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2018年春运第一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火车站、客运中心都会挤满了人，外出打工的人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簇簇拥拥，挤上归途列车。他们离家千里谋生，经历着各种辛酸。这些年来，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往往不限于一直想象的“最底层”，而包含了越来越丰富的阶层。在之前不少描述中，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抵媏银口”。今天这篇文章，是重庆大学的郭春林教授对这一概念发展的梳理，在这个平常而特别的日子，我们更需要知道这一切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几年前，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为缓解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所造成的压力，开始谋划“疏解”之策。“疏解”二字用得很好，有涵养，有人文气息，虽然也还是请人回家的意思，可里面有尊重，是把被请回家的当做人对待。疏散、疏通了，问题也就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虽然也还不是彻底解决，彻底解决需要更整体性的方案。但正如春运的茫茫人流，在年后同样回流一样。这样的“疏解”其实并不能行之有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各种奇异的“疏解”方法开始出现，一些方法甚至积蓄了不少不满。但是，我相信，不满
这个政治成本完全被忽视、无视的代价，总有一天要偿还。
这是最好的时代，“抵媏”这个明显包含歧视的概念一露脸，就有很多人看出了这一点，并且能够通过发达的互联网和繁荣的自媒体将自己的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即使从最简单的政治正确的角度，从常识的角度，以普通人的智力水平要求，都应该能够意识到其中的歧视意味，但他们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地说了出来，而且白纸黑字地印出来，昭告天下，一方面你不得不为其勇气赞叹，可另一方面你又不能不感叹，这样的智力水平怎么就成了“高端人口”，怎么就成了“抵媏”的治理者、管理者。这么想的时候，很多人一定很忧心忡忡。担忧当然有道理，但是我倒并怎么不担忧，我相信我们今天，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会将他淘汰出来，让他也成为一个“抵媏”。
其实，今天去追究谁制造了这个概念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搞清楚，制造这个概念的逻辑、目的，以及制造出这一整套概念、逻辑、目的的知识生产的方式，支撑这个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的整体状况。
网上有追根溯源的朋友，说这个提法来自“抵媏产业劳动从业者”，2010年就这么说了。说当时的京城要谋求更高大上的发展目标，应该多引入高端人才，减少抵媏产业劳动从业者。可是，随后不久，《人民日报》在“民生·民声”栏目就发表《谁是城市多余的人》的文章，对这种片面而极端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也有的一直追溯到2007年，并且在很多文件和学者的论文中都曾经出现过。
也许“民声”在今天资本操控下的消费主义泛滥的媒体时代无法成为那些高端人口高端的耳朵和高端的眼睛关注的对象，也许早就有了的疏解的政令和疏解的原则，但因其艰难而始终难以有效落实，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疏解”，如果不是发生的那一场大火，和大火中19个生命的丧生，他们大概也不会如此急切、简单、粗暴，甚至就是毫无同情心、毫无人性地做出这样令人难过、愤怒的事情来的。说老实话，看到自媒体上传播的一位书记会议讲话，要下“快刀、狠刀”来消除安全隐患的话，我除了像佩服“抵媏”的制造者的勇气一样佩服他以外，只有无语；更有甚者，他说，之所以要下“狠刀、快刀”，就是为了早点回家看电视、睡个安稳觉，他还理直气壮地强调，这么做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虽然他说的是事，可事总是与人有关，除了拉仇恨，造成社会结构关系的对立外，大概也是自毁前程。更要紧的是他的“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的逻辑。因此，在这个事实中被掩盖的是另一个事实和问题：他们要保护的是哪一个“人民群众”的安全？
虽然这些被疏解的非京籍人口中有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有一些毕业于非985、211高校的、之前被命名为“蚁族”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城镇和三线城市的打工者，其中又以一直被主流命名为“农民工”的群体为主，他们在非主流的叙述中则被命名为“新工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的缘故，使我联想起二十四年前的11月19日发生在深圳的另一场大火，84位年青打工者的生命被无情的大火吞噬。而近三十年来，因各种安全事故丧身（包括自杀）和受工伤的新工人更是不计其数（我不知道准确的数据，也许根本就不可能统计出一个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字，但几乎可以肯定，其比例一定高于一般的群体和事故），使人不得不面对这一沉重而严峻的问题：为什么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而这样的事实也不能不让很多人将他们归入“抵媏”的序列。但是，且慢，被归入的序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序列呢？它是怎么产生的？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在外力作用下形成的？这个外力又是怎样一种力量？最终形成的这个序列是合理的吗？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追溯农民工是怎么成为新工人的历史脉络。1980年代中后期，农村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的农副产品市场，以及建立在前三十年农村基础建设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所释放的能量趋于衰竭，加上经济领域改革的作用不明显和腐败现象的抬头，造成了不稳定。这
既是摆脱危机的选择，也是80年代全面现代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这样的观念成为90年代后的绝对主导观念，农村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被彻底边缘化，农村、农业和农民成为整个现代化链条中最末端的一环，也由此成为整个社会日益坚固的鄙视链的最底层，并进入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层面，进而成为90年代以来“感觉结构”中始终处于抵媏的一方，万般皆上品，惟有务农低。
各种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意无意地成为这个链条的生产者，比如教育领域。而“农民工”的歧视意味正来自于此。
这并非说之前就没有对农民的鄙视，甚至可以说它一直是传统中并不很弱的部分，但这一方面与“劳心”和“劳力”的对立相关，另一方面，传统中始终存在的“士农工商”的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农业的重要性，耕读传家更是其中的佳话。同时，这个传统也包括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统。虽然前三十年也始终存在着城乡差别，甚至为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开始工业化的进程而不得不加大农业提留，以实现积累，并实行户籍制以限制城乡流动，但就主流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农民从未被当作社会的底层，工农联盟作为政治基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固而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然而，90年代以后，整个秩序被完全颠倒，工农联盟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在颠倒为“工商士农”的序列中日益空洞化，在更实质性的意义上说，工商士农的结构中的“工商”的意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变成了“工业化”和“商业化”，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化/商品化的语境中基本上只是一个政治修辞。
同时，1980年代开启的新一轮国家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在80年代末的事件之后于90年代初发生了一个细微然而却是影响深刻的变化和转向，由国家现代化转向全民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与社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脱钩和断裂，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和国家之上的力量。效率成为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唯一标准，或起码是最重要的标准；金钱成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或起码是最重要的尺度。道德、伦理被法律化，法律唯一的方向就是现代化、西方化，甚至美国化，似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也只有法律这唯一一个解决渠道。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只剩下经济生活和交换关系。
于是，
国家与社会处在对立位置
（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知识及其叙事模式无疑也是造成这一对立的重要力量），国家只是市场的服务员，葛兰西所强调的国家的积极意义让渡给了市场，而社会就是市场，市场就是社会，换言之，社会消失了，成了市场独大。随之消逝的还有平等的意识。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平等绝非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机会平等，而是实质平等。当实质平等的意识也随风而去，所谓的秩序也就只剩下强者为王，占尽天时地利，弱势者为鱼肉，任人宰割了。
正是在上述两种主要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初才由一位原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大胆进言而成为关注的焦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似乎一夜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问题，随后若干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并没有稍稍放缓，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个脉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积累和产业经济上升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经济仍然是主要的形式，而大量的劳动力就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于是，这些人的名号在经历了“盲流”、“打工者”、“外出务工人员”，最后落在了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农民工”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虽然近年农村劳动力输出的比例有所放缓，但增长仍然在持续，截止到2016年底，农民工/新工人总数达到近2.82亿，占全部人口的20%，如果将他们的孩子和父母都算进来，则将占近35%，也就是三分之一还强。很多自由主义者将这看成是农民从集体中和土地上得到的自由和解放而大加赞美，但他们显然没有看到农村的贫穷和农民的贫苦，当然，他们更不会关心一个国家立足世界的根本——农业的危机。社会生产的绝对主导部分均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农业生产成为被集体遗忘、遗弃的存在。当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时候，中产阶级只关注自己的餐桌安全，而将责任完全推卸给国家（必须申明，这么说不是为国家开脱责任，而是要指出这一思维的局限，把撒旦的还给撒旦），并谴责农民缺乏最起码的道德。他们不仅不关心农民，也不了解当前农业的基本状况，更不可能理解进城农民，三农中只剩下农村作为自然和风景的符号得到一部分城市中产的青睐，并成为他们消费的“田园诗”的主要内容。
80年代的春运抢票场景
因此，在我看来，
新工人普遍地被视为“抵媏”，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结果，农业仅仅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链的末端而存在，农村仅仅作为资本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的边缘和依附物而存在，农民更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主义的牺牲品、甚至是早已谋划好的被消灭的对象而存在。
资本主义的产业链与农民工/新工人作为“抵媏”的鄙视链完全对应。
总的来说，1980年代初农村在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后，一面是在原有基础上快速而不平衡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一面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伴随着经济改革而延伸的政治改革，在1990年代以来继续高歌猛进。但乡村工业化进程尚未在全国大规模展开的情势下，在90年代后期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引发的经济格局大变动而发生很大变化，由乡镇企业主导的形式大规模转向私有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不景气和农村社会保障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涌向城市，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强大生力军。在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的不景气和农村社会资源和保障的缺失恰恰是这种不平衡的、顾头不顾尾的片面发展方式所造成的结果；而从人口的角度说，这个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正是马克思所命名的“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是为全面展开的工业化准备的产业后备军。换言之，没有这一支举世无双的劳动力大军，9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分享应获得的权益，反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产业升级中，成了“抵媏产业从业者”。
产业当然需要升级，技术也需要更新换代，就像国家需要强大，经济需要发展一样，关键是如何升级，怎样更新换代，是为升级而升级（纯粹技术的动力，然而今天有没有一个出于技术自身内在动力的要求呢？），或者基于对利润的追逐，或者是为某一部分而不是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在这样的产业升级中，劳动者的位置在哪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与资本、与工人的关系。虽然《资本论》定稿已经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资本主义主导的技术早已今非昔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早就更新换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资本主义下机器/技术与资本、与工人的矛盾不仅没有根本改善，在产业水平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而更严峻，因为更为“科学”的资本主义管理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它的动力则始终是资本的积累，即使是今天被主流大肆倡导的信息时代乃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等同样也是如此。戴维·哈维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席勒父子对美国始于1970年代由制造业向信息工业的“战略”转移的历史梳理，很好地证明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包括发展主义的叙述逻辑也仍然是一套等级化的秩序，只不过对象变了，工业化阶段是工业文明高于农业文明，后工业化阶段是信息工业、生物工程等等高于制造业，当然更高于农业，无论是工业化的农业，还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于是，“高新”产业就是高等的，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传统的制造业自然就是抵媏产业，农业更是抵媏中的抵媏。
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1970年代指出的那样，“受到机械化影响的那些工业部门和劳动过程，释放出来大量劳动力，供一般说来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其他资本积累领域剥削。”布雷弗曼从劳动及其过程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劳动的退化”。今天，劳动的退化则以更快的速度在推进，信息化、人工智能化使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日益萎缩、退化，越来越多的工作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日积月累，这些产业中的劳动者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劳动技能，他们不得不变成低端产业的劳动力。
可以说，
资本主义等级化的产业链和追逐资本积累的技术发展主义，生产了抵媏产业；但抵媏产业并不能彻底消失，不过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因此，科技越先进，劳动的退化就越严重，这样的人就将越多。
因此，如何克服这个悖论，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悖谬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经济已经跃升为大国，在国力正走在强国之路上的预备强国，更有责任、有义务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从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说，它绝对不比经济发展本身不重要。
作者：郭春林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