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75 王世杰 | 中国的妾制与法律

妾制的废除，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中，是一个阻力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单靠法律所能解决的；任何法律在没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以前，决不会发生充分效力；就令有了完善的政治组织，一种法律，如果远远地立在时代思潮之前，亦决不会发生充分效力。所以废妾运动的工作，最要紧的还是国民伦理观念的改造，这是谁都承认的。可是，法律方面，也有不能抹杀的地方。法律方面之不容抹杀，不仅因妾制本身，终究必须用法律禁止。我们如果希冀妾制消灭，还得于妾制废除以前，废除那些直接间接助长妾制的法律。

我们先看看历来的法律如何承认纳妾。

从法律上说，吾国妾制与一般所谓一夫多妻制自然有别；因为妻妾的身分在法律上显然不同：夫妻间之权利义务关系与夫妾间之权利义务关系，在历来律例上，相异之点殊多；譬如殴妻与殴妾，刑罚便有轻重，出妻与出妾，条件亦有宽严。妾在家庭中虽亦为家属之一员，其在法律上之行为能力，则极其微弱；即单就管理家财一层而言，妻在之日，为妾者便无管理家财之权。所以夫妻得称伉俪，夫妾则不得称伉俪。清律妻妾失序之条，亦注有“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贵贱有分，不可紊也”等语。

这是妾制。这种制度究竟起原于何时，似乎还没有人精细研究过。史称黄帝帝喾各有四妃，《尚书尧典》亦称帝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白虎通》便说，四妃之中，有一为正，其余都是副妃；尸佼亦说，二女之中，娥为妻而英为媵。这些话如果属实，妾制殆与吾国历史同古。可是四妃二女之说，究系事实还是传说，已属疑问；正妃副妃，妻云媵云，自然更是拟议之词。但《礼记曲礼》所记如果确为三代之制，则夏以后妾制之存在殆无疑义；因《曲礼》载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及“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诸语。秦汉以来，妾制从未废止，然亦皆依人民之身分而设为相当之限制者。例如明刑律对于亲王，世子，以及其他官吏之纳妾，限制虽然尚宽，对于庶民纳妾，则设有“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纳妾，违者笞四十”之规定。当时刑律尚能设置此种限制，也许当时纳妾风气不若今日之盛。清律则已将明律对于庶人纳妾所设之限制，完全削除，而纯采放任主义。纳妾之风，似亦从而日盛一日。富商显宦，甚至以多蓄姬妾夸耀亲友；广东商业省分，此习最盛。

民国成立，《暂行刑律》（元年四月颁行）本有“重婚罪”之设；凡“有配偶而重为婚姻者”，概在该律禁止之列。然娶妾是否构成该律之所谓“婚姻”，在文字上已不无讨论之余地；而依前清起草该律者之本意，该项律文实亦只在沿袭明清诸律之条文，禁止“有妻更娶妻”，初不在禁止纳妾。民国二年袁政府及其左右，不满于该律词句之含混，乃更颁布一种《暂行刑律补充条例》，特设明文承认妾之身分；因此妾制之适法与否，不复成为疑问。尔后，大理院对于《暂行刑律》“重婚罪”之解释，也就跟着说：“娶妾不得谓为婚姻；故有妻复纳妾者，不成重婚之罪。”因此，纳妾后可以娶妻，娶妻后亦可纳妾，“重婚罪”对于纳妾问题，不复有丝毫影响了。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略见过去的或现行的法律如何的承认纳妾。将来废妾，自然不是仅仅废掉这些承认纳妾的法律所能济事。以下所述，都可说是直接间接助长纳妾风气的律条。这些律条，比较的容易废除；而且不去掉这些律条，纳妾风气亦决不能消灭。所以我以为废妾以前，应先废除这些律条。

第一，就是关于宗祧继承之律。在宗法社会之中，尊家重宗之念，自然甚重；吾国社会最初承认妾制的时候，是否根于这种观念，我们诚尚不能十分断定，可是尊家重宗的观念，为吾国妾制流传甚久之主要原因，固尽人所承认。所以历来法律，有时甚至只承认无子者可以纳妾。关于此层，明律《名例篇问刑条例》，载有这样的一段律文：

由这一段律文，足见自世子以至庶人，俱须无子始能纳妾或增妾。律文之承认纳妾，完全在满足人们殖子嗣以延宗祀的欲望，足见这种欲望的力量极大。满足这种欲望的方法，除了容许纳妾以外，便是立继。在我们未能变更这种殖嗣延宗的心理以前，我们自应该注意立继的问题。可是吾国历来法律及现行律（即清律）对于立继，亦设有一种严酷的限制，即异姓不得乱宗。在这种律文之下，无子立嗣，不论生前立嗣或死后立嗣，所立之人，必须是同宗之卑亲属；异姓之人，在特种场合之下，虽亦可以收养，要不得立为嗣子，俾获继承家产。这种限制，是现代一般文明诸国所无的限制，这种限制，很可以助长纳妾的风气，因为许多不愿纳妾之人，因同宗无适当之人可以为嗣，往往亦不能不出于置妾之一途。全国各地，无子之夫妇，往往秘密收买婴儿，伪为己出，也就是图避异姓乱宗之律。假使此律消灭，则收养异姓义子之风习，必然更盛，纳妾之风，亦或可以稍息。所以前清《民律草案》，对于异姓乱宗之禁，亦已稍稍解除。然该草案仍规定异姓入嗣者以特定戚属为限；即姊妹之子（因其与兄弟之子相似），妻兄弟姊妹之子（因自妻言之，为以姪承姑，亦有血族关系），与婿，三种戚属是。三者之外，仍不许滥行立嗣。实际上以异姓之人为嗣，历来已属常见，凡一人而两姓者，类属异姓入嗣之征。晚近以来，家族之观念渐薄，异姓乱宗之禁，尽可完全解除，而无保留任何限制之必要。

第二就是关于婚姻豫约之律。谁也知道，纳妾风气之养成，一部分原因，便在为婚之男女，缺乏婚姻自由。所谓婚姻不自由，不只是说；为婚者不能纯依自己意思成立婚姻，而须取得父母或其他亲长之承诺。这自然也是中国历来法律及现行法，对于一切成年或未成年男女所设之一种限制。所谓婚姻不自由，还有更进一层的意味：中国的父母或其他亲长，依照历来的律文与习惯，不论在什么时期，都可不征婚姻当事人（即配婚男女）之同意代为订立婚姻豫约。历来法律及现行律，俱只禁“指腹割衫襟为亲”，至于男女出生而后，婚姻豫约，不论在什么时期，都可订立。并且都可由父母或其他亲长独立的代为订立。无数新青年，受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尽管厌恶重婚或纳妾，事实上仍然重婚或纳妾，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理院鉴于这种实际情状，近年成立了两个判例，以略解青年男女之束缚。一，父母为子女所订婚约，如果成立于子女成年以后，则非取得子女同意，不能强其履行。二，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所订婚约，子女成年后如不同意，亦不能强其履行。这两个判例总算容纳了婚姻应尊重婚姻当事人意思之原则。可是在这两个判例之下，不拘什么时候，父母仍然可以独自代子女订立婚约；不过子女于事后尚获以未曾表示同意为理由，使已成婚约归于无效而已。事实上这往往不是一件容易实行的事体。大理院只是解释法律的机关，他的能力也许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目前所需要的，在根本的推翻关于婚姻预约之现行律，而承认两个原则：即（一）一切婚姻预约，非得当事人同意，绝对不能成立；（二）任何婚姻预约，于男女未达适当年龄以前，绝对不能成立，采取这两个原则，纳妾重婚之事实，在新青年社会中，应可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