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文（化名）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了呼吸。在这个距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是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
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提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进10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入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越来越难摆脱（自杀）这条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跟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有“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的不行。一次访谈一位老太太，三天后老太太与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和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豪”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逢雨便漏、倾斜的随时可能倒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分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到板凳上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决心的。”刘燕舞分析到。
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挖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办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给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帐：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的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个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的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年轻时“死奔”，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力，无论是物质还是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很少。
“被榨干所以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加激烈的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老人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点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要解决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有老人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松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去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少了。
研究了6年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地面对死亡，能走的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的老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得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家里臭烘烘的。”
这是一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