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不见他，他才会走进QQ自杀群

这篇报道有倾向性地暗示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有自杀倾向的人能够在群里寻找到自杀的勇气。”甚至用标题重点指出：“没有这些qq群，他肯定不会死！”专家指出：“尽快关闭自杀qq群！”——坏情绪的确会有交叉感染的可能，但总觉得这是头疼医脚，想自杀的人怎么样都能找方法。

文章中反而有一句可能会被忽视的话：“阿水坦言，曾经他也试图多结交一些乐观阳光的朋友，但是都不能愉快地相处，自己内心的痛苦他们理解不了，只有在这些群里，大家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前些天去一家公园附近、非商业中心的星巴克，发现情景非常日剧——就是失业狂潮之下，孤独的失意男女们到咖啡馆消磨时间。比如，有一个30多岁的男人已经坐在沙发上昏睡了几个小时了，他长得也像日剧里有一点狠劲但不够幸运，刚刚在公司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的男配角。在日剧里，这样的人每天都会假装去上班，晚上戴上一个积极乐观的面具回家，他觉得家人并不想看见那个真实的他，他们需要的只是他扮演的某个角色。

最近，美国一所小学发生了枪击案件，后来有人制作了一则视频讲述这个悲伤的故事——枪击案罪犯是一个被同学欺负的、社恐的、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在准备犯罪活动、但人们都选择不去看的年轻人。这则视频做得非常好，因为它让我们完全代入片中“正常人”的角色，向我们揭示了所谓“正常”的荒谬。

简单粗暴一点来说：人需要的是爱是——被看见。因为“理解”太难了，我们又对理解给予了太高的期待。李安的电影不就是一直在跟我们讲“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是多么困难”的故事吗？

也许，抑郁其实是关于罪恶感的问题——如果读过几封自杀前的遗书，尤其是年轻人的遗书，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都会说世界上没有了他/她，别人会过得更好，自己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和痛苦，他们有过分强烈的责任感要为别人的快乐负责。

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讨论抑郁症，它太复杂，上升到抑郁症，就得去找那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了。我是想推荐今年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本书：《社交理毛》。它从猴子之间互相梳理毛发的行为推断出语言是由闲聊产生。虽然是一本关于语言产生缘起的学术书，但我觉得它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格外有意义。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完全陷入人机交往的状态不可自拔——想想你一天中有多少时间是在跟人交往，你基本上都是以“人—机—人”的模式生存。我们可以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可是长期与机器交往，无法替代人从始祖时代就产生的“梳毛与被梳毛”需求，那是一种类似生理反应的东西，需要真实生物进行面对面的交往。

社交媒体的崛起完全不能满足人的社交需求，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伤害了人类的社交能力，逐渐让人产生了更强烈的疏离感，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同时又越来越憎恨手机——就像一段必须捆绑在一起的糟糕婚姻。

在邓巴的书中，他对这个问题也有思考，尽管邓巴面对的世界跟我们现在已大为不同，但他所观察到的那种疏离感正在逐渐加强，这也解释了这个时代痛苦的重大来源。

被一只猴子梳理毛发就是体验本能的情感：在关系刚刚建立，还未经任何检验时，会心怀不安与恐惧；接着，对方热情熟练地划过裸露的皮肤，你渐渐放下了戒备。发现之手从一处雀斑滑向新发现的黑痣，轻轻掐捏。短暂的刺痛感不知不觉让位于接令人舒适的愉悦之中，疼痛慢慢溜出注意的焦点。你开始全身心得享受这一美妙的过程，起伏不定的神经信号快速从边缘传向大脑，在意识深处有节奏的轻轻作响。

这是身体感官与社交活动的双重体验。一个温柔的抚慰化作世间的千言万语。有时候传达了安慰、道歉、梳毛的请求或者玩耍的邀约。有时候是向对方传递特权声明，下逐客令。又或者意味着缓和气氛，表明友好态度。能够知晓一个简单的动作传达的究竟是何种意思是社会生物的基础，这就需要敏锐洞察对方的心思。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疯狂世界中，彼此心意想通的那一刹那，所有社会生活都凝聚在一个手势之中。

……

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农民社区中，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当然他们不得不这样，因为房屋挨得很近，墙体像纸一样薄。但他们就想要这样：那是一种真正的社区，社区成员团结合作，共同面对日常生存的问题。他们之间有血缘关系，至少是父母一方的亲属，通常是双方的亲属。

现代工业大都市常缺乏这种社区归属感，因为全是平地盖新房：楼房建起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涌向城市。没有社会关联、没有共同的历史来维系。人们的友谊和亲属关系网远远延伸至房屋建筑范围之外，人口流动性增加，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工作，问题日益恶化。

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是社会网络变得支离破碎。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农民社会还是狩猎-采集者社会，社区是密切联系的整体。人们共有相同的熟人网络，彼此互相认识。两个人的亲密朋友和亲属圈（最常互动的一批人）未必一样，但150人的社交网络中亲属和熟人几乎完全重合。在后工业社会中，这种情况几乎绝不会出现。你和我在工作中有着共同的熟人圈子集，但我们的配偶未必如此。你夫妻二人都在同一个教会有着共同的熟人圈子集，但我没有。我们缺乏一个大的共同网络，但有着部分重合的子网络。每个人的私人网络依旧有150个人，但只有15-20个重合。

人们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变弱。我和你两个人合作，我只得到眼前的利益，时机成熟时你再给我回报。在传统社区中，恩惠以波浪叠加的形式在社区中流传，我帮了你姑姑的忙，她帮了表亲的忙，表亲帮了朋友的忙——那人最终回报我。我对你的一次慷慨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回报，而是一场小社区中的社交循环赛。尽管小社区生活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社会责任和回报的好处被一再放大。

我不是说大城镇不好或人们不应该到城里找工作。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迁徙。从埃及中部王国建立和玛雅帝国的鼎盛时期开始，大城镇向来是一块经济与社会的大磁石。整个18世纪，伦敦和其它欧洲首都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求职者。这些城市靠移民的工业支持变得更大更强。但城市不一定带来名誉和财富。大部分城市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但依然发展繁荣：是因为移民人数持续高于死亡人数。

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低薪酬成了城市贫民区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但人口统计学家忽略了另一个因素，缺乏亲属关系和其它支持设施，移民社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缺乏亲属关系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这一点让人惊讶。在1926年史密斯上校（Captain Smith）率领的维吉尼亚殖民地开拓者和1846年跨越美国西部的著名唐纳党马车队中，这种情况特别严重。

这两个案例中，没有同行亲属的人死亡率最高。哪怕是原本身体健壮的年轻男性，许多独身加入唐纳党马车队的人都无法熬过旅途中遇到的劫掠。他们死得更早，死亡人数明显更多。一项关于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东北部贫民区居民的研究也有相同发现：亲属关系网最小的人遭受的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抑郁的可能性也更高。密切的社交网络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最近一项关于多米尼加农村人口的研究也有类似结果。

正因为缺乏自然关系网络的支持，过去半个世纪中，大量宗教和伪宗教派别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着年轻人。从杀人狂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美国大卫教教主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到牧师克里斯·布雷恩（ Chris Brain），从邪教统一教（Moonies）到印度教克利须那派（Hare Krishnas），这仿佛是一种归属感、一种社区和一个家庭，对吸引年轻人来说无比重要。确实，部分更极端的群体因此特意盯上孤独的年轻人。

上面举的例子中，他们用花言巧语描绘一种更温馨更安全的公共生活。用语言调动情感，利用话语鼓动深层的情感，产生鸦片般的兴奋。历史上不乏例子：宗教原教旨主义横扫各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猎捕女巫、大屠杀、十字军东征都是很好的例证。这都是我们甘愿放弃自我意志向集体意志投降的结果，被动情的言辞鼓动。维系社区的心理机制已然消失，因为围绕共同利益的社区已不复存在。我们有可能被陌生人利用。小社区有着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义务和血缘纽带，不会让饱受争议的个人观点损害大家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七零八落的社区中，这种保障消失了。但信赖自己人的机制还存在。投机者获益匪浅。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二十年相亲栏目和婚介所生意红火，意味着人们缺乏结交对象的社会网络。村庄里的媒人和村庄一同消失了。越来越多人到新的城镇找工作，陷入社会的真空之中，我们当中越来越多人缺乏接触伴侣和伙伴的渠道。哪里能认识人又免受豺狼之扰？个人广告栏目和婚介所日渐成为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接下来还有继续让我惊讶的发现。现代都市社区中成年人的友谊并不是从各自的社交中发展而来，而是从小孩上学或俱乐部发展起来。不夸张地说，改善幼儿园伙食为的不是小孩而是家长。

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反映出心理上的需求如何驱使我们投靠某些社会媒介。不论如何，缺乏社交和社区归属感也许是新世纪最迫切的问题。

常言道，很多生意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谈拢的，而不是在办公桌上。这背后有着很好的理由。生意往来是个体之间的个人交往。双方需要彼此估量，评估对方的诚意，说话是否算数。这些信息不是打个电话或坐下来开个短会就能获得。高尔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提供机会建立关系。

纽约和阿姆斯特丹的钻石经销商正是这种生意圈运作的原型。圈子里的人一诺千金，因为彼此认识知根知底，知道是否诚实可靠。珠宝经销商的圈子很小，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都是熟悉的面孔和熟人介绍的朋友。无需合同或文件。全靠信赖。但仅仅因为圈子小才能如此。入会的人太多就会瓦解。

对比国际金融市场松散的超级网络来看。大量互不相识的人通过现代技术联系起来。多少金融和保险市场的混乱是因为规模大造成的？流氓交易员能够全身而退是因为他们操作的是一个义务和信赖缺失的庞大的匿名市场，而他们的同事中至少还有人相信他们会像在小圈子中一样以个人信誉来交易。现代分散的电子市场中，交易员不可能认识每一个接触的人。既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终究脆弱，人们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让人忐忑的新趋势。

信息高速公路的拥护者总是希望无穷无尽的世界网络会给思想的大众传播带来美好的机会：信息技术的全球网络。信息传播确实会变得更广泛：我能拿到素未谋面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见面）共享到互联网的内容。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会形成万众一心齐头并进的世界网络。

一方面，冰冷的电子高速公路让人们不再像面对面交流那样谨言慎行。生气时言辞更激烈，挑逗更随意。正像我们越来越熟悉的“公路泄愤”那样。困在金属车架里头，车里的人比人行道上的路人更容易气上心头；切断了面对面接触，无法快速细读微妙的细节线索，失去了社会交往中维系合作和团结所需的自控。匿名的计算机互动显然让人们隔得更远，约束更少。“网络泄愤”成了必然结果。知道对方不能报复，唇枪舌剑越演越烈，而在车里就不敢这样，更不要说面对面的时候。

电子邮件也不见得会显著扩大人际社交网络。它会比蜗牛邮递（计算机爱好者对传统信函邮递的称呼）快，但对人脑处理他人信息的能力（不仅仅是单纯的计算机运算）影响不大。最终，信息高速公路唯一的真正优点是思想传播的速度。在离不开人际互动的事情上（比如达成交易），还是老一套认知思维模式靠得住。对未知的疑虑和对不值得信赖的陌生人心存顾忌会影响我们的决定。这样一来，庞大而杂乱的人口群体中，协商讨论变成死板的按章办事而不是直觉判断。遇到真正重大的事情，人们会取道古老而值得信赖的老办法亲身接触本人。老朋友的交际网络从未显得如此重要。

社会学家一向认为少于220人的企业能通过信息自由流通实现运营管理。但一旦超过这个规模，便需要某种纵向架构或生产线管理系统来防止沟通失败造成大混乱。实行这种架构管理有它的代价：信息只能沿着特定渠道流通，因为只有部分个体彼此保持常规联系；而且，缺少人性化的联系就缺乏个人归属感，这是人多口杂的大机构运作的关键。只有清楚看到回报才愿意出手相助，投桃报李，而无所谓同舟共济。大机构尾大不掉不够灵活。

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是将大机构重组成紧密团结的小团队。小团队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才能组成更大的机构。然而，小团队，比如150人，并非解决机构问题的灵丹妙药。还需其它：相关人员之间需建立直接人际关系。人们自在地相处信息才能自由流通。架构关系过于僵硬，必然会妨碍机构系统运作。

几年前一位电视制作人提醒了我这一点的重要性。她所在的制作部门负责某电视台全部的教育类节目。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她们部门的人数刚好是150人。整个机构的工作流程一直进展顺利直到她们搬到了新定制的办公室。随后无缘无故的一切开始散架。工作难度增大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费了很长时间她们才清楚问题所在。结果是设计师在设计办公楼时，认为大家午间吃三文治的咖啡间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并将它撤了。他们的思路是大家在办公桌上吃三文治工作会更卖力不会浪费时间。无意中他们瓦解了支撑整个机构的亲密社交网络。显然，当大家随意聚在咖啡间吃三文治，人们互相交换零星的有用信息。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午餐时和其它团队的朋友聊聊。那位朋友正好知道谁能帮上忙。或者旁边的人听到后帮忙出个主意，或者一两天后走着走着遇到能帮忙的人；打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随意搭一句话就能启发一个新项目。

这种咖啡机旁的偶遇，复印机旁的闲谈，正是机构成功与否的差别之处。通过鼓励随意的接触，古老的系统编织出一张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彷如一部平行运作的超级计算机：几个头脑同时独立运作解决同一个问题。

语言渗透到人类文化当中，如同科技与艺术一般支撑人类社会。语言植根于久远的过去，远古的历史正是人类精神包袱的一部分。我们可借助语言成就最卓越的事情。然而，人类大脑有局限性，预设的认知能力只能处理小规模社会，而人类进化历史中近些年的社会群体已超出原有规模。

我们无需感到绝望。只需面对问题，调整我们的社会行为而不是背道而驰。也并非意味着人类行为不会变化。这是对进化论观点的一种普遍而肤浅的解读。正如所有的灵长类和许多哺乳类动物一样，人类行为的特征是灵活性高，并能在大脑机制的局限下作出调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认识这些局限所在并绕道而行，必要时重新创建最佳的社会环境。做到这一点，现代世界将变得亲近友好而富有建设性。

节选自《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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