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
专家，民建镇江市委副主委）
因为一场疫情，2020年的春节注定会被写入历史。这几天宅在家里，天天对着手机，关注的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消息，看着不断往上窜的确诊病例数字，心里一阵阵发紧。整个国家都正在动员起来，源源不断地将医务人员和救灾物资运往湖北，运往武汉，而我最为担心的，却是那些散落的村庄，为它们如何度过这场灾难捏一把汗！应该说，在灾难来临之后，根据上级政府的动员，农村基层干部的行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宣传村民不要外出串门拜年；取消各类喜事宴席，严密督察外来车辆与客人，等等等等。
村民们以多年未见的统一行动，或劝阻从外地尤其是湖北归来的人员，或设置路障甚至断桥断路阻挡外来的车辆，或强行砸碎一些冒险村民聚在一起的麻将桌，总之是众志成城保卫着自己的村庄，捍卫着村民们活的希望！
这里随便摘录几条乡村宣传防疫的横幅标语：
“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就可以看出农民的智慧和面对疫情的无奈！
今天读到一篇题为《越是在关键时刻，越是要独立思考》的文章，上来第一条就说“封路并不是硬核，而是愚昧”，
作者以极其居高临下的姿态，把农村用封路方式抗击疫情说成是“理性缺乏的野蛮行径”，我不知道作者是否真的通过独立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说这种独立思考是孤在自己的书房里得到的，但我敢说，这样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及一个普通农民！
我们生活在城里的人们，最近如果驱车出门一定会发现，高速公路出入口关闭了不少，仅仅留下的出入通道，也有交警及医务人员在挨个给进出人员测量体温，这与农村封路如果说有区别，仅仅是因为城市用的是公共资源，每个进城收费站都是一道屏障，这些屏障都有公职人员把守，因此显得不那么“野蛮”！可是在农村，村落之间没有这样的屏障，也没有交警及医生会替你站在路口拦车测体温，村民自己更没有被赋予权力对外来车辆用“文明”手段让其停下接受检查，“封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村民们冒着有可能堵死自己的生死通道去抗击疫情的办法，那些所谓的“独立思考者”，你了解中国城乡的差别吗？你了解农村在中国的尴尬境地吗？如果有一天，村口也能够站着一个交警，用公权力指挥进出车辆；站着一个医生，用公共资源为进出村口的人员测量体温，那我们的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独立思考着去教训他们，他们的行动力一定不会差，挂在村口的横幅标语就是最好证明。
其实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一场发生在城市的疫情，为什么会给农村带来如此的恐慌？这显然与我们的发展模式相关。长期以来大城市优先的城乡二元格局，造成了今天农村居民“钟摆式的迁徙”，农村人要离开农村才能谋生，但又难以在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城市拥有寸土片瓦，这种“打工经济”年复一年，随着农民用自己的勤劳让城市一天天变大，他们也不断让自己离城市越来越远。有报道说，这次武汉市因为疫情切断外出通道时，早已经有500万人从武汉离开，而即便如此，城里还有900万人，这就是我们的大城市！所以我们才看到，一方面，武汉市内随着感染者的增加，各种救援资源越来越紧；另一方面，从武汉出来的500万人，正把病毒带到祖国四面八方，最终连西藏都无法幸免！一位学者
（邱婷，2020）
在黄冈农村做了一个调查：全村300多户，分散居住在十几个自然湾中，村庄中至少50%的农户在武汉务工。春节回家本是村民一年的期待，但在大灾面前，这些村民仍然非常自觉：互不串门，电话拜年，足不出户，居家过年！这倒不是说农村居民有着怎样高的意识与境界，实在是在城乡二元情境下，疫情在农村的蔓延与农村医疗资源极度紧缺的冲突，给村民带来无限忧虑甚至恐惧，只能选择“村里人不出村，村外人不进村”的最保守方式来应对疫情。
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农村仍有2.8亿农民在继续着这种”钟摆式迁徙”，而且随着如今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民能够流动的距离越来越远，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与17年前的“非典”相比，这次疫情控制的难度也更高更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学者主张“大国大城”，用“人出来，物进去”的办法改善农村，这种方法我们用了40多年，经历“非典”与“新冠”，我们警醒了吗？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随着人员的累积，物质的累积，风险也在累积，风险越过安全阈值就需要释放，这种释放造成的外溢，就像江河决堤，殃及的是全域！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发展思路，今天的疫情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次“非典”是北京，这次“新冠”是武汉，我只能祈祷没有下次......
面对今天的疫情，我们看到
许多地方都在使用“网格化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疫情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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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以确保一个个城市成为一个网格；封村堵路不允许车辆进出确保一个个村庄成为网格；城市居住小区也将进出口封闭起来确保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网格。网格与网格之间，原本流动的人停留下来，保持流动的是物资与信息，如此阻挡疫情蔓延，又能确保人们生活的安定。
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如今的交通条件和信息化手段如此发达，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维持一种让农村通过“人动”去城市找“物”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不是革新为让农村通过”物动“的方式来改善生活呢？
如果我们不是总强调大城市优先，让如今的农村乡镇成为”物“的创造地，通过”物的流动”，而不是“人的流动”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即便发生今天的疫情，阻止一个小网格的疫情扩散不比阻止一个大城市的疫情扩散更容易得多吗？
肯定有人会拿出经济学教科书来反驳说：这是没有规模聚集效应的！其实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规模增加有经济聚集效应，也有管理成本效应，城市的规模取决于二者的权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大多数城市的规模是在数十万人甚至更小，而不是数千万人，所以美国3.2亿人有1万多个城市，全国只有一个纽约市人口在800万，接下来第二的城市洛杉矶也就不足400万人，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仅仅10个，首都华盛顿人口也只有区区70万。
大量的城市就像一个个网格，人们在各自的网格里安居乐业，创造财富，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的是“庞大的物资”，而不是“人流”，这也许就是在美国不用动车高铁来确保“人的流动”，而只需要高速公路及铁路以确保“物的流动”的原因。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而在美国很多世界知名企业的总部却是在不知名的小镇上，比如沃尔玛的总部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Bentonville),人口不足2万，苹果公司的总部在加州的库比蒂诺，不足6万人，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企业，散落在各地的小城镇里。我当然不是说眼前中国的小镇就能够象美国一样长出大企业来，但这足可以说明，所谓大国要大城才能创造规模经济的说法已经时过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