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地理因素
存在决定意识，文学作品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与提炼。作为富士山汉诗的叙事对象，富士山本身所具备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富士山汉诗神化叙事的自然地理因素。从富士山汉诗来看，这些因素主要表现为山之高、山之形、山之雪三个方面。
山之高。富士山的地理属性首先当属其海拔高度，3776米。从世界范围来看，当然不能说是特别高的山，但在日本无疑是第一高峰。都良香（834—879）《富士山记》载：富士山者，在骏河国。峯如削成，直聳属天，其高不可測。歷覽史籍所記，未有高於此山者也。[18]由于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因此在日本汉诗方面，表现富士山高度的诗作较多，我们先看以下两首：
希世灵彦（1404—1488）《题富士山》[19]
富士峰高宇宙间，崔嵬岂独冠东关。
唯应白日青天好，雪里看山不识山。
释泽庵（1573—1645）《望士峰》[20]
富士山高甲大倭，中朝五岳亦如何。
峰临东海所何似？只见渔翁雪一蓑。
显然，这两首诗都着眼富士山的高度，以“富士峰高宇宙间”表达了“其高不可測”；以“崔嵬岂独冠东关”、“富士山高甲大倭”明确了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可见古代日本人对于富士山高度的仰止情怀。
另外，受古代中国山岳文化的影响，日本自古就称富士山为“岳”，以比拟中国的三山五岳，凸显富士山的“不二”地位。之所以称岳，一方面当然是基于富士山的高度，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岳”的宗教色彩，彰显富士山的神秘性，表达日本民众对富士山的崇敬之情。依据笔者所查阅的汉诗资料，富士山主要有“富岳”“日岳”“岳”“雪华山”等称岳方式，以及与“岳”地位相近的“蓬莱”别称，有诗为证：
室鸠巢（1658—1734）《富岳》[21]
上帝高居白云台，千秋积雪拥蓬莱。
金鸡咿喔人寰夜，海底红轮飞影来。
山之雪。山巅皑皑的白雪可以说是富士山亮丽的名片。由于海拔高度的缘故，富士山顶“宿雪春夏不消”。日本自古就美喻富士山为“白扇”或“玉扇”，一方面固原是因为扇子原产于日本④，“扇文化”在日本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富士山山体高耸入云，山巅白雪皑皑，放眼望去，酷似一把悬空倒挂的扇子。
石川丈山(1583—1672)《富士山》[22]
仙客来游云外颠，神龙栖老洞中渊。
雪如丸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
此诗比喻形象、传神，堪称描写富士山雪的佳作。此外描述富士山之雪的汉诗还有：
龟田鹏斋（1752—1826）《望富岳》[23]
富峰千丈雪，寒光落杯中。
倒饮杯中影，胸中生雄风。
山之形。从地质属性上来看，富士山是孤立的、非脉系延展型成层休眠火山。形状上属于标准的单体锥形火山，具有独特的优美轮廓。在富士山顶直径约800米的火山口周边，由于熔岩的作用，锯齿状分布有八座山峰，亦称“富士八岳”，即剑岳（剑峰，最高峰）、白山岳、久须志岳、大日岳、伊豆岳、成就岳、驹岳和三岳。这八座山峰宛如盛开的莲花的八个花瓣，所以很自然地“莲花”、“芙蓉”就成了富士山的代名词。
秋山玉山（1702—1763）《望芙蓉峰》[24]
帝掬昆仑雪，置之扶桑东。
突兀五千仭，芙蓉插碧空。
此外，还有诸如“白芙蓉”“雪芙蓉”、“玉芙蓉”、“秀芙蓉”等诗文，不必一一列举。
也就是说，由于富士山高，顶天立地，太阳又从这里升起，自然让古代日本先民认为那是天之御柱，是太阳神居住的地方；山之雪则是圣洁的象征；山之形酷似八叶莲花，两者结合则是佛教圣洁的莲花宝座。正是这些客观实在的地理特征培育了日本民族文化中朴素的敬山意识，对富士山的崇敬始终贯彻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种敬山意识长期发展逐渐上升为“富士信仰”——富士山开始由客观实在走向主观神化。
（二）神国史观因素
如同日本汉诗诞生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日本文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繁衍与延展。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性，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存在感与压迫感，这促使日本文人与作家较早就产生了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皇国”（“神国”）观念，大日本主义及排外意识。[25]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学者北畠亲房（1293—1354）在《神皇正统记》一书的开篇就宣称：“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创基，日神传统矣。”他强调日本的国体和中国、印度不同，作为神国优越于万邦。被称为日本“国学”集大成者的本居宣长（1730—1801）则以日本最早的书纪《古事记》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排斥中国文化，宣扬日本“国学”的优越。本居宣长明确宣称：“世界虽有多国，但由祖神直接生产国土者，只有我日本……我国乃日之大神之本国，世界万国中最优之国，祖国之国。”现代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指出“不用说，把天皇作为一个活的神来加以崇拜是与国家至上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于在战败以后的今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仍然有他自己的地位。……只有在我们日本，从神话时代以来，国土与皇室就是不可分离的。”[26]
也就是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一千多年的日本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日本至上、日本中心、日本优越的历史观。在这种神国史观作用下，富士山汉诗或多或少、或隐或现的神化叙事自然就有其内在的理据。宇野南村(1813—1866)的“剑锋一滴化成州，天子天孙日月侔。”诗句就是从史学的角度强调是神缔造了日本的原始国土（富士山）以及国民，后世的日本国土以及国民都与之一脉相承。一直以来，富士山都被作为日本之根本以及 “镇守日本的神”而被视为“宝山”[27]。
芥川思堂（1744—1807）《咏富士山》[28]
真是群山祖，扶桑第一尊。
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咏富士山》诗指出了富士山是群山的始祖，即日本国土的根本，在日本处于“第一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更肩负着“镇国护儿孙”的神圣使命。
结合日本今天的现实国体，我们不难发现如芥川思堂（1744—1807）《咏富士山》一样，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实际上是诗人神国史观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如前所述，在上古日本既已基于富士信仰而衍生出了太阳信仰，天照大神，亦称天照大御神、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与太阳女神，被奉为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这样一来，创造日本国土以及国民的神与统治日本的皇室就融为一体了，换言之，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客观上实现了日本国土、国民以及国体（天皇“万世一系”）的三位一体。
以上从诗歌创作的内在理据上分析了富士山汉诗的神化叙事是自然地理以及神国史观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叙事方式又会对汉诗文本的艺术建构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