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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管好这9种矛盾，就足够了

冯仑风马牛 · 公众号 · 房地产 · 2024-10-19 08:15

正文

封面图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剧照

最近你在为什么而感到困惑和痛苦？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知道越多，就越困惑？越是努力，越是无能为力？

如果你放慢脚步、审视一切，可能已经发现，很多痛苦都源于矛盾，我们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我们试图解决矛盾，却发现矛盾无法解决。

但矛盾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管理，我们还可以利用矛盾，塑造更好的命运。

1993年，管理学大师查尔斯·汉迪基于西方成熟经济体的研究提出了组织和个人将面临的九大主要矛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困于这九大矛盾而不自知。

理解这些矛盾，也许并不会让我们立即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但至少能帮我们避免成为时代困局里的受害者。

来源：《空雨衣》
作者：[英] 查尔斯 · 汉迪
出版方：机械工业出版社

当我们舍弃了灵魂……

如果我们没干什么傻事，大概率能活到 75 岁，那么一份 30 年的工作会留给我们20 年或更多的非工作时间。把这 25 年统称为退休并不恰当，它给我们所有人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荣格认为，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为后半生做准备。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完全有机会走到人生下半场，但奇怪的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许多人浪费了它。

「我想要的就是生活不要有太多变化。」一位朋友说。很不幸，这很罕见。

朋友说，「工作曾经就是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不能一直高产出地工作。」我很震惊，他继续说，「我不是说这是对的，或者作为一个体系是可持续的。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曾经有很多时间和精力给家庭、朋友、可以过节和娱乐。现在，」他惨笑，「全都是利润和绩效，薪酬和生产力。我想我更喜欢从前，而不是现在。现在这些有什么意义？」

戈尔在成为美国副总统之前写道：「我们在我们的文明中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其中有塑料花和人造草皮、空调和荧光灯、打不开的窗户和永不停歇的背景音乐、不知道是否下过雨的白天、天空永远闪亮的夜晚，随身听和便携电视、娱乐茧房、微波速冻食品，全靠咖啡因、酒精、毒品和幻想而跳动的困乏的心。」

大多数人都深信人是有智慧和灵魂的。我们不是偶然的神迹奇事，或大自然进化的突变。如果我们舍弃了灵魂，只为追求虚无的效率，那将是对人类所有进化的浪费。

我们这代人利用技术的跃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是很少考虑到那些曾经从事着必不可少工作的人失业了。许多人的工作在未来都不再有必要。

生产力提高的回报是日益新增的消费，消费成为新的启蒙运动。连英国大肆吹嘘的《公民宪章》，从某种视角上都成了「客户宪章」。人们很晚才意识到过多的消费是有代价的。比如，驾车自由常常变成了堵车自由；当你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游客，旅游的乐趣也就稀疏了。

我们把消费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个攀比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贫穷仅仅意味着比平均水平差，哪怕这平均水平已经相当高。

我们误解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想法，以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顾好自己利益，「看不见的手」会进行神秘安排，让最终结果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我们宣扬个人权利和自主选择，却没有要求相应的自我约束，既不用关心邻居，也不需要考虑后代，自由成了特权和纯粹的自私。

然而，亚当斯密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并非经济学教授。他的理论是建立在道德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国富论》（A Theo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他已经在自己的权威著作《道德情操论》（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强调，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尊重他人的道德义务。市场只是一种区分高效和低效的机制，它不能代替责任。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和未来。如果矛盾的冲突和意外就是未来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感到惊慌失措。接纳矛盾是生活的特色，是与它共存和管理它的第一步。

时代越动荡，世界越复杂，矛盾就越多。矛盾像是天气，只能忍受，不能解决，我们能做的是缓解坏的，享受好的，并从中找到前进的线索。接纳、处理和理解矛盾是个人生活、工作，乃至社会与国家的必修课。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生活、人生目标和责任。不会再有伟大的事业或者变革运动了，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有些人陷于舒适的茧里，有些人还穷困潦倒。但是，无论是哪个群体，如果生活的唯一重点只是自己的生存，那么我们最终都会一败涂地。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就要从自己做起，此时此刻就行动起来。指望着一个领袖领导我们走向未来，注定会大失所望。

如果要应对当今生活的动荡，我们必须先找到一种厘清这种动荡的思路。这样，我们才不会感到无力，不会成为那些无法控制甚至无法理解的事件的受害者。

构建理解困惑的框架是解决它的第一步。

我总结了九个主要矛盾，也就是九种方式来理解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某些混乱不可避免。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Browning）写道，「生活常似矛盾，成败共生，毁誉相伴。」

对立统一是矛盾的一大特征，就像我们对自己最爱的人，常常是又爱又恨。矛盾不必解决，只需管理。

人生矛盾海海，无须穷举。如果我们能管理以下九种矛盾，理解它们，把这些意外变化和冲突转化成良机，就足够了。这些矛盾多见于成熟经济体，但它们终将会出现，因为这些矛盾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伴生产物。

1. 智力的矛盾

长期以来，企业的董事长都声称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资产，但很少有人真这么认为，更没有人把这些资产放到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或许会改变。彼得·德鲁克指出，生产资料，即资本主义传统的基本要素，现在实际上归工人所有，因为生产资料就是他们的头脑和双手。马克思曾经的愿景，以一种远超出他想象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专注的智力，也就是获取和运用知识技术的能力，是新的财富源泉。当今社会，智商是新的财富源泉，智力是新型财产。不幸的是，与其他类型的财产不同，智力充满了矛盾。

比如，这项财产无法通过法令赋予或者重新分配，甚至也不能在你死后留给孩子。你只能期待孩子的基因里遗传点儿。当然，你还可以依赖教育——开启未来财富之门的关键钥匙——但是这把钥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去塑造和转动。更神奇的是，哪怕我努力地把智力和技术分享出去，我仍然拥有全部的智力。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人手中夺走这种新型的财产。智力是有粘性的。

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别人智力的所有权。彼得·德鲁克是对的，实际上，那些自认为拥有企业的人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如果人才要离开，是很难阻止的。买微软的股票就是在赌微软员工的想象力会持续为其所用，且永不衰退。这为股市埋下了风险。智力这种新型财产，是会渗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智力极其难衡量，这也是知识产权无法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原因。当然，我们也很难像对待其他类型的财产一样，对智力征税。任何税收手段都是无效的。智力是棘手的、有粘性的，也是会渗漏的。

好消息是，政令不能重新分配智力，也不能阻止人们获取智力。理论上，任何人都是聪明的，或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变聪明，进而获得财富和权力。当智力成为关键资产，你不必强大或者富有就可以参与竞争。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应该带来一个更开放的社会。

但不幸的是，智力总是流向智力浓度高的地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提供给家人更好的教育。他们因教育而获得的权力和财富，进一步使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市场上占据优势。

因此，这种新型财产可能使社会进一步分裂，除非我们能把整个社会转变成为终身学习型社会——每个人都像想要自己的房子一样，贪婪地追求更高的智力。

我们观察到财产观念变化的一个小指标：人们越富有，可能就越不在意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一个智力至上的社会，安全感不来自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能力。那么，我们的现金有比买房子更好的投资标的。

2. 工作的矛盾

我们需要有事干，这是人类的天性。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无事可做，被迫闲散似乎是当今社会为提高效率而付出的代价。

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古人的梦想就是悠闲，那是他们认为的文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打趣，「如果工作很棒，富人们就会把它都占了。」

事实上，吐温先生，他们现在就是都占了。有些人有工作和金钱，但是没时间，而另一些人则非常有时间，但没有工作和金钱。那些「获得闲散特权」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诅咒，因为他们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而不是顶端。

我们似乎把工作变成了神，还是一个许多人很难去敬拜的神。

为什么工作变得如此重大？部分问题在于钱。当今社会把工作作为收入分配的方式。为了赚钱，我们宁愿做无聊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有个工作，即使是无聊的工作，那么以此分钱是一个很简易的方法。按劳取酬是共产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也用钱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我们的组织希望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而个人通常希望做最少的事赚最多的钱。

在一个「一切都是交易」的竞争世界里，不难看出组织将获胜。

组织追求尽快地输出没有效益的工作和人员，以此来应对效率挑战。他们不会在内部保留少量多余的人力以应对不时之需，而是把那些人力裁掉，有需要再招聘。赞同这做法的人称之为「消灭冗余」，不赞同的人则称之为「将组织灵活性输出到外围劳动力市场」。许多全职员工被裁掉后，是别的员工而非组织为他们的未使用时间买单。冗余总是要花钱的，区别只是花谁的钱。

讽刺的是，这些被裁掉的员工如果要生活，或者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乐趣，他们必须有些钱。最终，这笔钱会以某种方式由裁掉他们的组织提供，通常是更高的税收。最后，没被裁掉的员工完成了同样多的工作，经济总产出并没有提升，还以不同方式花了同样多的钱。

理论上，不应该这样。理论上，那些有空闲时间的闲置员工应该会发明新的工作，让自己忙碌和赚钱。不幸的是，因为缺少独立的智慧和意愿，他们通常是最没有能力创造新工作的人。他们习惯了当员工，现在却被期待成为企业家。

工作不仅是上班。在有偿工作之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工作。事实上，如果工作的定价为零，那么它的空间就无限大。

「我太清楚这一点了，」我的家庭主妇朋友表示，「如果我们是为了获得报酬干活，那家庭主妇大部分的活儿都不值得干。要是按照我们合理的工资水平算钱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保洁和做饭的价格。」

因此，如果人们工作的动因不仅仅是金钱，而是为了自尊、身份、做点贡献或者找到归属感，那么答案就是把更多工作定价为零。在那些很多工作没被定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忙。

讽刺的是，越多的工作被定价，越少的有偿工作能被完成。因为，太多的工作值不回其成本。任何物有所值的工作都很快会变成一门生意，进而因为效率的作用，多人低薪的情况又变成了少人高薪。

或许我们应该只做定价高的工作和定价为零的工作，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徘徊。然而，这就导致了生产力矛盾。

3. 生产力的矛盾

生产力提升意味着用更少的人力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企业或公共服务的生产力提升，对组织自身和消费者都有好处。

没人会抵制效率。总的来说，这对工人也有好处，即使是那些暂时没被雇佣的工人。留下来的人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薪水，那些离开的人也在其他成长中的组织找到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流入经济中新的增长板块。200 年前，农民开始在新兴的工厂中工作。当工厂开始瘦身和倒闭时候，他们的后代又进入了服务业的办公室和商店。

增长和工作还在继续，只要总体增长率不低于效率的提升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之和，就总会有适合每个人的工作。

然而，新的经济增长板块是自助经济。有些自助工作是有酬劳并纳入统计的，也就是各地都在增长的自雇型板块；有些自助工作是有酬劳但没有统计的，所谓黑市经济；还有些则是纯粹破坏性的，例如贩毒、盗窃和暴力。然而，自助经济的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不纳入统计的、合法的，像是照顾家里老人和病人、自己维修、自己种菜等。

随着越来越多人被迫或者主动地离开组织，从前需要雇别人来做的事，现在自己做是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逻辑上，他们像是完成了个人事务范畴内的「进口替代」。如果手头的时间比钱多，那么自己能干的事为什么还花钱雇人呢？

任何政府都鼓励和提倡国家范畴的进口替代，但是到了个人和家庭范畴，政府就没那么乐意了。因为这个新的增长板块是无形的，生产力看起来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带来产出的增加，也没有带来传统的就业机会。

政府和失业的人们要注意了，这并不是暂时的矛盾。社会和个人将不得不越来越习惯自助经济成为新增长板块。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科技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己经营企业、提供服务。我们中的更多人将会游离在组织和正规经济之外。

基于标准的经济学术语，传统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把无定价工作转换为有价工作实现的，因为这样的工作可以被统计衡量。讽刺的是，尽管经济看起来是在增长，实际上完成的工作却在减少。

通过对工作定价，我们把「很多活儿」转化为「工作」，进而创造就业，但是有些工作就会变得过于昂贵，远超客户的预算，而持续无法完成。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干不了这些活儿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怎么做。于是这些活儿就消失了。

通过为工作定价，我们消灭了工作。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注意到这点，因为它们一开始就没有被纳入统计。

社会通过给工作定价，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拉进正规经济的体系里，进而鼓励专业和效率。但结果，新定价的工作没了，许多市民的手艺也没了，还创造了一个一旦失业就无事可做的社会阶层。

这全是好心带来的意外结果，进步的副作用。而这就是现代令人焦虑不安的矛盾之一。

4. 时间的矛盾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我们似乎总是时间不够用，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时间。我们有更长的寿命，我们更有效率，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做事。因此，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可是我们却把这个奇特的商品变成竞争的武器，为了速度付出高昂的代价。

难道我们不应该明智地把价格标签从时间上撕掉，给自己一点发呆的时间吗？

曾经我们很清楚什么时间做什么。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说得特别好：男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决定了他们有多少时间陪伴家庭；女人花在照顾家庭上的时间决定了她们有多少时间工作。大部分男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组织或组织相关的事上，大部分女人则把时间花在家务活儿上。你可能会说，组织就是为了男人的便利而组织的。但是，时间大体都是固定的，我们都知道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但，以上都是过去式了。英国只有 1/3 的工人还在朝九晚五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长最多相差一两个小时。这样的正常现在是少数了。时间的安排不再是固定的，组织需要更多的灵活性。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时间以及我们赋加给时间的意义。

我能看到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即将到来：兼职和全职工作不再壁垒分明；退休成为一个单纯的技术术语，仅代表有权领养老金了；加班像「仆人」一样，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时间会越来越不均衡，他们的生活也在失衡。有人有大把时间不知道做什么，也有人想做什么都没时间去做。

组织为了自身利益开始重新思考时间。它们突然发现，原来一周是 168 个小时，而不是 40个小时。沉睡的资产不赚钱。既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清醒着，既然客人喜欢在下班和周末逛街，既然有人愿意在其他人睡觉时候工作，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周要关闭128 个小时？

于是，大部分的工厂都像加工厂一样 24 小时开工，金融公司开设了夜班，商店营业到晚上九、十点钟，连周日也不歇业。

时间的分界不再神圣不可侵犯。

现在的组织设计了一长串的各种重新分配时间的方式。弹性工作制已经不新鲜了。表面看，现在的工作足够灵活地适配每个人。一方面组织希望雇佣更少的人工作更长时间，这样做会节省房租等经费；另一方面个人需要钱。而且这个用时间换钱的浮士德式交易还创造了一个工作与消费的潜在循环，人们越来越依赖消费找寻满足感和人生的意义。

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各种好处中，我们看似已经决定选择金钱，而不是时间。工作和消费已经成为习惯。

当然，实际上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没得选。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只能通过加班、兼职或者各种零活才能勉强糊口。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花更多时间来赚更多钱，只是为了谋生，为了糊口。

当我们把时间变成一种商品时，当我们的组织购买人们的时间而非他们的商品时，麻烦就开始了。因为这种情况下，售卖越多的时间，赚的钱就越多。然后，时间和金钱就不可避免发生冲突。组织出于自身利益开始变得挑剔：他们需要人们更少的时间，就采取时薪方式；如果需要人们更多时间，就按年薪付费。因为按照后者支付，员工多干的每一小时都是免费的。

于是，时间变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商品。有人花钱省时间，有人花时间赚钱，还有人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用金钱换取时间，宁愿少工作少赚钱。

这一切让时间作为一种商品，充满了矛盾，却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5. 财富的矛盾

归根结底，经济增长就是有更多的人想要更多的东西。

纵观全球，我们应该是不缺乏增长潜力的。然而，如果只看富裕社会，我们却面临着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增长的平均寿命。更少的新生儿意味着更少的潜在消费者，更长的寿命则通常意味着更贫穷、更挑剔的消费者。老年人，即使有钱，也处于删繁就简、交班传承的人生阶段，不会再大肆消费。

富裕社会的消费者快耗尽了。

但是，在富裕社会以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并非如此，他们的人口在高速增长。不过，大部分我们迫切希望销售的商品，他们都买不起。他们要先有资金和技术，制造东西卖给我们，才有能力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投资我们的潜在竞争对手，来推动自身的增长。没有哪个政府能够说服民众接受这个矛盾。

虽然跨国企业已经预见到，选择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输出技术、组织生产，无论这个地方在哪都非常符合股东的权益。但短期看，对于曾在本土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来说，我们输出制造业和技术，而不是出口商品，绝对是个坏消息。从更富裕的国际环境获益的是他们的孩子，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会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吗？

回到本土，以上问题的传统解法是在那些有钱人中创造更多的需求。增长，主要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 100 多年前所提出「炫耀性消费」推动的，也就是人们攀比的需求。因此，社会所必需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中的嫉妒之风，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

又是矛盾。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精明，对炫耀性消费不再那么感兴趣，并开始频繁地问「这东西好用吗？」「它耐用吗？」

我们难以定义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对成长不利，但符合常识。

6. 组织的矛盾

我们曾认为我们非常了解如何管理组织。现在，我们更了解了。

现在的组织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既要小巧敏捷，又要庞大强壮；既要关键时刻能集权，又要日常运营够扁平。它们希望员工可以既自治又高度服从，管理者可以既充分授权又全盘操控。

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在他的《第五代管理》中记录了一段管理者对新员工的讲话，很妙地总结了这个矛盾，「好消息是你有120000个人为你工作，坏消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伦敦商学院教授约翰·斯多普福德（John Stopford）和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教授查尔斯·贝登夫勒（Charles Baden-Fuller），在他们关于企业复兴的研究中发现：成功的企业都是能够与矛盾或者是他们所说的「既要又要」的困境共生的。

他们不得不既要计划周密，又要灵活机动；既要差异化营销，又要整合营销；既要找寻大众市场，又要关注细分需求；他们既要引入新技术，又要允许员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既要保证多样化、高质量和够时尚，又要确保低成本；总而言之，他们必须找到调和对立双方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二选一。

这是一个必须战胜的挑战。因为这些部分不可见的极简组织是世界的关键支柱。大多数人可能不隶属于它们，但是我们会售卖服务给它们。社会的财富要依赖它们，它们最终将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源泉。

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全职员工会成为少数，而且即便是全职员工，在组织里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一个人成年生活的一半。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无论未来的组织是何种形态，它都将是社会决定性的组成部分。组织将会组织工作，而不再需要雇佣员工。那个组织型组织会与现在的就业型组织看起来大不相同。作为组织，它可能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它不重要。

7. 衰老的矛盾

我们都终将老去，但是每一代人老去的方式各不相同。学术上称之为同期群因素。每一个同期群或者每一代人都受到自身历史的影响。

我的孩子不太可能与我拥有相同的生命周期，正如我与我父母的也截然不同。我父母那代人见证过一场世界大战，有些人还见证过两次。他们经历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漫长而深刻的经济衰退。他们把安全看得重于一切，期望并且几乎就是工作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

社会对他们的孩子也抱有同样的期望，其实不然。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很多人在五十多岁时就基本找不到组织内部的工作了，遇到了父辈闻所未闻的「中年危机」。变革在加速，世界在变小。儿童不再轻易夭折或在战争中丧生，于是我们计划组建更小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而不是三个孩子。离婚取代死亡，成为许多婚姻的终结，还创造了一种对我们父母来说很罕见的重组家庭。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的，遭遇的危机是不同的，然而社会仍在按照上一代的模式运行。养老金计划、离婚法、社会期望都不再适用，都需要时间去改变。

变革还会在下一代重演。

与上一代的同龄人不同，我的孩子们会发现传统的工作和职业更难获得了。他们的工作生涯将开始得更晚，结束得更早，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中间形成一个他们父母从不知道的鸿沟。他们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填补这个鸿沟。他们的亲密关系也与我们不同。他们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长大，所以他们的计划和生活会更加无忧无虑。他们的教育即使不是终生的，也会持续更长时间。女性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从事有偿工作，男女双方可能都想要且需要找到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空闲时间。生孩子现在是个决定，而不是偶然的意外。两性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和优先级的变化。

衰老的矛盾就是，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与前辈的差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每一代人都预期后辈会跟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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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空雨衣》作者：[英] 查尔斯 · 汉迪出版方：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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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空雨衣》
作者：[英] 查尔斯 · 汉迪
出版方：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