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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让自己的丈夫“去死”，潘金莲是因为水性杨花，琼瑶却是因为爱得太深。
——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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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琼瑶小说中的生死绝恋，曾经惹得多少痴男怨女痛哭无奈。世事难料，就连作为作者的琼瑶，现在也陷入了这样的苦情煎熬之中。
琼瑶已经快80了，而她的丈夫——平鑫涛先生也已经90了。很不幸的是，平先生因为失智、中风住院，需要插上鼻胃管维系生命，接受进一步治疗。
但琼瑶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平先生在清醒的时候，就已经立下遗嘱：
“当我病危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维持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平先生要的，是有尊严的活着、有尊严的离去。作为四十年的灵魂伴侣，琼瑶尊重丈夫的意见。
虽然可以想见，做出决定的时候，她肯定是心如刀割。与潘金莲一样，她恐怕都要忍受“杀父”骂名，只是，她让丈夫“去死”，只是因为爱得太深，不忍他再受任何苦。
而同样作为平先生挚爱的他的儿女，当然不肯放弃对父亲的治疗，他们提出现在还不是父亲“病危”的时候：
“即使父亲得了失智症，不记得我们也没有关系。只要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好活着就足够。”
作为继母的琼瑶最终没有说服三个子女，捂着滴血的心头写下激愤的文字：
“从今以后，请你们自己照顾（父亲），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这场家庭伦理悲剧，注定分不出对错。以这样的方式暂告一段落，作为当事人的琼瑶和平家子女，必定百般滋味在心头。
即便是作为有清醒头脑的旁观者，肯定不会觉得这事不关己，因为这样的伦理困境，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随时让我们在心里升起理智与情感的法庭，做出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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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新闻一位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记者的姥爷去世之前，他们按照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让姥爷自然衰竭，慢慢饿死了。
下葬后的某天，他的母亲忽然梦到了姥爷，而且梦境多日重现，总是挥散不去。在梦中，姥爷一直念叨自己就是被几个儿女活活给饿死的。
这件事对记者打击非常大。后来他爸爸也病危，一家人决定再也不轻易放弃了，于是把他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动用了能用上的所有医疗手段，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活下去。
等到他们去探望的时候，看着满身插满根管的父亲，虽然感到压抑，但好歹性命保住了。结果父亲见到家人，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要留在这里！”
父亲决绝的话语，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眼神中的恐惧与不安，再一次重击了记者的心坎：
“后来大半年时间，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我依旧像母亲放弃对姥爷的治疗那样，为坚持对父亲的治疗而愧疚不已。”
伦理困境中的两难，就在于在病人无法决定自己生死的时候，我们要替他们做出非生即死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很多时候无论哪一个都是错的，无论是哪一个总以牺牲掉某种价值为代价。
我们所能选择的，只有一个相对于另一个而言，哪一个的痛苦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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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华裔医生张玉蛟在美国从医30多年，见过无数这种两难处境，但其中不乏处理得非常好的案例。
她的一位得了肺癌晚期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同样立下了遗嘱：
“如果我出现生命垂危，我不希望接受人工插管，不接受人工的心肺复苏或人工的营养喂养，希望大家让我平静地逝去。”
和平先生的遗嘱如出一辙，对不对？不同的是，这位病人的遗嘱明确了事发突然的时候，他的妻子最有权力替他做处理，做决定。
而这种指定人，是有法律效力的。
结果在妻子的要求下，医生让病人回家了。
之后的某一天，病人的妻子带上两个孩子，来到医生的门诊室。医生一开始有点紧张，不知是不是要发生医闹了。
但不愉快的事终于没有发生。这位妻子告诉医生，他的先生一周前安详地去世，他的遗嘱里，有一项是死后要感谢所有医生。所以他们今天穿得像过节日一样，特意来感谢他，还送了一个小茶杯作为礼物，并且说：
“您的工作很辛苦，希望您工作期间别忘了多喝水。”
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难以解决的亲情伦理惨剧，在别人看来没那么难以解决，因为在问题发生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预防机制——
病人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做好预嘱，当自己身体不能自已的时候，谁来替自己做出决定，如果病人自己没有指定，那就按照配偶第一，子女第二，父母第三，兄弟姐妹第四的顺序来决定。
你也许觉得这很无情——病人自己的生命，怎么能由他人来决定？但恰恰是这种做法，显得最富有人情味——法律以强制形式，免去了病人家属之间的纠纷与无奈。
当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就让大家都怪罪于法律。如果人都死了，还导致了家庭破碎、骨肉相残，这其实是对逝世者最大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