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10年，是谁在照顾7000位伤残幸存者？

▲  四川地震后，一位儿童正在医院接受复康治疗。 摄：Imagine China

袁孝伟动作利落。假若不是因为跑起来速度太快，一截空荡荡的衬衣袖子飘起，旁人根本察觉不到，他失去了一整个右臂。

“你看，我这里残端的肌肉已经训练得很好，”他试著转动那一小块连右肩的肌肉，肌肉在衬衣袖子下有力地动起来。他又从衣柜里拿出一只肉色的电子手，只要把电子手的顶端连接上这块肌肉，袁孝伟就可以凭借肌肉的松紧，控制手部的动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17岁的袁孝伟在北川中学读高二。五层校舍轰然倒塌，他和邻近的两个女同学一起被压在废墟下48小时，凭借互相打气活了下来。被挖出来时，他整个右臂弯失去知觉。一名救援的解放军安慰他：“没事，现在医术先进，截肢了也可以安装假肢。”

袁孝伟随后在四川绵阳一家医院接受了高位截肢手术。他天真地想，等装了假肢，就和原来的手臂一模一样了。但手术后好几天，截肢部位开始感染，没有一位医生顾得上和他商量假肢的事。

当时整个医院为救灾忙乱不堪，袁孝伟回忆：“大量灾民做截肢手术，每天运出去的断手断脚可以装满两个半人高的医用垃圾筒，连纱布都不够用。”伤员没法停留，做完保命的手术，就会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院。袁孝伟也在五天之后转院，住进重庆西南医院。由于残端感染，他在西南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清除腐肉。之后，他在医院床上躺了两个月。

对袁孝伟来说，保命的喜悦过去，漫长而严酷的现实才刚刚开始：还会有假肢吗？还会感染吗？未来怎么生活？还能读书吗？治疗要一直延续吗？身体会好起来吗？医疗费用谁来付？

根据四川政府统计，地震后，像袁孝伟这样急需康复治疗的伤残灾民超过7000人。而2008年的中国，康复体系薄弱得像一张纸。喧哗过去，大难不死的上万名伤员和他们的救护者很快陷入了新的困境：缺钱、缺专业人员、缺康复场所和器材。

▲ 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17岁的袁孝伟正在北川中学读书，被废墟掩埋48小时，获救了接受了右臂截肢手术。摄：林振东

拐点

在几乎每个伤员身上，于占东都看到了未及时做康复的遗憾：如果早一点，不会是这样。

袁孝伟第一次听到“康复”（rehabilitation）这个词，是从香港的一群骨科医生那里。

据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调查，震后的四川，有康复医学教育背景的医生不超过400人。大多数地区对康复的理解仅停留在“躺在家里休息”，或用推拿、针灸来减轻疼痛。一个更棘手的情况是，截肢病人的“康复”费用，并不在政府认定的医疗保险范畴内。2008年6月，政府宣布将于当年12月31日终止针地震伤员的免费医疗后，一场“送伤员回家”的浪潮开始了。

各地医院迫于经济压力，开始将大量刚刚接受完截肢手术的伤员，送回乡镇、村子里的临时板房区。

在香港，一直关注地震灾情的医生们非常著急。他们知道，大量伤员截肢，一定要尽快装上假肢，即使复原情况还不适合马上安装，也一定要让伤员下床运动，练习平衡能力和残端肌肉。“不然在床上休养两三个月，截肢端肌肉萎缩了，假肢更难装上。”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荣誉副教授罗尚尉告诉记者。在香港语境中，康复通常称为“复康”，是通过不同专业、协助患者在身体和心理方面最大限度的恢复到过往水平，并返回社区生活。

▲ 汶川大地震后，身体各处进行截肢、急需康复治疗的伤员超过了7000人。而2008年的中国，医疗康复体系薄弱而不成熟。摄：Imagine China

越早提供康复训练，伤员往昔功能的恢复机率就越高。罗尚尉和一群骨科医生、物理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自发组织起来，带著充气假肢等器械，赶往离香港较近的广州医院，协助伤员。又于当年8月，在香港注册了非牟利组织 Stand Tall，聘请了15个工作人员，直接进驻四川工作。

见到Stand Tall的香港骨科专科医生陈启明时，袁孝伟已经按照之前医生的嘱咐、“一动不动”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了，他的截肢端肌肉大面积萎缩。

陈启明告诉袁孝伟，要想安装可以灵活运动的电子手，必须大力进行康复训练，让萎缩的肌肉重新活起来。

袁孝伟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在残端贴感应片，对著显示肌肉信号的电脑，进行各种练习。“我爸都叫我放弃了，说没有希望了，”但袁孝伟不愿意。几个星期不停歇的锻炼后，他顺利装上了电子手。“戴上之后，我感觉自己又完整了。”这只产自德国的电子手根据他的体重、身高和左臂重量来订造，花费十万元，由Stand Tall全额资助。

在康复的路上，袁孝伟幸运地抓住了拐点。但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机遇。

「 她们怕死、又没人管，就想找一个地方把病医好，自己可以做饭或种田。 」

于占东去寻找散落民间的伤员时发现

2009年年初，由香港福幼基金会（下称“福幼”）资助的康复团队进入绵竹市人民医院工作，开始寻找早已散落民间的伤员。当时26岁的于占东辞掉了大庆油田总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工作，跟著福幼的团队到附近的乡镇排查伤员，依据伤情建立档案并安排就医时间。

“车开到乡下，好多伤员已经在那里等了，因为听说终于来了可以不花钱还能解决问题的人，”于占东告诉记者。他记得，村里的老婆婆用哀求的眼神久久徘徊在志愿者旁边，“她们怕死、又没人管，就想找一个地方把病医好，自己可以做饭或种田。”

在几乎每个伤员身上，于占东都看到了未及时做康复的遗憾：如果早一点，不会是这样；如果当初在救命的前提下，考虑到伤员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一些医疗处理或许不会这么草率。“这是他（伤员）生命的一个拐点，是不可逆的。”于占东说，一旦错过了黄金康复期，人的能力就越来越难恢复。

伤员们告诉于占东，国家免费医疗终止前，他们被外省的医院送回家；经济条件较好的医院会婉转地提醒要不要回家看看安置情况；其余的医院则会直接通知出院；很多伤员甚至是提前回来的。

“医院也有压力，”于占东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表示，政府当时承诺免费治疗，但应该补给医院的钱迟迟未入帐。

▲ 在绵竹市人民医院，一群康复治疗师正在会诊。摄：邹璧宇

碰撞

所有医院都说，你把钱放在这儿，你就不用管了。

时间就是生命。渴望投入救济的香港康复力量深知这一点，他们在第一时间携带资金和人力抵达四川，却因为两个系统的对接困难，眼睁睁看著黄金时间的流逝。

据《南方周末》报道，香港政府当时希望在四川援建一个康复中心，问了一两个月都不知道该找谁对接，最后，四川方面决定由卫生厅来协调这件事。

这一方面因为“康复”这个体系彼时在大陆薄弱而且发展不均衡。香港医生公认的“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和康复”三大体系，大陆却比较集中在治疗，更不用说康复系统下的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假肢矫形师等不同专业细分，以及与骨科在手术前就开始的配合。“当时（中国大陆的）康复科是亏本的科，赚钱的是骨科那些”，Stand Tall成员罗尚尉医生说，康复科在医院中长期不受重视，与骨科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合作关系，“关系是靠财政维系的。”

▲ 越早提供康复训练，伤员往昔功能的恢复机率就越高。川震之后，罗尚尉医生（右一）和一群骨科医生、物理治疗师赶到四川，评估伤员情况。图：受访者提供

另一方面，内地的医院各有算计与考量。福幼的大陆项目总监周建国记得，他当时拿著来自香港的500万善款，想到基层医院设置康复点，但谈崩了无数家。“所有医院都说，你把钱放在这儿，你就不用管了。”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至今忿忿不平：“政府不能做（康复治疗）、也没有想过去做，基金会来做了，给你医院买设备、出治疗费，你医院还只是想，这样做了能给我什么好处！”

周建国跑了半年，直到2009年初，才在绵竹市人民医院设立了驻点，医院向福幼提供了两千多平米的板房，能同时容纳200来个床位。但和庞大的康复需求相比，仍是杯水车薪。据福幼前期普查，作为伤员重灾区的绵竹有2400多人急需康复治疗。

当时，医院调任有20多年经验的骨科医生赵正恩去做康复科主任，他一度觉得自己被“贬黜”了。志愿者回忆，初期他们和其他科室合作都很难：“跟医生讲康复，（他们）都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推拿或针灸有效，你的东西没有效，他没办法支持你。”

与福幼自下而上的渗透方式不同，Stand Tall 采取了另一条路，用罗尚尉的话说，是要“打通天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