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延四年（BC9），时年十七岁的定陶王刘欣来到长安，入京朝见天子刘骜。
别看刘欣年轻，他在年仅两岁的时候就承袭了他父亲的定陶王位。觐见刘骜的时候，刘骜问他，为何要带来自己的师傅、丞相和中尉众人？刘欣认真地回答，按照本朝律令，诸侯王朝见天子，可以带属国二千石的官员随行，臣所带的都是二千石的官员。刘骜很满意刘欣对于朝廷律令的熟悉，夸奖了几句，又让他背诵《诗经》。自幼学习经典的刘欣不仅流利背诵了刘骜指定的章节，还能对刘骜所提的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其间，刘骜数次点头表示赞许。
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朝见。此时的刘骜已步入中年，尽管一向身体健康，但始终无子，为了大汉的政治安全，刘骜决定从宗室中挑选一位皇室成员来做自己的太子。这次选拔主要有两位候选人，除了刘骜的侄子刘欣外，还有刘骜的弟弟中山王刘兴。然而，在朝见中，刘兴的表现不如人意，不仅显示出对律令、学问的无知，还违背了宫廷礼仪，与年轻的刘欣稳重、出色的表现相比，逊色许多。
在刘欣通过自己的表现奠定其在刘骜心中地位的时候，他的祖母傅太后也没有闲着。趁着这次进京的机会，傅太后积极联络当时对天子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后宫的赵氏姐妹，骠骑将军王根——让他们在刘骜面前多多为刘欣美言，并许诺日后重重报答。
在几波力量的联手推动下，刘欣在次年被立为太子。仅仅一年过后，汉成帝刘骜意外驾崩，刘欣成了皇帝。
汉代天子的成长经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小在京师长大的正牌太子，第二种是远离中枢成长起来的藩王。这在几个方面会对天子的视野、人格和施政倾向有影响，二者相比各有优劣势。正牌太子，从小就在朝廷中耳濡目染，先天拥有近距离观察和学习政治的便利条件，与生俱来就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而且在登基之前，就能开始蓄养人才，以备上位之用；缺点则在于容易囿于前代天子执政方式的窠臼，加之没有基层经验，做起事来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藩王则相反，他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中枢、更不能随意结交朝廷重臣（不然就会被认为有谋反的想法）；但他们可以在自己属国真刀真枪的实施治理，获得切实的施政经验，而且，作为一个远距离的朝局“旁观者”，藩王更容易看清朝廷现在的利弊。在政策上，第一类天子比较倾向稳定，第二类天子比较倾向改革。
在入主东宫前长期担任藩王的刘欣属于第二类。他在藩国的时候，虽然无缘国家核心政治圈，但还是对汉元时期的宦官专权、汉成时期的后宫和外戚问题屡有耳闻。此时的他踌躇满志，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改前两朝乌烟瘴气的状况，还大汉一个清平的政治环境。
刘欣后来的谥号是“哀”，听上去不是个好评价。不过，按《周书·谥法解》里的解释，“哀”并非恶谥，而是平谥。“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这个“哀”很有点同情的意味，颇有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意思。不过刘欣即位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执政会是一段不幸的经历，更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悲情人物。作为饱读诗书的少年天子，他还是很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的。
满怀远大理想的刘欣，就这样站上了大汉的政治舞台。
外戚
刘欣登基后想改变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皇室权力衰微、权臣把持朝政的状况。励精图治的刘欣一上位便将皇权收回天子手中，亲自裁决政事。同时，为了一改汉成时期以来的奢靡生活作风，他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还下令约束乐府，整顿“靡靡之音”，裁撤了一大半的乐工。
这些举措开了个好头，在经历了汉元、汉成两个浑浑噩噩的时期后，朝野上下也开始对刘欣抱有希望。看上去，新天子将会把帝国带回正轨。
然而，没多久，初出茅庐的刘欣就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个给他下绊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母傅太后。传统女性都比较在乎男人给她一个“名分”，这位傅太后也不例外，她要求自己的孙子刘欣给她一个恰当的“名分”。
作为首任定陶王的母亲，傅太后的名分是“定陶王太后”，已经是很高的title了，但老人家却对此很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跟她同为汉元帝刘奭妃嫔的王政君早已经是太皇太后了，级别比她高出好几个档次。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傅太后咽不下这口气啊。
但傅太后的这一要求，却引起了前朝很多大臣的警觉，其中包括时任百官之首的丞相孔光和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大臣们很担心傅太后有了尊号以后会公然干涉前朝政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傅太后很早就有工于心计、善于弄权的名声，绝对不是一个善茬。
对于刘欣来说，他甫一即位，并不想和大臣们在这种“名分”的事情上产生矛盾，同时，他之前看到的外戚干政的现状也让他对傅太后的目的有一些警惕。所以，他接受了前朝大臣们的建议，将上书建议立傅太后为“帝太后”的高昌侯董宏免官。
不想，这一举动引起了傅太后的勃然大怒。她觉得孙子太懦弱，而且“不孝顺”——这个帽子扣得很大。殊知西汉以“孝”立国，而且刘欣从小学的是儒家那一套，孝为百善之先，如今辛苦将自己拉扯大并把自己推上皇位的祖母将这一帽子扣到刘欣头上，让他如何接受得了？
仅仅几天过后，刘欣就推翻了原先的想法，在获得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同意后，他下诏将自己的父亲定陶恭王尊为“恭皇”，随后将祖母傅太后的尊号改为“恭皇太后”，将母亲丁氏尊为“恭皇后”，同时延续前两朝的成例，大肆分封外戚众人。这给他之前为清除外戚势力、夺回皇权所做出的努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反而以太皇太后王政君和大司马王莽为首的王氏家族展现出了风度。见新天子登基任用自己的外戚亲眷，王莽立即上书乞骸骨，诚恳地要求退出帝国权力中心。但刘欣不同意。一来，他是有抱负的，是想做事的，需要能担当的人才，刘欣在藩国的时候就听说王莽的官声很好，有品行，不愿放走；二来，对于核心权力圈，他毕竟是初来乍到，虽然提拔了几个亲戚，但实力远不能和经营良久的王氏集团相抗衡，逼走王莽，也让他担忧自己皇位的安全。
男人之间最终达成了妥协。在刘欣和一干重臣诚恳地挽留下，王莽留了下来。但后宫的女人却不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嗣后不久，刘欣在未央宫设宴。宫内的侍者将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旁边——将二人置于平起平坐的地步。这样的布置遭到了王莽的呵斥，他命令侍者撤去座位，重新按地位尊卑来摆放。傅太后听说后，极端不满，不肯赴宴，并对王莽产生了深深的仇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再次上书乞骸骨。极为孝顺的刘欣见形势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只得同意了王莽的退休要求，但赐给他“特进”的待遇，仍能参与朝政。
王莽下野的一个极为自然的后果便是王氏集团的失势。王莽离开大司马位置后不久，新天子外戚家族的打手司隶校尉解光便上奏弹劾曲阳侯王根、成都侯王况，将二人从权力中心驱逐了出去，而二人举荐的官员，无论贤能与否，也一概全部罢免。随后，连王莽本人也遭到傅、丁外戚一党的弹劾。虽然王莽本人并未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仅仅是被迫退出了核心权力圈，但鉴于他之前良好的政治声望和新外戚家族落井下石的做法，仍然让朝野上下纷纷为王氏喊冤。
当然，同为外戚的赵氏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打手解光经过详细的考证，最终查出了汉成年间赵氏姐妹为害后宫、残害皇子的罪证，并上奏。结果，赵氏在朝中的势力被剿灭得一干二净，而赵飞燕——此时也已是皇太后——因为之前扶立刘欣有功，并没有被褫夺封号，终于还能在宫中养老。
做完这一切，傅太后仍然不满意。在她看来，“帝太后”比“太皇太后”还是差点意思。但是没辙啊，人家那个太皇太后是从皇后、皇太后一路升上来的，自己没有人家那么辉煌的既往经历，怎么办呢？
“太皇太后”的尊号实在是弄不来的，那就自创一个能和“太皇太后”分庭抗礼的呗！于是，在前朝狗腿子的有力摇旗呐喊下，傅太后更进一步，将自己的尊号晋为“帝太太后”，品秩上与太皇太后齐平。这让在乡下隐忍多年的傅太后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自此以后，傅太后愈加骄横，毫不尊重太皇太后，屡次当面称其为“老太婆”。而刘欣的母亲丁氏也得封“帝太后”，加上赵飞燕这个“皇太后”，西汉出现了同时拥有四位太后的盛况。而在建平四年（BC3），傅太后的尊号又玩出了新花样，成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太太后”，比“太皇太后”更胜一筹了。
傅太后的得势当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傅、丁两家的外戚及党羽蜂拥而起，占据了朝廷的各个岗位。一心想任用贤人的刘欣为了避免重蹈汉成时期的覆辙，尝试在人事任免上与傅太后做了数次斗争，但每次都败下阵来。刘欣励精图治想要开创的良好政治风气还没坚持多久便又重回到外戚专权的老路上。
改革
当然，外戚专政只是刘欣上台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算这个地方跌了跟头，他还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情。于是，他想到了改革。
当时的西汉，由于社会财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再分配过程，社会阶层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富人和穷人一分化，社会矛盾就开始加剧，社会就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到刘欣上台的时候，这一矛盾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为了应对这一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政的师丹提出了“限田限奴”的改革主张。
相比于之后王莽改制的措施，师丹的主张还算和缓，只是“限制”罢了。经过朝廷重臣们的商议，这次改革提出，要严格限制私人拥有的田地和奴婢的数量。改革措施要求天下所有的诸侯王、列侯、公主乃至关内侯、官吏、平民都要将财产控制在限令要求的范围之内，超出的部分应当尽快出售；出售应于三年内完成，三年后如果被发现财产超限，将没收财产并定罪。他们认为，这一政策能对社会财富起到再平衡的功效，缓和社会的矛盾。藩国出身的刘欣对基层的情况有所耳闻，所以对此措施很是支持。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这一政策能起到功效的原因，是因为它能降低田地和奴婢的价格，有点像我们现在给房市降温搞“限购令”。但这一政策的问题在于，它的效果太显著了。当时，市场对限令表现出极高的敏感度，政策一出，田地和奴婢价格急遽下跌，拥有超限财产的富人、有产阶级立刻哭天喊地。
那么，谁最有产呢？不就是当权的那些王公贵族们么？傅太后、丁太后的家人名列其中；大臣们的亲朋好友也在其中。于是，来自有地位之人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要求刘欣收回成名。刘欣当时既缺乏实力，也不会玩手段，最终只得悻悻地下诏说，暂且以后再说吧。这一次改革就像闹剧一般的无疾而终了。
如今各地搞房市限购令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对于中央来说，房市过热，会引发很多后果，但其中最不能接受的后果就是由其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而造成社会不稳定。房价过高，穷人买不起房，这自然是社会问题，久而久之，有害社会稳定。这就意味着必须限制房市过热。但另一方面，限制房市过头，一旦引发房价下跌过猛、房市崩盘，社会上的另一部分人又会提出异议，同样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也不能采取那些太过激进的调控政策。二者妥协的结果，就是以目前的价格水平稳住房价。或者不涨不跌，或者缓慢上涨，于时局而言，看似是最好的局面。但这意味着矛盾还存在，只是一时未被激化而已。这个现状能维持多久，矛盾何时会超过阀值，这都是说不好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说岔了。总之，刘欣这一次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还没出宫门就被扼杀了。自此开始，刘欣逐渐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尖锐的矛盾局面当中，一边是骨肉亲情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一边则是自己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理想中的承平天下。年轻的刘欣在政治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曾数次尝试追求自己的理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结果却是屡遭挫折，到头来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理想无非是追逐不到的梦幻泡影罢了。
这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悲哀。
董贤
政治上屡次受挫，给刘欣的理想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一个午后，他远远望见殿门外廊下立着一位似曾相识的男孩。男孩绝美的长相和脸上挂着的恬静表情激起了刘欣心中压抑良久的罗曼蒂克情愫，如同在阴霾的政治环境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彩虹。
“你是舍人董贤吗？”刘欣问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心中有阵阵悸动，声音有微微颤抖。
董贤闻声进入殿中答话。他并没有想到天子会注意到他这样一位小小的郎官。在他的眼里，与他年纪相仿的当朝天子是高不可攀的神，能在他身边随时伺侯，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董贤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邂逅让他从此踏上了平步青云的道路。
当日，董贤升任黄门郎，其父云中侯董恭征召为霸陵令，并擢升为光禄大夫。
不久，董贤又被提拔为驸马都尉、侍中。一个月间，他得到的赏赐不可胜数，圣眷之隆重，震动朝廷。
作为天子，加官晋爵和金银财宝都无法表达出刘欣心中对董贤的真情。刘欣与董贤不仅乘坐同一辆车，还同塌而卧。一日，二人同睡午觉，刘欣早醒欲起，不想自己的袖子为董贤所压，刘欣不忍心吵醒尚在熟睡中的董贤，便自己裁断了袖子，悄然而起。
从此，“断袖”一词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断袖之后，董贤也愈加明白刘欣对自己的真情。他开始日日呆在宫中，陪伴刘欣，连休沐日都不出宫。两人恩爱无比，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刘欣对此自然更加欣喜，他特地下诏让董贤之妻能直接出入宫中，住在董贤的住处。同时，他还娶了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并将她所住的宫舍命名为“椒风”，与皇后的“椒房”相匹敌。于是，董贤夫妻及董贤的妹妹一同在宫中伺候刘欣。
朝廷的大臣觉得这不是个事儿。虽说西汉天子蓄养男宠并不稀奇，但因为宠幸男子而对其和其家族给予此等待遇却是前无古人的，这样下去是要对朝局造成巨大危害的。于是，不少大臣上书劝谏刘欣莫要沉缅于此。然而，刘欣对董贤的爱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自然听不进这些所谓的“劝谏”，还公开谴责这些大臣，甚至公报私仇，将他们下狱治罪。
打击了大臣们的异议，刘欣得与董贤日日厮守。他对董贤的赏赐日益丰厚，董氏一门在当时的势力甚至超过了时为外戚的傅、丁两家。但即便如此，刘欣心中仍有不满足——因为他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为董贤封侯。
恰巧近臣中有人为他出主意，说可以利用前一年发生的“东平王诅咒案件”，将首发大恶之人的名字改为董贤，让其得以此功封侯。这一计划在刚提出时遭到丞相王嘉等重臣的阻止，但刘欣并未气馁，再接再厉，终于在几个月后强行将董贤封为高安侯。
但是，刘欣没有料到的是，董贤的封侯对前朝儒臣们来说不啻为一种莫大的耻辱。西汉最初由汉高祖刘邦定下“无功不得封侯”的规矩，到现在门槛已然一降再降，先是外戚得凭姻亲关系而封侯，如今连美色都能成为封侯的理由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劝谏刘欣莫要沉缅男色以及弹劾董贤的奏章一上再上。丞相王嘉也以很严正的态度上书劝谏。他在上书中提到了前朝邓通、韩嫣这两位男宠的故事，说二人导致国家混乱，最终也不得好死，是“爱之适足以害之”的前车之鉴，由衷希望刘欣能吸取教训，节制一下对董贤的情欲，不要落得个悲剧结局。
此刻的刘欣，一心要和董贤海枯石烂，哪里听得进这样的逆耳之言？在他看来，王嘉在董贤这件事上一再与自己相抗衡，很是嚣张。愤怒之下，他对王嘉的不满越来越深。
这一年，皇太太后傅老太太驾崩。刘欣又想以傅太后遗诏的名义加封董贤。但是诏书被王嘉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封还”了。这让刘欣勃然大怒。他从之前的事情中找到一个理由，让使者去抓捕王嘉，下廷尉拷问。
使者到达丞相府后，全府上下的官员都痛哭流涕，并建议王嘉仿萧望之故事，在被捕之前服毒自杀，以免受到狱吏的羞辱。但王嘉却说：“我有幸位居三公，如果奉职不谨慎，辜负了国家，理应在都市上伏刑受死，向万众宣告。丞相难道是小儿小女吗！为什么要吃毒药而死！”说完，王嘉穿戴整齐，随使者赴廷尉，入诏狱，并在狱中坚持自己的清白。不过，他并未对能够生还抱有任何幻想，下狱后便开始绝食，二十多日后呕血而死。
王嘉之死没有对刘欣产生丝毫的触动。王嘉死后，董贤更进一步，担任了大司马的职位，正式跻身三公。继任丞相之位的孔光，虽然与董贤同列三公之位，早先还曾担任过董贤之父的上司，如今也很识时务地极为敬惮董贤，对他表现得极为恭敬，以下属之礼对其迎来送往。自此，董贤的权势几乎与天子齐平。
一天天过去，董贤的权势不断地增长，而刘欣的爱却没有分毫减退。在立董贤为大司马的诏书中，刘欣居然写下了“允执其中”的词句——这是当年尧禅位给舜的诏书中所写的话——他甚至在考虑将天下送与董贤。不久后，在一次宫中宴饮中，微醺的刘欣斜睨着董贤，说：“朕想效法尧舜禅位，如何？”
虽是趁着酒劲，但也有七分真意。如果刘欣真的禅位于董贤，后面的王莽可能就不会以“篡位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了。
然而，禅位并没有发生。在说完此话的次年，刘欣便因病去世了。在他死去的时候，对人间的眷恋，恐怕唯有董贤了。
当人面对事业上自以为无法逾矩的障碍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逃避，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别的事情或者别的人身上。譬如后来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顶着藏地政教领袖之名，却始终被实权派当作傀儡来操控，愤懑之下，跑去纵情声色，还写下一首首凄美的情诗。
住进布达拉宫，
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
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前半句是自嘲，后半句是自诩。而为董贤甘愿禅让天下的刘欣，提前为一千多年后的这首诗做了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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