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泰特（John Tate）| 当代大数学家画传（连载25）

我作为独生子在明尼阿波里斯市长大。我父亲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我母亲了解经典名著，在我出生之前教高中英语。我父亲有一些杜德尼(H. E. Dudeney)的关于逻辑和数学谜题的书[1]，这很吸引我。虽然我儿时能解出的谜题很少，但我喜欢思考谜题。

我想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激。他从不对我揠苗助长， 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解释一些简单的基本思想， 例如物体下落 秒时的距离与 成正比，如何可以在平面中用坐标来描述点以及用方程来描述曲线。在很小的时候，我对于科学是什么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一般观念，这要归功于父亲的引导。

在高中时我读了贝尔(E. T. Bell)的《数学精英》[2]。书中每一章描述了一个大数学家的生活与工作。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例如二次互反律、算术级数的狄利克雷定理(Dirichlet theorem)。我反复地努力想象如何证明它们，当然总是徒劳的。我总是喜欢自己先思考，而不愿意去读别人写好的东西。当我还是孩童时，我就不喜欢在猜谜题时求助书后的答案，虽然那样做我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以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的强烈愿望曾经是一股力量，但如果还伴有阅读别人工作的 兴趣和能力就更好了。你需要平衡。

在读了贝尔书中关于阿基米德(Archimedes)、费马(Fermat)、牛顿(Newton)、高斯(Gauss)、伽罗瓦(Galois) 等人的故事以后， 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不是天才，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数学家。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但我觉得这一点对物理学来说不成立，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物理学家。于是，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以后 选择了物理。然而在第一年，我就很清楚，数学才是我的真爱和最有天分的学科，因此我转向了数学。

无论什么时候，普林斯顿都是研究生做数学的一个理想去处，而对我来说更是一个特别幸运的选择， 因为阿廷(Emil Artin)在那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因此当我知道正是他证明了我最感兴趣的定理——二次互反律—— 的最终推广，并且我最喜欢读的书——范德瓦尔登(Bartel van der Waerden)的《近世代数》[3]——正是基于 他与诺特(Emmy Noether)的讲课时，我非常震惊。阿廷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同时也很喜欢教课。他成为了我的指导者和博士论文导师[4]。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数论和代数几何。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虽然这些学科已经变得非常具有实用性 ——如公钥密码以及作为现代商业基础的电子流通加密方法背后的数学， 但在我的学生生涯甚至我的大部分生涯中，我从未梦想到会如此。我喜欢这些学科的原因，恰恰也是它们之所以被研究了数百年的原因所在：它们自身的内在趣味，已发现的优美的深刻联系，还有找到并证明 新的深刻联系的挑战。它就像一本富有魔力的相互关联的谜题集，一个谜题的解会 揭示出其它他谜题的解，而且书后没有答案。这本谜题集由古希腊人发现，而第一批谜题的解答是由欧几里得(Euclid)记录的。例如，如何看出素数序列 不会终止， 或者 不是有理数。不过我们现在远远地超过了欧几里得， 以至于我们已经几乎无法向数学家之外的任何人描述我们所找到的谜底以及正在试图求解的谜题， 哪怕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令人沮丧的是，只有对皈依者来说，数学才是一门艺术。相对于音乐和绘画而言，如果没有专业知识， 就很难在一个大众化的水平上理解或欣赏数学。

数学本身是一门让人尊而不亲的、冷冰冰的学科，它是完全客观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毫无关联。数学生涯中的热情来自于与同事和学生的相互交流， 对思想的分享，以及对遍布世界的数学团体的认同感。我非常感激我的数学朋友，感激他们的情谊，还有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