岁女性获得高等教育一般学位的比例是调研的经合组织和伙伴国家中最高的比例之一 （ 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