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讲理，杀我同胞，夺我地。小朋友，快快来，打到日本出口气。出气！出气！出了这口气！”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家中，老人挺起腰板，为我们唱起了这首童年的歌谣。他的右腿上，仍然留存着当年被日军用刺刀捅过的伤疤。
冬天的南京常有大雾。80年前的那个冬天，弥漫的浓雾被一层又一层黏稠得散不开的血腥味驱散了。
血腥最早起于下关。12月13日拂晓，追击至下关的日军毫不犹豫地架起机枪向江面扫射，无需瞄准，抱着门板、澡盆等各种漂浮物的中国军民盈满江面，成了活靶子。日军的舰艇在江中横冲直撞，撞翻、撞死的渡江者不计其数。岸边还来不及渡江的勤杂部队、老弱妇孺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水上陆上，皆是死路，哭声、喊声、呼救声，撕心裂肺。“江水被染红了。”在幸存者的回忆中，这句话不再是文学修辞。
“我的舅父潘兆祥是小老百姓，为人忠厚老实，一辈子没成家。那天他为了买点便宜的杂粮，去了下关，再也没回来。”葛道荣还记得母亲牵着他的手去下关寻人，一声又一声地喊着舅父的名字，江面和岸上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无人应答。
2017年11月1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在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刘煜杭 / 摄）
没有回家的还有葛道荣的表舅父王钧生。他被日军杀害在工作的煤炭港，尸骨无寻，只留下老母、病妻和两个幼女，日夜啼哭。“我的叔父葛之燮死在了家里。当时大家都逃了，他不肯走，说自己是治病救人的医生，都53岁了，又没当过兵，‘日本人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而且家里的三尊‘福禄寿’玉佛需要他看管。结果几天后，母亲拉着我回家看情况，只见房门大开，叔叔已被乱刀砍死在地上，头脸肿胀、浑身是血，一只鞋在脚上，另一只鞋掉在了旁边。玉佛也不见了。”已过耄耋之年的葛道荣，说着眼中沁出了泪，抖着手从口袋中摸出了手帕，“强盗到我家里，杀了我一个倒轻松，可他们杀了我们家三个人，这个算不算大屠杀，你说这是‘小屠杀’吗？”
在南京城破前一日，母亲带着葛道荣和更小的几个孩子逃进了由20多名外籍人士建立的安全区，被安置在了金陵大学南大院，幸免于难。蒋介石心心念念地“国际调停”未能让南京免于战火，但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的约翰·拉贝、魏特琳、罗伯特·威尔逊、詹姆斯·麦卡伦等国际友人，依靠安全区最多时曾护佑接近30万中国难民。今年89岁的艾义英，就是其中之一。
2017年11月17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在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刘煜杭 / 摄）
“我家住在南京的郊外，听说日本人要来，爸爸就带着我们一大家逃去靠山住的姑奶奶家。可到那儿没多久，鬼子就来了，把我爸爸、两个叔叔和堂哥都抓走。我那时候还喊：‘爸爸，你带我们出来，就不带我们回去了吗？’他回答：‘爸爸很快会回来的，照顾好弟弟。’后来我在姑奶奶家再见到爸爸时，他身上都是血和刺刀孔，身旁是我的两个叔叔和堂哥，身子都硬掉了。妈妈和几个婶子带着我们逃命，但在路上，12岁的堂姐又被鬼子拖走糟蹋了。”艾义英沉浸在回忆中，目光不是看向我们，而是垂落在身前不远处，不停地夹杂着几句“真的太苦了”“太惨了”。
“后来呢？”我们问。
“后来我们躲到了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我不记得厂里的先生叫什么名字了，但他真是个好人，对孩子都很和善，救了我们。”老人的语气难得舒缓起来。她口中的先生是丹麦人卡尔·京特。南京沦陷前夕，他从河北唐山赶到南京，保护江南水泥厂的德国财产，多次以“这里是德国和丹麦的合资企业”为由，阻止日军闯入难民营。
但更多的人并没有葛道荣与艾义英那么幸运。12月15日，日军在汉中门屠杀2000余人；同日，在鱼雷营江边屠杀9000余人；16日，在中山码头屠杀5000余人；17日，在煤炭港屠杀3000余人……千人以上规模的集体屠杀至少10起。虐杀平民的手法层出不穷：火烧、活埋、挖眼割鼻、活人做靶……强暴妇女、掠夺民财的行径更是罄竹难书。
从1937年12月13日城破，屠城整整持续了6周。人间地狱，不过如此。
这6周里，蒋介石深陷“和战之争”的泥潭。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南京失陷后，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到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这是中国抗战史的第一个艰危时刻。后两个是1938年武汉沦陷和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独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说。
南京城破的当天，蒋介石在江西九江星子发出通电《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较之此前6年时间里蒋氏对侵华日军的所有表态，这一纸宣言表达的抗战之意最为明确。蒋介石终于从“攘外必先安内”，一再迁就避让日军的态度中彻底走出来，担起了“战时领袖”的职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轰炸城内后，浓烟漫天。
此时在国民党内，从右派的汪精卫，到中间派的孔祥熙，甚至到力主抗战的居正、于右任等人，都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12月15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结果“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在这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南京被陷以后，和战问题突出，如无宣言决心，则几不可支矣。”
12月17日，蒋介石顶住各方压力，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决心”，即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难测，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悻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这份《告国民书》后来也辗转传到了南京沦陷区，极大地激励了苦难中的民众。陷身南京的中国守军营长郭岐在《陷都血泪录》中说：“基于蒋委员长的谆谆告诫：‘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之成功亦多增一分！’在沦陷后的南京城里，我们这么多陷于水深火热、血腥屠戮之中的好几十万军民，才能忍辱偷生，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的生命，只要留得一口气在，总有一天，我们会获得跟日本鬼子拼命的机会。”
但国民党内，求和之声并未因《告国民书》平息，于右任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而非英明”。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方委托的“调停”也在继续，国民党仍通过此渠道与日本接触。12月20日，日本政府提出了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得知这些条件后，蒋介石终于有了决断，“我国无从考虑，亦无从接受”。他担心，接受这样的条件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将出现大乱局面，“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彦名感慨：“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后，整个中国都决心在抗战这条路上走到底，不再抱有求和的幻想。这个‘走到底’不仅是对民众和舆论而言，对蒋介石也是一样。后来，他再谈与日本调停，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手段。”
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拒绝斡旋，坚持抗战之路。
1937年12月15日，战时留驻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的5名美英记者在下关乘船离开南京，就在不远处，日军仍在屠杀无辜的中国平民。这5名记者很快发出了报道，成为第一批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暴行的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所写的《日军杀人数千》，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发往美国的报道中，首次在标题中使用了“大屠杀”一词；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是南京沦陷时唯一留在南京的欧洲记者，他在报道中写道：“12月15日，我们看到日本人让上千名被捆绑着的中国人站在一块空地上，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走，被迫跪在地上，日军对着他们的后脑上开枪。我们观看了约有100起这样的处决。”
日军在南京的入城式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本士兵在南京进行令人发指的杀人竞赛。
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事实，随着这些新闻电讯稿传遍世界。大约也在此时，蒋介石得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在12月24日发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他控诉了日军的野蛮暴行。据杨天石介绍，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在1938年1月22日：“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痛苦极矣。”正是这一天，武汉《大公报》刊载了报道《字林西报揭载，京敌猖狂屠戮》，副题为《最近遇难者逾万人，幼女老妪多被污，英记者发电又被敌检扣》。1938年3月5日，《大公报》又刊登了报道《京中气象凄惨》，副题为《敌仍狂肆屠戮，每日百人以上》。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
蒋介石那时并不知道，仅从文字获知的南京大屠杀境况，远不至“痛极”。1938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向蒋介石报告，他们获得了日军自行拍摄的记录其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的照片。看到照片后，蒋介石受到极大的震撼，痛苦悲愤达于极点。5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次日，他又记：“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当年7月19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暝眩，极忧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
事实上，日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大屠杀是其犯下滔天大罪至极点。
日军在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就有计划地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机构破坏殆尽，并切断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信、人员联系。南京成了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一度脱离于全世界的视野以外。
与此同时，日军指示日本随军记者发表了一系列精心炮制的虚假报道。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刊登了反映日军占领下南京现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这些照片或是日军的军医与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或是日本兵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极力传递“南京获得新生”“一片祥和”“南京人民感激皇军恩德”的信息。这样的报道成了当时日本的主流舆论，并向国际上传播。
为了激发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蒋介石于1938年初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下达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要求“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随即，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与国民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作了大量工作，其中一张照片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1938年，美国著名的《瞭望》杂志刊登了一张记录日军南京暴行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几个日本士兵端着步枪刺刀，正用中国俘虏做活靶子，进行刺杀训练，四周还有许多日本士兵围观。这张血腥恐怖的照片震惊了西方世界。日本政府当即指责这张照片是中国士兵穿上日军军服伪造拍摄的。《瞭望》杂志在照片的说明词中驳斥道：“照片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由汉口的W. A. Farmer送到《瞭望》杂志。W. A. Farmer说，这张照片是日本人自己拍摄的。胶卷送到上海冲洗时，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片馆工作的中国人多洗了一套，然后偷偷带了出来。”这位W. A. Farmer正是从当时在武汉的国际宣传处得到了这张照片。
这年的1月底、2月初，英国记者田伯烈的英文著作What War Mean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出版。国际宣传处立即购买了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和英文原稿，组织力量日夜赶译。在1938年7月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前夕，中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式出版，总印数达十万册。蒋介石指示国际宣传处，“分发前线战士传欤，以资激励”。
左 图 ：英 国 记 者 田 伯 烈193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What War Mean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中图：田伯烈著作的中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右图：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画册《日寇暴行实录》。
除了翻译外国记者的著作，军委会政治部还编辑出版了一本《日寇暴行实录》画册，向国内外广为发行。这是抗战初期出版的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一本揭露日军暴行的黑白版画报。书中收录的100多幅照片中，有10多幅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照片，一幅照片的文字说明写道：“寇军占领南京后烧杀奸掳，无所不为，把那动人怀想、发人诗思的历史上名城，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
这些文字和影像材料也博得了美、苏、英等国民众的同情。“虽然很少被报道，但当时美国就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表示了同情。时任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曾在日记中透露：‘总统不断收到日本人在中国（南京）暴行的报告。他说这些暴行在细节方面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他无法在内阁会议上朗读。’罗斯福‘隔离’战略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日本的侵华战争，特别是日军的南京暴行。”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说。
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近郊波茨坦举行会议，其间发表了对日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中明确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蒋介石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公告发表前专门征求了他的意见。蒋介石表示同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赢得胜利时，对战犯的处理也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程。在东京审判起诉书与“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罪状四十五”中，有12人被起诉，最后被判处死刑的仅4名：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时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时任外相广田弘毅，时任日军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判处了时任华中方面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南京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屠杀300余名中国战俘与平民的大尉田中军吉4人死刑。但更多的战犯逃脱了罪责。发布“杀掉全部俘获人员”命令的南京大屠杀主谋朝香宫鸠彦王，因其皇族身份，逃脱了审判。他属下的吉住良辅、鹰森孝等人也未受到任何惩罚。
在沦陷8年后，南京终于等到受降之日——1945年9月9日，南京举行正式受降仪式，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过了日本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递交的投降书。蒋介石怀着巨大的欣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他精心安排了还都南京的第一个亮相：1946年5月5日上午8时45分，身穿特级上将新陆军制服，胸前佩戴5枚勋章，在中山陵拾级而上。这一幕，是对1937年逃离南京前夕，他最后一次拜谒中山陵的遥远呼应。中间，隔了30万惨死日寇手下的无辜死难者的亡灵和8年浴血奋战的时光。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站在中山陵俯瞰南京城，试图穿过那些沉重的烽烟与血火，看见历史深处的答案。
可以肯定地说，对抗战格局而言，南京保卫战政治上的意义远大于军事上的意义。蒋介石选择了军事上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表现出一国元首应有的慨然决心和政治判断。但是，撤退如此混乱，放大了军民的牺牲，这与蒋介石的指挥失当、优柔寡断有不可分的关系。“战时领袖”的犹疑，折射着国家的孱弱。有句话耳熟能详，“弱国无外交”，弱国更不可能有军事实力。即使南京是当时经济最为良好的地区，但根据幸存者的讲述，也是生活困苦、政治分裂、军阀内斗，拿什么去打赢南京保卫战？可以说，80年前的悲剧无可避免。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这是2014年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的讲话，字字千钧。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站在中山陵上，会深切体会到一句话的真意——唯有更强盛的未来，可以告慰历史的亡灵。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郑心仪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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