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从两百年看四十年：中国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一文，原载“萧功秦论评”
这里可以讲一件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少知道，但却极为重要，极具思想启示的史实。
1860年秋，英法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附近，并在通州与大清钦差大臣进行谈判，双方本来已经谈妥，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的大军将驻留于通州附近，不再进入北京城，只由联军代表进入北京，并在京城内与清廷正式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款后，离京经天津回国。
然而，在通州谈判中，英法联军谈判代表巴夏礼提出，要求按国际礼法，由联军总司令额尔金觐见咸丰皇帝，并当面交换国书，此外，还提出由英法联军中的1000名身穿猩红色礼服的仪仗队（其中还包括背着硕大铜喇叭与军鼓的乐队），随同英法联军代表入城，参加签约仪式。
英法联军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是想以这一举动，以 “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国际秩序，来挑战中国的“天下秩序”。他们要向中国京城百姓展示，堂堂欧洲大邦，决非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以此来宣扬胜利者的国威。
根据英法联军当事人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法国人与英国人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还是有分歧的，法国人认为，派100名或150名仪仗队入城足矣。但英国人坚持要派1000人。在英国人看来，非如此，不足以让中国皇帝与皇城的老百姓留下令人震憾的深刻印象。最后还是由英国方面说了算，因为联军总指挥是英国的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钦差大臣怡亲王立即把洋人的要求转呈皇帝。
洋夷居然不行三九大礼，而只行洋夷之间通行的觐见礼！这被咸丰皇帝视为是奇耻大辱，而洋兵千人入京的要求，则立即被咸丰皇帝理解为这是洋人要重演当年项羽杀刘邦的“鸿门宴”故伎，他斥责谈判大臣，怒称“尔等怎么连洋人这种三十六计的鬼计都还看不明白？”
这位29岁的盛年皇帝，在暴怒之下，于1860年9月14日，向怡亲王下旨逮捕英法方面的全部谈判人员，9月18日，英法谈判代表与卫士共39人成为清廷的人质。
为了要回人质，暴怒的额尔金扬言威胁：三天内，如果负责交涉的恭亲王不交出全部人质，立即攻城，并将把整个攻下的北京城用一把火烧掉。三天到时，千钧一发之际，恭亲王派人把巴夏礼在狱中写的信送到了额尔金手中，巴夏礼在信中说，恭亲王是明白人，要额尔金冷静。这才使额尔金没有立即攻城并放火烧北京。
此后，咸丰终于同意放回人质，然而，此后不多久，恭亲王从热河行宫的太监得知，皇帝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决定下圣旨要杀掉所有的人质。恭亲王决定提前放人。在正式圣旨到达前的一小时，恭亲王把狱中所有还活着的人质，与盛放已死人质遗体的棺柩，全部移交给英法联军，这才避免了北京全城被焚的浩劫。
39个人质的命运如下：其中有2人被捕后当场被清军将领胜保斩首示众，18人在以后一个月里死于狱中。清廷被迫交还了另外19个人质，都在大狱中受到残酷虐待，有的伤口上还生满了蛆，有的还发了终生精神病。（关于这一人质事件的史料的出处，可参阅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70-273页、以及《圆明园丛书》内的巴夏礼、额尔金与英法联军当事人等多种回忆录。）
为了实行报复，英法联军决定在咸丰居住的皇宫与圆明园两者中，烧掉其中一个。用《额尔金日记》中的话来说，他的这个决定是“对中国皇帝个人进行的惩罚”。“让皇帝因失去心爱的住所而感到痛苦。”
额尔金之所以没有选择烧皇宫，他认为当时皇宫里还住着恭亲王，烧了皇宫，就找不到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代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故宫才得以幸免于难。
英军最后选择了火烧圆明园。远在北京城，人们都可以看到从圆明园发出的如黑色斗蓬般的巨大浓烟。（顺便一提的是，法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从此以后，“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成为中国人百年悲情的历史符号。
这确实是一场残暴的悲剧性的文明冲突，以强凌弱的英法联军侵入中国，并在中国火烧圆明园，这些侵略的暴行，是我们世代永远不会忘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文明冲突事件的恶性互动中看到，沉醉于天下自我中心这个梦幻中的大清皇帝，对外部世界，对于国际观念，对于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完全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下旨斩杀人质，也是因为，在大清皇帝的天下观念中，犯上作乱的夷狄，是可以当作不开化的土匪，予以任意处置的。正如此前把“化外”“夷狄”，押到午门前来斩首一样。
咸丰皇帝想像中的“鸿门宴”的文化误判，与斩杀英法人质事件，是刺激1860年事态不断恶化的内部原因之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决策者固化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其决策的典型例子。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火烧圆明园”事件，却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具体原委。事实上，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提供真实的教训。
这里附带补充一下，英法联军方面提出这个千人入京的要求，也是在根本不了解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处于长期封闭环境中的中国皇帝的心理承受力。
英法各国在此事件以后十几年，直到1872年同治皇帝大婚以前，都再也没有重提要求以“国际礼”觐见中国皇帝的要求。
事实上，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仍然迟迟不肯回北京，他对北京恭亲王提出的解释是，他担心联军又会从天津杀个“回马枪”，再杀回北京，并要求按欧洲礼觐见他（在他看来，这就是对他的羞辱）。
由于他迟迟不回，几个月以后死于热河，才让慈禧有机会在热河发动政变，成了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女主。统治者的念念不忘的三九大礼，居然改变了整个中国后来的命运。
据海关总署4月9日公告，自10日12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84％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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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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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历史课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是按政治课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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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是目前有关长征记叙的最有价值、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
长征原始记录，共收录了109篇文章，比06版和42版都更完整，再现了历史原貌。书中很多内容是斯诺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的资料来源，最全版本，和港版无异，无删改。
编者刘统说：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颂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
本书是毛主席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作者全部为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真实性是本书最宝贵的特征。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是目前有关长征记叙的最有价值、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本书编写于1936年8~10月，在时间上距离长征结束最近，当事人的回忆相对可靠；
二、毛主席在为本书征稿的动员电报中称，“文字只求清通达义，不求钻研深奥”，加之成书时间又较短（组稿两个月，编选成书共三四个月），故本书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和修饰的成分；
三、本书编写工作由当时党内的大历史学家徐梦秋总负责，另有丁玲和成仿吾协助配合。这些编辑都是重量级人物。
四、本书原本较为稀有，编成后没有公开发行，1942重印后的版本仅在党内传播，目前已知存世的仅有国内的北京、台北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三处。
五、本书是斯诺创作《西行漫记》的原始素材之一，斯诺回到美国后，将自己收藏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捐献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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