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清：普惠金融十年，为何影响依然“小众”？

在中国政府本年度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杭州G20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成为峰会聚焦的两大议题。从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再到G20提出的“数字普惠金融”，背后的涵义有什么不同？用数字技术能不能破解普惠金融的难题？

普惠金融十年 影响依然“小众”

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的概念，但现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巴西等国家出现的小额贷款，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实行小组贷款模式，小组成员之间有连带还款责任。这种模式尽管帮助了近千万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小额信贷之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发展至今影响依然“小众”。格莱珉银行40年来累计放款165亿美元，不过是一个中型商业银行的规模。尤努斯教授几十年来呕心沥血到世界各地推广孟加拉的成功经验，但鲜有成功的案例，在中国22年的试验几乎全以失败告终。并且格莱珉模式也未能真正做到普惠，借款人的承担的利息在18%以上。

究其根本原因，格莱珉模式基于传统的信贷技术，没能够解决单笔成本高的问题，因此从商业上难以持续。

数字普惠金融的肯迪亚模式

普惠金融不是慈善救济，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贫困人群，而应该满足每一个人的金融需求，只有商业上的成功才能可持续。2007年开始，数字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给普惠金融带来突破性发展。

一个典型案例是非洲的肯尼亚。在金融服务落后的肯尼亚，2007年之前，肯尼亚有38%的人口从没用过任何金融服务。2007年3月，肯尼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M-Pesa”，支持用话费进行收款和还款，帮助城市打工者将钱转账回农村老家。在汇款成本高昂、ATM严重匮乏的肯尼亚，“M-Pesa”手机银行迅速风靡全国，现在已经覆盖绝大部分手机用户。去年Safaricom宣布与肯尼亚最大银行KCB联手，推出最高500万肯尼亚先令的无抵押贷款业务。

最欠缺的是大数据征信和风控

在中国，有10亿人口没有完整的征信记录，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成年人能从金融机构借到钱。信用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传统金融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建立信用的机会，但大数据风控与普惠金融相结合有望破解草根群体没有征信纪录的困局，并降低风控成本。

当前随着人们日常行为的互联网化，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环境已经成熟，并将越来越完善。大数据一方面弥补了传统征信的空白，让没有征信记录的人有了征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用于交叉验证降低借款人的欺诈风险。目前首批八家个人征信机构已经完成央行验收，市场上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数据机构，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独家数据源，具有不可替代性，但若单靠某一家的数据就会出现偏颇。若能打通各家数据源，为信贷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必将传统风控成本高、时效低、覆盖小的问题。移动金融智选平台“融360”自2015开始搭建天机风控系统，不仅开放了自身平台五年来积累的数亿条信贷数据，而且与40家机构达成合作，整合信贷数据、征信数据、互联网行为数据、社交数据，为机构提供一站式、低成本的大数据风控服务，共同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搭建一条通畅的“高速公路”。

中国的普惠金融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以科技金融的创新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区域，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上已经走在世界前面，一些代表性的公司的模式和经验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出现了印度版支付宝，融360基于大数据和风控的个性化推荐模式也被印度的同行借鉴，我相信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未来有更多经验值得与世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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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瀛寰”（ID：yinghuanlee），是覆盖超过1000w人的Wemedia联盟成员之一，2013年十佳自媒体、2014年、2015年年度最有影响力自媒体，2015年微博十大科技观察大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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