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课程的推进，我时常惊诧慨叹杨老师的变动不居，自己参加了一场宏大的教学改革。课程永远充满新的惊喜。
从学习内容上看，虽然遗憾没有将所有讨论进行完成，但是所覆盖的却是最新最热门的话题，我们也从中汲取了内行看门道的研究方法，不会再轻信不可知论和阴谋论。
从学习手段上看，以现代科技手段为用，从世贸组织案例时还少用微信，到国际经贸实务时频繁在微信上和律师们交流反馈，到中美经贸关系时多线程、巨大的信息洪流，以及杨老师从千里之外远程参加我们“自转”的课程，手机和电脑不再是分散注意力、影响课堂效率的绊脚石，我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在微信上补充信息，在课后综述分享，汇成了一条信息的洪流，改变了我们传统获取和消化信息的方式（读文献）。
从学习方式上看，同辈讨论与寓教于学让我们不断主动质询，探求问题的本质；从学习纵深上看，自己当年希望得到前一届同学的课程综述的建议也已实现，单单是阅读前一届学长学姐的综述，感觉也如同与当年的同学进行了一场暗流涌动的辩论一般，一个宽泛的话题能有的放矢，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纵向对比，过去未决的问题可以重拾研究，比如在贸易救济的课堂上，若不是看到去年收集了AD、CVD、SG的数目并进行中美对比，我恐怕也不会想着去统计，未来的同学手握着我们走了许多弯路后成文化的十种研究方法，也许发现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从各种意义上说，这堂课都极大的改变了传统的课堂。
杨氏教学法的方法对个人有着深远意义，不仅仅在于学习，更在于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将来。
互联网让权威的意见走下神坛，让更多人发声，杨氏教学法蕴含着如何捕捉集体智慧的秘密，此其一。
学习应当是指南针而非地图，地图意味着详细而面面俱到的知识，最佳线路虽然存在但并非清晰可见，相形之下，杨氏教学法像一枚指南针更加灵活，让个人能有所创造并自主的发现自己的道路，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这样的真理，而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直线之外其他无穷无尽的路线，创新的乐趣往往蕴于两点之间这无穷无尽的路线，此其二。
风险多于安全，杨氏教学法的每一堂课都让人如履薄冰，那种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过程让人百爪挠心如临深渊，尤其是很多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切的预期，也许一觉醒来昨日的信誓旦旦已经不复存在，反而昨日的荒诞不经反而成为现实，杨氏教学法鼓励我们去冒险，提出的问题必须有一种冒险精神和敢于尝试失败的精神，此其三。
违抗胜于服从，异议优于共识，不要轻易达成共识，存有离经叛道的意识，对官方的发声和看似完美的论证都要敢于质疑，包括杨老师的观点也要“怼”，而决不肯因为其权威或研究的深刻就安心坦然地接受，此其四。
实践优于理论，杨氏教学法强调我们要看他们怎么做，而不是看怎么运用理论占领道德高地，并且强调我们要利用现有规则，而非推翻一切或者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假设，而且我们广泛地探求实务中的真实情况，听USTR的Wendy Cutler感想，听现任大使的发言，听杨老师说实际的情况，我们能感受到我们所分析的材料是真实的现实，此其五。
多元化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我们讨论的东西并非既定确切的，就连课堂大纲都是不确定的，要求我们在面对一个事件，一份报道时快速反应，从字里行间见微知著，作出解读，交流感想，提出问题，这种难以预测、无法预言的危机感让我们时刻保持专注，此其六。
系统优于单一，杨氏教学法重视培养系统化的眼光，将简单问题放在一个具体背景中，触类旁通，延伸出无限的可能，以全面系统的眼光去研究问题，比如在研究对美报告，要想到法律基础，进而想到立场，再而想到对象，最后还不忘程序正义，我们从各个角度去分析一个问题，涉及经济理论，社会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实践法学理论，法理学等等，多样性已经超出了单一能力的范围，要求我们广泛的阅读，此其七。这些都与MIT Lab的指导人Joi Ito所说的能力不谋而合。[1]
除了对个人，杨氏教学法也是社会和民主发展的必修课。哈佛CassSunstein教授曾在其近期出版的书#Republic中表达了担忧，现代社交媒体的设计可能会减少对反对想法的宽容，从而对代议民主产生破坏，民主起源于广场上的论战，辩论双方的人们都密切关注反对派所说的话，以便能够监督和挑战。
然而，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大数据筛选倾向于为人们提供他们同意（通过屏蔽）或喜欢（基于用户数据的推荐）的内容，我们周遭的环境变成了回声室（resonance chamber）和信息茧（information cocoon），当内容转向政治或改变生活的政策时，社交媒体算法让人们只看到他们“喜欢”的内容，将他们吸引在一个自我加强的泡沫中，很少有其他的想法。结果是不同意见的人们进一步分化，摆脱了智力挑战，不太可能与政治对手进行接触。这种智力严谨的需求下降使得更难找到影响每个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