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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中纪委原政策法规室主任
近日，中央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一石击起千层浪！决心之大，力度之大，范围之大远超一般人所能想象！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就是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既是党和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还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有了这个最大亮点，就有了六中全会闭会后才十天，改革开放30多年所从未有过的最大力度的政治改革举措出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我研究制度反腐、制度监督、制度建党30多年。从秦统一中国以来的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读懂了正是中国古代较为科学的权力结构，皇帝负责最终决策和立法，王言即王法；丞相、郡守、县令负责执行；御史大夫、监郡监县御史负责监督。
正是古代中国监察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分立，加之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从而在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上确保了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延续。而监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历朝历代吏治的好坏及政权的安危。
由此，我在三十多年前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我国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中央纪委有关领导的重视，随后我有幸调到中央纪委研究室，专门从事反腐败理论研究。
通过古今中外的监督案例研究，通过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客观现实，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由此在二十多年前，创造了一个词组——“异体监督”。
并在1995年向中央纪委领导写信建议，在监督制度难有实质性改革的前提下，可借鉴古代的巡视制度。20年来巡视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巡视力度，充分发挥了巡视这一“异体监督”的利剑作用。
近四年的反腐败成果如何巩固，下一步斗争如何深入，全面从严治党如何推进，多年来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开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了重大政治改革的战役行动——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多年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使我深知，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需要选择突破口。在党代会常任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党委的决策、执行、监督分权难，而变行政监察为监察行政易。
近半个月前，这次中央确定的试点省市纪委领导向我请教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方案。我结合多年的研究，明确提出，必须通过权力结构改革，实现内涵发展。
可具体概括为“三强三弱”：
一是强干弱枝。多年来，各级纪委在机构建设上，不能正确分析认识形势，大都采用扩大外延的做法，形成了干弱枝强的局面。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还能既集中兵力，又精兵简政。
二是强法弱纪。通过合署后纪委与监察的合理分工，纪委执纪要强，执法要弱。监察执法要强，执纪要弱。如此，既体现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纪在法前，抓早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职责；又加强监察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查案手段，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三是强前弱后。既要加强办案力量，把三分之二的兵力用于办案前线，尽量精减和压缩二线机构和人员；也要加大信息、情报的及时搜集、汇总、研判，以便让监督前置办案紧随；还可借鉴香港廉署等机构配置、职能设置、力量分配的成功经验。
如何“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我以为全覆盖有上中下三策可选择：上策是监察工作的全覆盖；中策是监察机构的全覆盖，下策是监察人员的全覆盖。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通过异体监察总结出的“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八字真经，其及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担负着重大政治改革的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的监察体制改革仍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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