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

1.行动致良知延续儒家实践传统

梁漱溟的95岁人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问、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在梁漱溟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他告别大学而去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即是对儒家义理的践行。

马勇是最早研究梁漱溟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他去见梁漱溟，其时，梁漱溟已经反应迟钝，“问什么事情，都回忆不起来”。

在马勇看来，梁漱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人物。梁漱溟的95岁人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广博精深的学问、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被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1979年，美国学者艾恺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把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该书获得过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所谓‘最后的儒家’，是艾恺胡说八道，他不知道在梁漱溟之后，中国又出现了多少儒家。”马勇对记者说：“艾恺当年只是找到了一个写作、访谈话题，他就说梁漱溟是中国最后的儒家，我从来都不这么讲。”

对于梁漱溟身上“最后的儒家”这一标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学者许纪霖认为，这只是一个象征性说法，并不是单纯指称梁漱溟个人，而是以梁为代表的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即最后一代儒家。在许纪霖看来，传统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儒家知识分子。“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没有了科举功名，儒家知识分子在身份上画上了句号，但是精神直到1949年才整体消失，梁漱溟作为民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最后一个儒家。”

民国时，出现了一批新儒家，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钱穆、冯友兰等学者，“他们执着于发展儒家的义理”，在大变革时代，新儒家的发展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回响。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不同，在梁漱溟身上，“儒家的实践传统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显”。

1924年春，梁漱溟到山东曹州高中演讲，提出“农业立国”主张。同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学职务，开始寻找“中国问题”的答案，探寻中国出路，付诸实践。1927年，梁漱溟应当时“广东省的铁腕人物”李济深之邀，远赴广东，希望在那里实践乡治计划。按照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

“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许纪霖说。

2.承担时代的使命

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认为当务之急，为“改造农村，开发民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和各地乡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他后来创建的乡建提供经验、教训，坚定了他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

1927年，梁漱溟前往广东开展乡治教育，决定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培养一批从事乡治的人才，希望以教育的方式完成乡村建设。次年4月，他还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递交了《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但迟迟没有得到答复，开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落空。1929年春，梁漱溟离开广州，“带了一帮人从南到北”，开始了一场以乡建运动为主题的考察之旅。

当时，乡村建设运动蔚然成风，全国乡建机构和团体达600个之多，数个地方的乡建活动规模较大、影响空前，有识之士热情奔走，积极行动，以求救活农村，复兴农村。最初，国民政府只是袖手旁观，乡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后来也以官方姿态直接或间接参与类似活动。马勇表示，这要注意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政治背景，他们希望有不同的尝试，寻找出路，因此对各个省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规范。这自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绝佳机会。

“这是时代使然。”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乡村建设人士欧宁认为，西方思潮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急需着手改造中国，改造农村，急需开发民智。

在这场主题旅行中，梁漱溟参观了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创办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区、阎锡山在山西开展的村制改革实验等。他甚至向陶行知“借”了三个学生来帮忙做事。

欧宁认为：“这样的考察，包括后来的乡建实践，为梁漱溟的论述提供了现实支撑，不是阅读典籍而来，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获得。”这其中，不只是乡建理论论述，乡建运动本身这件事情，梁漱溟的这次旅行，日后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各地乡建运动领导人建立联系，为后来的乡建提供经验、教训，坚定了他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

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的践行者，欧宁非常重视梁漱溟的乡建理论。他觉得，乡建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非梁漱溟莫属，“他有各种深入的论述，有理论与行动的结合”。“我觉得任何社会运动，都要有论述，要把行动、思想通过论述来和人们分享。这一方面，梁漱溟做得最棒，我也学习过。”说这番话的时候，欧宁正在自己开展乡建项目的地方安徽黟县碧山村。

2011年8月，欧宁和他的小伙伴们发起举办首届“碧山丰年祭”活动，“丰年祭”本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一种祭祀仪式，他们借用这一仪式名称，冀图恢复和重建这种由来已久的乡村公共生活，赋予它新的社会文化内涵。不过，“碧山丰年祭”举办了一届即告夭折，去年活动开始前被迫取消。

“现在，我们的乡建活动变得日常化，不再有大型活动，没有什么外来人参与，只是和村民开展内部学习、交流对话。”欧宁说。

3.启蒙与启明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他所践行的乡村建设，带有启蒙色彩，将知识分子的理念带给农民，也带有启明的色彩，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民生活中。

考察乡建运动回京，梁漱溟通过教育家王鸿一的介绍，认识了河南人梁耀祖、彭禹廷等人，当时他们得到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正在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于是，又应邀到河南开展村治实验。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漱溟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支持者韩复榘调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河南村治学院难以为继，于当年10月解散。在征得韩复榘同意后，河南村治学院的部分同仁迁往山东，1931年3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梁漱溟开展乡建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邹平的乡村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乡建运动的“领头羊”，“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

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三个机构，分别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制定有关计划、方案和政策；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乡建人才；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交通方便、自然条件理想的邹平县为实验区。邹平确定为实验县后，该县的全部事务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梁漱溟等人提名，山东省政府按照提名任命。

除了组织管理权，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还有治安权。在挂有梁漱溟手书“行其所知”书法条幅的住处，梁漱溟长子、今年88岁的梁培宽幼时曾住在邹平，他对记者回忆道：“那时候，研究院从地方上挑选年轻人，加以训练，组成民兵队，这样，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保卫力量，土匪就只好去隔壁县了。”

在治安、管理之外，研究院积极发展合作社，利用合作形式来引进科学技术，增加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创办乡学、村学，把教育社会化，也借此培养村民的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培养村民自治组织的能力，从被动变为主动，来创造文化，改造农村。甚至还成立一些道德协会，以相互监督、清除落后习俗，有的村还编写了《早起歌》，唱到：“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这些行动都让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许章润颇为感触。上世纪80年代，许章润曾面见梁漱溟，并提问。他对记者说：“现在讲乡村建设，是要解决农村凋敝的境况，比如怎么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把乡村建设当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像梁先生那样，要传达价值理念。”

4.被终止的改良

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让农民能在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但这种温和的改良，需要时间，可惜未得时代之允许，被迫中止。因此，梁漱溟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种国家建设的路径，并留下了可待延续的传统。

在邹平，梁漱溟致力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他曾论述道：“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要做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做，社会团体可以做，必皆亦本地人自作为归。”

欧宁认为，从乡村文化的内部着手，是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时和晏阳初的差别所在。也就是说，晏阳初在定县举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从教农民识字入手，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这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邹平乡建运动历时七年，其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经验推而广之，至1937年，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已经超过70个。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乡建运动被迫结束。对于这七年，梁漱溟后来认为：“……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同时，他也坦承：“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许章润看来，乡村建设要解决中国问题，正反映出梁漱溟儒者的特点，“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儒者是要实践儒家学说，要身体力行，有一种宗教般的救世情怀，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天天在说我是一个儒者，说完可能就唱卡拉OK去了。”

实际上，梁漱溟确实有一种救世情怀，在一篇题为《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短文里，他表示：“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采访时，许章润对记者说：“梁先生从来都是家国天下这个大框架里来思考具体问题，你们写文章，要把这句话一定要写进去。没有这个眼界、眼光，瞎嚷嚷有什么用？但这正是一般人忽略的问题。”许章润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就是国家建设。马勇也认为，这种本土的乡村实践，是梁漱溟在转型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他给出了一个路径。

对于这一场乡建运动，学界持论不一，有人认为它以失败告终，有人觉得只是“未完成”。梁培宽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赞同：“如果一项运动要开展20年，但只进行了7年，成功或者失败谁能说得清楚，如何来评估？”

5.入世的痴狂中国文化的托命者

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也是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乡村建设运动之外，梁漱溟同样挥洒着他的儒家入世情怀。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许纪霖认为，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谓托天命，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梁漱溟的儒者之狂，可以从他遭遇的危险经历中找到解释。1942年2月，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并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这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这些话，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很多人的讥讽。

这封寄给两个儿子的长信，写于1942年初。次年7月，梁漱溟又在信后附有一则简短的“后记”，最后一句话写着：“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说到这一则轶事时，许纪霖会心大笑：“很多人觉得他狂，实际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承担了中国文化天命的人。”许纪霖认为，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受到阳明学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关怀，不是政治，是文化”。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梁漱溟也向访问者艾恺表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点是，他“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这些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统，王阳明认为我心即世界，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传习阳明心学的人大多比较狂，但这个‘狂’，不是虚妄，而是有实际内容，比如梁漱溟自认为承担了文化使命，并且这样做了。”许纪霖解释道。

梁漱溟这种儒者之狂，如今来看，饱含着一种时代的忧伤。“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许纪霖说。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

本期小编：清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