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公益传统与侨乡社会
——以梅州松口德村为例
作者：段颖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摘要: 华人移居海外，在适应当地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的同时，也和家乡保持着联系，进而建立起跨越国家疆界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跨国联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海外华人对家乡的关注，尤其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逐渐拓展开来的乡村公益事业，影响着侨乡的政治、经济乃至乡民对于“侨”的认知与实践。通过对广东梅州松口德村进行人类学田野研究，探讨侨乡跨国关系的形成与变化以及源自海外华侨华人的公益慈善对乡民日常生活和乡村社会建设、文化生产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代际变化，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已不如以往紧密，但蕴含于“侨”的观念中的开放、流动、灵活等特质以及侨乡特有的人文精神，却依然影响着乡民的生存心态与行为实践。而德村公益事业的开展，也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一面极佳的镜像。
关键词: 跨国网络; 公益传统; 大华侨; 侨乡社会
侨乡，指历史或现今有大量华人移出的特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以及边境地区。早期侨乡研究可见于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2009［1937］) ，当时并没有使用“侨乡”一词，而是以闽粤地区的华侨社会称之。改革开放后，侨乡作为术语在社会诸领域得到广泛使用，这主要源于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与侨乡联系的推动，希望借此促进中国的地方发展与现代化( 庄国土，2001; 黄昆章、张应龙，2003;Tan， 2007: 1—10) 。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与世界之关系日趋紧密，侨乡作为联系中国与海外的桥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兴趣，侨乡研究也随之成为海外华人研究的重点，所涉问题甚广，包括国际关系、社会交流、经济往来、族群互动、文化重建、宗族组织、民间信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等( Woon，1990;Weidenbaum and Hughes，1996; Kuah， 2000)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方、国家与全球的联系更加密切，跨国现象逐渐增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此背景下，跨国网络之研究应运而生，为侨乡与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方向。总体而言，华人之跨国网络不仅是一种超越地域、跨越国界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实践行为( McKeown，2001 ) 以及建构跨国之社会场域的动态过程( Schiller、Linda and Cristina，1992) 。在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与互动中，跨国网络的运作体现出华人的文化逻辑、认同表达与族群网络建构，同时影响着侨乡的社会发展、宗族传统以及地方文化之再造(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2006; Woon， 1989; Ong and Nonini，1997) 。此外，跨国理论还为分析华人与侨乡跨国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Hsu，2000) 。由此，本文之论述亦将以此为基础，聚焦于松口侨乡跨国网络形成与变化的历史过程，叙述、分析跨国关系对侨乡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自陈达的侨乡研究开始，海外华人对侨乡的影响及其双边互动一直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侨汇、侨批、水客、亲友互助、移民链以及由海外华侨华人发起的乡村建设与公益事业等诸多方面。而海外华人与侨乡社会的经济往来，又与乡土世界的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相契合，形成了侨乡互帮互助的公益传统，同时促进着地方社会的发展( 黄玉钊， 1988; 罗英祥， 1989; 黄绿清等， 1997; 郑一省， 2001; 李小燕，2004) 。随着跨学科合作与跨国研究的开展，侨乡研究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空间，并与跨国网络、区域经济发展、社会互动相关联( Johnson，2007; Douw、Huang and Godley，1999; 李明欢，2005; 郑一省，2006; Tan 2007) ，使我们得以在跨国社会场域中进一步思考“侨”对于地方社会的作用与意义。
以往侨乡研究多从社会发展、经济层面关注海外华人与侨乡，而对跨国网络对侨乡日常生活、个体主体性的影响及与侨乡的历史变迁的关系研究着墨不多。因此，以特定的侨乡为个案，理解、分析全球社会变迁中的跨国网络与侨乡社会，展现个体生命经验和历史过程、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即基于梅州市松口镇德村的田野调查(2011 年7—8月) ①，阐述在这样一个相对偏远的侨乡中，华侨华人、乡村公益与跨国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状况与运作，进而分析德村“侨”的社会文化特征和不同时期跨国网络中的人、物流动以及海外关系、跨国联结对乡民日常生活、公益事业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力图强调，跨国网络中人口、物资与信息流动，造就了侨乡的基本特质，并对侨乡村民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侨乡的关注也从最初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互助，逐渐转变为以地缘为基础的乡村公益建设，“侨”的观念甚至有淡化之势，但“侨”所蕴含的开放、灵活与流动等特性以及侨乡之公益传统已内化于侨乡村民心中，人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文化特质与生存心态，充分利用华侨资源与海外关系，应对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德村②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松口镇，属于当地的行政村。梅州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因此梅州也有客都之称。梅州地区以山地、台地居多，山脉绵亘，但境内河流汇集，水力资源丰富。梅州地区的梅江为韩江上游，松口恰好位于梅江和韩江的交汇处，是连接潮汕地区与梅州地区的重要关口。在现代化的陆路交通进入山区之前，水路一度是其内外沟通的重要手段。松口镇地处梅县东北部，离梅州约50 公里。松口是梅江下游的盆地地带，依山傍水，水陆路交通方便。松口镇为梅县第一大镇，全镇辖有22个自然村， 41 个村委会和5 个居委会，总人口66 676 人，其中农业人口51 340人。松口面积328.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2 652亩，农业总产值40 102 万元，全年粮食总产量21 274吨③。另有镇辖境外山林700 亩。梅坎铁路、省道贯穿该镇，是周边乡镇商贸的重要集散地。
松口历史悠久，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宋末元初，来自福建汀州府各县的汉人大量迁入松口，这些汉人多来自福建宁化县石壁地区。迁居松口的汉人在此安居乐业，繁衍发展。明末清初以后，松口人口增多，加之土地匮乏，这就促使当地人民纷纷迁移外地谋生，其中以下南洋者居多。松口港为松口至汕头水路出南洋的必经之道。历史上，江西、福建及蕉岭、平远一带的人出南洋，均需从松口火船码头搭乘轮船，经韩江至潮州、汕头，再由汕头港转乘轮船至香港，再远赴海外( 何静文，2003) 。据不完全统计，当地旅居海外的侨胞同胞有8万多人，主要集中于印尼、马来西亚及香港等地，也有远赴美国、加拿大者，松口因之成为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直至20 世纪80 年代，梅州地区的陆路交通都不甚发达，松口又是韩江与梅江的交汇之处，梅州地区的商人、船客、货物大多取道松口由水路直达汕头乃至南洋。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该地区的人和物来往频繁，松口因此一度繁华，并有“松口不认州”之说，还曾被称为“小香港”。如今，松口老街大多因集镇迁移而人去楼空，路人寥寥，但骑楼上精雕细琢的栏杆，中西合璧的风格，还有那些泛黄的广告牌，却依稀映射出当年松口熙熙攘攘的风貌。华侨下南洋后，在外辛勤经营，通常也将所得寄回家中，或补贴家用，或买房置地，或者捐资家乡公益，大到镇上的学校、医院、教堂、桥梁、老人会等公共服务单位和设施，小到村里的排水渠、村道、庵堂等，都留下华侨热心公益的印迹。这种整体的文化氛围，也影响到周围乡村的生产生活，德村比邻集镇，受其影响甚深。20 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公路和铁路交通的发展，水路运输渐渐没落，松口作为大量商品和货物集散地的盛况已一去不返，集镇也不如往昔繁华，其发展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
德村位于松口镇的中部，靠近镇中心。常住人口2 986 人，户口登记在德村的共1 358 人④。德村村民以梁、李为大姓。建国初期，政府根据姓氏分布和地理情况，把德村分为11 个生产队，现略作调整后改称村民小组，分别为: 下良( 梁姓)、上良( 梁姓) 、宗上( 梁姓) 、宗下( 梁姓) 、排善( 李姓) 、绪卢( 谢姓) 、谢屋( 谢姓) 、瓜头王( 李姓) 、石子岭( 陈姓) 、竹子坜( 梁姓) 。省道( S332) 把瓜头王( 李姓) 、石子岭( 陈姓) 、竹子坜( 梁姓) 与其他村民小组分开，这3 个村民小组以山林为主，面积大，但居住人口少而分散。德村的耕地不集中，分散在谷地和山间。村中省道以北为大片的低矮山林，省道以南则大部分为平地。田地零散，面积有限，人口则相对集中，每户每人仅分到三四分土地。德村当地的生计经济主要依靠柚子种植，水稻也占一定比例，其他收入则来自于杂货、零售、饮食，或是靠外出务工者寄回。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城务工，这在珠三角地区更为常见。珠三角城市如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自然也成为松口年轻人外出打工的首选之地。近年来，梅州市区发展迅速，基础设施、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有很大提高，县城临近的乡镇居民纷纷前往县城打工或创业。这就导致了松口严重的空巢现象，大多数当地人认为，留在松口“没出息”，不如去外地求学或工作。德村也不例外，其外出发展人数为1 268 人⑤，约占全村常住人口的42.46%。现今村民大多为老年人和小孩，老年人在照看小孩的同时，仍需下地务农，若力有不逮，则会将土地出租或让与他人耕种。从历史上看，德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村民却并不这么认为，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中他们受华侨华人影响颇深。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对于侨的理解、认知与实践也在发生着改变，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德村之所以成为侨乡，除去该村村民南洋谋生历史悠久和村中侨眷众多等显见的缘由外，更在于当下村民对于“侨”的记忆与认识。记忆是一种认知意向，也是一种经验集合，是主体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认知与解释，记忆呈现过去，也映射着现在，并影响着人们当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实践。记忆离不开记忆者所处的社会语境，所以，记忆主体与语境的不同，往往会影响其对记忆的选择，最终可能导致在形式或内容上对同一历史、社会事件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表述，如集体记忆、官方记忆、大众记忆等( Jing，1996: 11—17) 。这里谈论的历史记忆，更多来自民众，意图从中勾勒出德村“侨”的历史，由此探究海外关系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晚清时期，鉴于西方殖民者的压力，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设立通商口岸，并承认国民出入境合法。广东地处沿海，自然成为连接海外和外贸通商的重要区域。广东地区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粤东一带，人多田少，易受水患，若遭水灾，则民不聊生。而在建国之前，国内局势动荡，战火纷飞。民国统治时期，由于长期战争需要大量青壮年服兵役，“抓壮丁”可谓寻常可见，这使得地方民众陷入一种恐慌状态，意欲离开不安定的环境，出外谋生。而此时正值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拓殖，需要大量的劳工、商贩，当时边界控制不严，中国与南洋之间多可自由来往。在推拉力量的作用下，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松口有不少人选择出国谋生，当然，也有部分华人成为“苦力输出( 卖猪仔) ”。他们在松口火船码头坐上轮船，经过汕头、香港，最后抵达南洋谋生，目的地多为印尼、马来西亚地区。
在南洋立足，生活稳定后，华人移民即会将在家乡的妻儿、亲戚、朋友、邻居也接过去，谋求进一步发展。据村民回忆，德村过去几乎家家都有下南洋的人。与此同时，下南洋的华人经常和家乡保持联系，由于路途遥远，不可能经常往返，水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往来于中国与南洋之间，为乡邻传递钱、物、信⑥，甚至还帮助带人出洋⑦，自己则在其中抽取佣金。在松口，水客一般是本地人，既清楚家乡情况，又熟悉南洋环境，因是熟人社会，讲求诚信，大家都非常放心。水客动身之前，都会走家串户，询问是否需要带钱物回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水客为主的侨汇方式曾盛极一时。20世纪30年代，潮梅地区水客近950人，在汕头还成立了南洋水客联合会，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
在南洋谋生的华侨，多会寄钱回家，赡养老人，照顾家眷，若有盈余者，还会在家乡买房置地。只要条件允许，松口出洋谋生的男子大多回乡娶妻，或与当地华侨成婚，而娶南洋土著者甚少。若手头拮据，无法在外或回来娶亲者，也会由父母张罗，在家乡娶一女子，举办婚礼时，新郎不在场，就拿公鸡代替，所以也称为“抱鸡婚”。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她们未必能赴南洋与丈夫团聚，丈夫也仅是偶尔回乡。所以，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看家婆，在家乡务农，并照顾公婆、子女。当然，华侨家庭若有多子，则一定会留下一子在家中掌屋，守住祖宗的基业。随着近代华侨劳工大批出国，信局、银号和商行等民间机构开始经营侨汇业务。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信局在东南亚颇为兴盛，网络甚广⑧。据统计， 1937年由国外寄至潮梅地区的批信共约2 218 000 件，由潮梅琼三地区信局经手的侨汇达国币44 220 000 元( 林家劲、罗汝财，1999: 6—14)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疆界的确立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华人移民不像以往那么容易，但德村在外的华侨依然会往家里汇钱寄物，虽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却从未完全隔断。在随后的国家建设中，国家化的“侨”的观念经由一系列政策被建构和强化出来。1950年，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改革法，全国开始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梅县开始土改，按田地和雇工划分阶级成分，土改运动体现出国家权力渗透的刚性原则，如分配阶级指标，德村被分配五个地主名额，为凑够指标，土改小组将本来只达到富农指标的景康楼主人划为地主，房屋被分给贫农居住，这也导致女主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华侨奔波南洋，赚钱回家买房置地，本是荣耀之事，但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土地、房屋被没收，身份地位也一落千丈。加上土改操之过急，很多华侨侨眷被错划成分，房屋被分，家产被抄，人则被拉去游街批斗。德村承德楼梁先生的父亲，当年被划为地主，险遭枪毙，后因统战需要，才化险为夷，如今提及这段往事，梁先生总是不愿触及，但从其回避的言辞中，不难体会梁家当年经历的痛苦。无疑，国家权力的渗透与简单化的国家计划( 斯科特， 2004) ，给华侨及侨眷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也成为他们苦难的记忆。
鉴于很多人都是因为在国内无法生活才出国谋生，以在国外出卖劳动力或经营工商业所得在家乡购买土地、兴建房屋，叶剑英、廖承志在领导制定广东土改中的华侨政策时，主张对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以及华侨地主，应给予合理、适当的照顾( Peterson， 2012: 55—74; 黄勋拨， 1995) ⑨。1953 年，梅县开始土改复查，纠正土改错划失误。在华侨总户数31 742 户中原划地主1 740 户，降为777 户，富农由733户降为682 户。1954年，开始提前改变华侨地主、富农成分。到1956年止，全县1 161 户华侨地主被改降为其他成分， 603 户华侨富农成分也得到降低⑩。一些华侨家庭境况有所好转，但仍有不少华侨家庭未能幸免于难。对于这段历史，村民甲⒒回忆到:
华侨地主是先做华侨再做地主，在南洋挣钱后回来家乡买地，如承德楼; 而地主华侨是先在国内是地主，再去南洋，两者是不同的。华侨地主从南洋赚钱，再到家乡买地租给人，不像地主那样剥削，不该受批判。1952 年的时候，不分这些，一概是地主，1953 年复查才区分为华侨地主。
1958年，松口开始响应中央公社化运动号召，成立生产队，田地收归集体所有，粮食也由集体分配。公社时期实行工分制，尽管靠近松口镇中心，德村村民仍属农村户口，需要去田里劳动，以工分换取口粮，若有盈余，则可换成现金，但当时能够有多余工分的家庭很少，有的甚至还要贴钱来补足基本口粮所需工分。当时生产队建立公社食堂，所有社员均到公社食堂吃饭。最初几年，大家吃多做少，导致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降低，几年之后，粮食出现短缺，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变得异常艰苦，甚至出现因饥荒饿死的情况。对此，梁大妈回忆道:
当时没什么东西可吃，我弟弟因为吃用糠磨成粉做成的糠饼，堵到肠子，就这样死了……每年生产队会杀猪，每家能分到一点点肉和油，大家都省着用，每次用筷子轻轻滑过猪油，再放到锅里涮一下，那时放猪油就好像现在放味精一样，不，比放味精还放得少。
当时，德村大多数家庭偶尔还能从海外亲戚那获得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汇款，这对于每天按工分计算仅换得几角钱的德村村民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德村在印尼和香港的侨胞同胞，多数以做工和商贩为主，生活也不算富裕，但与国内生活水平的明显差异相比，这些汇款还是能够帮助家乡的亲戚渡过难关。侨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达到一次高峰。此外，华侨华人也会寄些家乡匮乏的物资回来，如面粉、猪油、奶粉、饼干以及衣物等，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德村物资紧缺的燃眉之急。而跨国网络中的物资流动，尽管不算频繁，却又将被边界隔断的两地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国外寄回的物品，如麦片、外国饼干和糖果等，对于物资匮乏的农村而言，算得上稀罕之物。侨眷家庭一旦收到这些物品，总会引来一番羡慕。但在平均主义思想盛行的年代，加之对划分成分、土改批斗心有余悸，一些侨眷收到海外亲戚寄来的物品也不敢张扬，以免引起别人注意。陈女士回忆道:
那时我还是小女孩，家里有华侨带衣服和布料回来，但我有好的衣服也不敢穿，出门怕被人盯着看，宁可穿旧的。
此外，侨汇证和侨特商店也使德村不少村民因其侨眷身份受益。1959 年，国家开始发行侨汇证。侨汇证是国家为鼓励华侨、侨眷向国内汇款，增加国家外汇收入，由各省、市发行的对归侨、侨眷供应工业品、主副食品等当年国内紧缺生活用品的凭证⒓。侨眷在领取侨汇时，可领取相同金额的侨汇证，购买市场上无法买到的商品。广东省专门设立了华侨特准公司，梅县则在松口、南口、丙村设有分店，松口分店位于今交通路上，店内商品主要分为副食、百货、布匹三大类。在计划经济时代，食物、土杂、日用品都为国家配额销售，凭票供应，但如果有了侨汇证，便可到侨特商店购买额外甚至是稀缺的商品。李先生
回忆道:
市场上紧缺和没有的东西那里都有，名牌商品要侨特( 商店) 才有，如上海手表要120 元，5张侨汇证才能买到。凤凰牌单车要卖100 多元，外加几十张侨汇证，供应还很紧张，不一定买得到。
不是所有人都有侨汇证，因此，侨汇证也成为连接德村邻里、构建乡村关系网络的最好中介。逢年过节，走亲戚、托熟人办事时，带上一些侨特商品，往往能事半功倍。有的家庭一次收到大笔侨汇，也会将多余的侨汇证分给乡亲。李先生就回忆他结婚时买衣服的票证，都是跟别人要的。又如哪家生小孩，需要买大量红糖、鸡蛋，也会跟侨户“借”上一些侨汇证，有时侨眷也会以侨汇证相赠，取代送钱。侨特商店的店员也可能先通知自己的侨眷亲朋，及时来购买一些紧俏商品。因此，侨汇证的流动，也成为德村村民互惠的重要途径，通过侨汇证，人们的社交网络有所加强，而侨眷的优势，也在日常生活中充分体现出来。当然，侨汇以及与海外华人的联系，也使德村一部分人的生计过于依赖侨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尼排华，侨汇中断后，部分侨眷不得不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生活渐趋贫困。而有的家庭的生产生活一开始就立足当地，经济比较稳定，侨资只是补充性收入，所受影响不会太大。然而，正如访谈时大家所言: “有总比没有要好”，侨汇对当地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历史进程而言，村民对海外关系的理解显得较为曲折、反复，甚至矛盾。一方面，海外关系为其带来具体实惠，帮助村民渡过难关，从而也加强了华侨华人与侨眷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的进一步渗透，却又使侨眷面临许多磨难与不公。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波及到地方社会。在德村，当年写在墙面上的“公”、“忠”字样、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至今依稀可见。文革开始后，侨特商店被取消，一些侨眷被划到二十一类人⒔当中，生产生活也随之受到牵连。海外关系使侨眷入党、工作、参军、上大学受到很大限制，成分问题甚至影响到婚配。在那个时代，谨言慎行成为村民的生存法则。后来村民回忆道:
文革时期，虽可以同海外联系，写信报平安。讲话不自由，信可能被海关检查，对中共不利的，就会打电话到县派出所，再到镇派出所，最后到生产大队。大队的人会过来说莫乱写，不然会被抓起来。( 陈先生)
文革时期，大家不敢提“海外关系”，深怕受到牵连，海外的人也不敢回来，尽管当时政府并没有明确态度，既没禁止也不鼓励。那时如果有人说外国生活好，就会被其他人认为是崇洋媚外。( 梁伯)
文革时娘家海外关系不好，成分又是富裕中农，所以我连高中都不能上，而且属于团结对象，大队有什么事都叫我们去做。( 梁女士)
当然，由于与海外联系的程度不同，在德村的成分也有所差别，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受到海外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家境本就穷困者。而且在礼俗社会，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彼此间的亲情，“表面上不方便说，但都装在心里”，因此，很少听说有人要和海外亲属脱离关系。此外，很多家庭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侨，所以，即使在文革期间，大家仍会相互照顾，即便例行批斗，也没有出现太多过激行为。因此，“侨”在德村中，又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缓冲器。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一方面开始逐步落实华侨政策，退还以前归公的华侨房产，一方面鼓励海外华侨华人返乡，参与家乡建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海外华人返乡热潮，跨国网络中的流动亦有所增加。华人返乡后，深刻体会到国内外巨大的经济差异，于是，他们在回乡探亲时多会从国外带入不少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也会寄回侨汇，贴补侨眷家用。同时，华侨还带回不少捐资，促进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益事业。长期切断的人口流动也逐渐恢复，使得侨乡的面貌发生了极大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德村不少村民到珠三角务工，也有机会到香港、印尼亲戚家小住，走出家乡的经历使其对传统意义上的“侨”有了新的理解。而在变动的社会过程中，个体也在不断审视自身的角色，并由此产生相应的能动策略。以下将展开具体论述。
侨乡之所以被称为侨乡，不单单因为其侨眷众多，华侨华人对于家乡的影响，也远远不止于家庭关系与个人生活，更体现在侨乡的人文景观与社会建设以及由此烘托出的“侨”文化氛围。改革开放后，不少海外华人重返故里，除看望亲戚外，面对家乡发展之落后，一些华人也会招集乡亲，商议村中发展事宜，而宗族祭祀、修缮祖坟与祖屋、编修族谱等一系列社会活动，最初也多由海外归来的华侨华人发起。无疑，海外华人与侨乡的联系与往来对于华南地区宗族活动、民间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宏力， 2006; 丁毓玲， 2006; 曾玲， 2006) 。在松口德村，华人华侨捐资修建的道路、水井、桥梁、水圳、伯公神龛，处处可见。村中围龙屋的修缮，均留下了捐资华侨华人的芳名。
围龙屋为客家文化的物质遗存，对于客家人而言，围龙屋不仅仅是过去生活的地方，更是整个宗族力量物化的象征，见证着宗族繁衍壮大的历史，也是宗族成员追思怀旧的重要场所( 陈志华、李秋香，2007: 25—30) 。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人而言，祖屋所代表的不仅是家乡、祖先、宗亲，更是其群体归属与个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50年代初，土改开始，宗族所有的族田、尝产被没收充公，宗族组织也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制。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全国展开四清运动⒕，提倡破除四旧，以围龙屋为核心的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被当作“封建迷信”而被禁止。由于当地宗族组织力量逐渐式微，无法继续起到凝聚宗亲的作用，导致围龙屋公共空间日渐凋零，祠堂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集体所有制逐步取消，地方社会获得了较大的自主空间，这就为祭祖祭神等民间信仰活动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出于对先前社会运动的疑惧，德村村民仅在小范围之内举行族间祭祀。村中祖屋破败，村民经济状况虽有改善，但毕竟能力有限，无力修缮。适逢华人回乡探亲，他们大多看重客家的文化传统: 一来尊祖敬宗，二来认为祖屋乃基业之根，与其在外发展的运势相关; 加之地方政府希望华侨华人回乡投资，对他们给予较高礼遇，村民就此抓住时机，在几方合力之下，德村不少家族开始筹划重修祖屋。以下以梁姓围龙屋修缮及其宗族活动为例，分析海外华人对侨乡宗族文化复兴的影响。
梁家围是德村梁姓的主要聚集居住地，梁姓又为德村大姓，在集体时期，梁家围形成一个生产小组( 即如今的“下良”村民小组) 。梁家围分为上梁和下梁两座围龙屋。开基者为一对亲兄弟，随着时间的流逝，两房各自开枝散叶。围龙屋的堂屋为公共空间，上堂为祠堂，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左右两侧则供有观音和土地神的灵位。宗族内祭祖、婚礼、葬礼都在此举行。堂屋的两旁是整齐排列的横屋，后围则有三层围屋，人口最多时大致可住五六十户人家。据村民回忆，破四旧时，祠堂上的祖先牌位被拆掉，堂屋也改作粮仓。围屋现今已很少有人居住，原来的居民要么在附近另建新屋，要么已搬到镇上或更远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梁家围很多在印尼、香港谋生的华侨华人回乡省亲，得知祖屋破败的情况后，开始主动组织梁家围上梁和下梁祖屋的重修工作。最初是由香港的梁夫人牵头，并专程赴印尼寻找从梁家围出去的华侨筹钱，捐钱的华侨不必回来。印尼华侨梁书振出资最多，共捐6 万港币，最后一共集资10多万港币。1989年开始重修，由承德楼梁书景先生负责，屋顶全部换过，木板重新翻修，并重新制作牌位。祖祠修好后，祭祖活动即可在此进行，各家各户集中于此献祭，只要条件允许，从老屋分出去的人也要回来参加。
梁姓围龙屋能够顺利修缮，也与其在印尼的梁书振家族有关。这一家族最初由下梁分出，为承德楼的后人，在印尼发展已有7代，经营房地产、建筑、水泥等行业，声名赫赫，被德村村民称作“大华侨”。他们返乡时，除了探亲访友，扫墓祭祖之外，还会宴请整个下梁的族人，并向每家每户派发红包，亲房每户200 元，非亲房每户100元，而承德楼直系家属则可得到几千到一万元不等，以表达其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心情。无疑，梁姓大华侨对修缮祖屋、修订族谱、成立宗亲会、举办各种宗亲聚会起到了重要作用。梁姓华侨在海外的奋斗经历，强化了他们对“家”、“根”、“祖先”的认同，尽管这些认同已然根植于德村传统之中，他们回乡时也注重巩固与宗亲的联系，并为宗族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哪怕身在印尼，也会委托承德楼的近亲组织协调。对于梁家围的宗亲遇到困难，承德楼也会予以帮助，这使得德村梁姓同宗乐于参加宗亲活动，同时尽己所能，出钱出力。而承德楼印尼亲属的发展也让其宗亲增添了源自同一祖先的荣耀感，从而形成以“大华侨”为中心的宗族关系网络。
此外，海外华人对侨乡的影响，还在于他们对家乡发展的关心与援助。松口中小学的校舍、体育馆，均由海外华人捐建。每次华侨华人返乡，都会听取乡邻的意见，了解村中现状，并适时择机捐资，促进乡村发展。而当地华侨华人热心公益则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时期。在德村华侨中，以承德楼梁密庵为典型代表。梁密庵，字玉枢，1880年出生于巴达维亚。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1908年，在梁密庵等南洋亲友的捐款捐助下，松口同盟会成员梁鸣九和丘映芙在松口镇开设公裕源米店，作为同盟会通讯联络机关。1910年，同盟会香港总部策划起义，梁密庵数次筹集义款，支持革命。民国成立后，梁密庵家族仍持续捐出巨款，功勋显赫。1912年3 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于民国元年3月颁发《旌义状》给予嘉奖，文曰“梁密庵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踊跃输将，军储赖济，特予以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1918年，孙中山还特意到松口看望同盟会归国华侨，感谢他们对革命的支持( 李卓辉，2010: 109—113) 。
除去承德楼这样的望族外，德村其他村民，也为国民革命做出极大贡献，上文提到的梁鸣九，也出自梁家围。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还碰到他的后人。得知梁先生为印尼华侨，革命时往返于松口和印尼之间。当时很多捐款都是通过梁先生的米店秘密转到起义军手中。此外，德村光裕居，房屋虽有百年历史，却不完整，虽为围龙屋形制，却没有横屋和围屋。据房主人温伯介绍，当时他的大伯为支持革命，将父亲从印尼寄回来建围龙屋的钱全部捐给孙中山，以致家里房屋没有建完。而从光裕居镂空的石窗、门前的石狮仍依稀可见温家当年的辉煌。
海外华人对于松口的贡献，还体现在教育方面。崇文重教，一向是客家人的传统，远走他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对此体会更深，一旦事业有成，就纷纷捐资家乡兴办学校。1903 年，在华侨资助下，松口高等小学建立，1906 年，在印尼华侨梁密庵、张榕轩、张耀轩等人捐助下，正式兴办松口公学， 1923 年创设初
中。新中国成立后，梅县人民政府将国光中学合并到原松江中学，改名为松口中学，承德楼则借给松口中学当作教师宿舍和教研办公使用，直到1986年，政府决定把承德楼借用部分全部归还梁锡佑家族。在随后的20 多年中，以承德楼为首的松口旅外华人，先后捐资教育近人民币3 000多万元( 李卓辉，2010: 126—132) 。
在德村，华侨的公益捐资则主要体现在修建水圳和资助老人会活动两方面。德村有一条水渠，穿村而过，水渠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涉及全村三分之一人家的生产用水。原来水渠很窄，年久失修，遇到雨季，大水就会淹没耕田，还会形成倒灌，造成内涝。政府虽组织清理，但资金有限，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村委会萌生请求承德楼印尼梁氏家族捐资改造水渠的想法，并撰写书信如下:
坑道由大塘村流经大力村，是村中生活、生产的主要排水道，使用年代久远。坑道地处低洼又是下游，平时天降大雨，坑道阻塞、破陋，造成排水不畅，内涝成灾，通常几百亩农作物因涝受浸，如遇洪水更是雪上加霜，几乎颗粒无收，还有比较低洼的房屋如蔼吉堂、承德楼等下梁很多房屋则成了泽国，损失严重。面对这自然灾害，这坑道成了要解决的大事。
村委会先写好信件，说明捐建水圳原因，拜托梁家围梁伯整理、修改后拿给梁书景先生，由他传真给印尼亲戚，等待对方回复。此事几年前就已提出，但因为耗资巨大，加之印尼经济不景气，梁氏家族考虑到企业运作，并没有即刻答应，而是等经济形势好转以后，才应允捐助。水圳的施工是由承德楼的梁书景先生负责，村干部协助⒖。水圳于2010 年修成，并且在其与水泥大路的交界处以镇政府的名义立碑铭记，并由政府出面举办落成庆典。碑文写道:
源于隆文，流经大塘、大力、松郊、镇郊四村，有一条千余米长的泥堤排灌渠。该渠因年久失修，坍塌、淤积、渗漏严重，以至天旱难以饮水灌溉，雨季不能顺利泄洪。近年来，四村千亩良田及鱼塘、房屋、道路多次为内涝所淹没，都与该水渠排泄不畅有关。今有承德楼贤裔孙梁世桢先生、李丽英伉俪，笃承祖训，崇尚道德，虽侨居异邦，而心系故园，慨然捐资人民币200 万元，采用混凝土全面浇筑该水渠，为家乡父老的农田灌溉和防洪排涝提供有力的保障。赤子善行，泽被桑梓，乡民感戴，勒石记之。
梅县松口镇人民政府
二零一一年元月
水圳得以修成，大致源于三方面因素。其一，承德楼作为当地的“大华侨”，在以往乡村建设中捐资积极，自然成为此次动员的重要目标。其二，内涝可能祸及承德楼，换言之，整修水圳，承德楼也在受益范围之内。村委会在写信给印尼梁氏家族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以求获得支持。其三，村委会收入有限，每年3 万多元的收入，仅够日常开支，加之上级下拨的水利建设经费非常微薄，资金缺乏，迫使村民求助于旅外同乡。此外，工程得以顺利进行，还得益于各方的协作。基层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协助者的角色。由村民自治的村委会主动联系华侨，向他们说明此事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希望得到华侨捐助。而在施工过程中，村委会和镇政府均不介入，只是在遇到农田果树赔偿纠纷时才出面协调相关赔偿工作，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起着提议、配合、表彰的作用。对于水圳工程，村民大多心怀感激:
水圳作用很大，主要在灌溉方面，如果没有灌溉水渠的话，种不了田，完全靠天气，天一个月不下雨的话，禾苗就会干死。水圳修好后，受益的大队包括大塘、大力、松郊和镇郊四个大队，灌溉近千亩农田，又解决了雨季内涝，给四个大队几千人带来旱涝保收。
在公益方面，海外华人与德村的另一重要联系，即体现为对老人会的捐助。在政府的推动下，德村老人会于1991年成立，但政府没有拨款，老人会的运作，全靠旅外同乡以及本村乡贤的捐助。老人会入会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入会费为2元，老人会每3个月开一次会，同时公布收支情况，每个村民小组有一名代表做委员。德村目前有283位老人，每逢春节、重阳节，每位老人可领到10 元过节费。遇到老人生病，老人会负责人会去慰问，并发给50元补助，如有老人去世，则会组织前去悼念，并以老人会的名义奉上30元香仪钱。以上构成了老人会每年的基本开支。
老人会没有经济来源，靠捐款维持。捐款主要来自华侨和本村村民，一般在春节时捐资，捐款从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老人会有收支明细表，贴在村里，也会写芳名录，把每个捐款人姓名和款项都写上去，以资表彰。对于捐钱的华侨，老人会每年在春节时则送上一包蔬菜或一箱苹果表示心意。像承德楼捐资较多，过年时老人会负责人就和村委会一起到承德楼，送年桔拜谢。老人会也拜访回来探亲的华侨华人。乡村为熟人社会，谁家亲戚从海外回来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人会干部便去拜访，并向他们汇报老人会的运作和收支情况。这样他们就明白了，大多都会捐钱。当然也有不愿捐资者，老人会也不勉强。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来自侨乡的提议都会被其海外同乡接受，常常有不同的利益主体找到返乡的华侨华人，请求捐助。但旅外华人捐资与否，除了取决于社会需要、捐资性质等因素外，也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有所取舍。一般地，公益事业方面的捐资，如帮助老人会，大多为他们所接受。以前，华侨华人同时捐钱给老人会和村委会，但后来捐资村委会的越来越少，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知晓所捐款项的具体用处。对于教育方面的捐助，则更多为修建大楼、操场、校门等，对于久居在外的华人而言，这些设施均为可见的工程，一目了然。若是作为教学研究基金捐出，则担心收效慢和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当然，每个项目并非一拍即合，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协商，其中也包括两地华人因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如怎样使用捐款、捐助什么等。如有的村民就认为单单兴建校舍对提高当地中学的教学水平帮助不大，而水圳改造才是实实在在造福百姓。此外，就现代企业的运作而言，华人的捐资也不是单向的，承德楼在印尼的梁氏家族，其公益慈善活动并非只针对松口或德村，也包括印尼本土以及其投资所在地苏州。企业参与公益事业，通过不同形式的资本互换(林南，2005) ，获得居住国以及发展地政府和人民的认可，并建立更为广泛的关系网络，不失为争取合法权益与社会地位、维持企业长远发展的合法策略。当然，捐助松口教育，自是基于祖训和乡情的考虑。最为重要的是，大部分旅外同乡的捐资并没有直接划给学校或政府，按华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已对“公家”或“单位”失去了信心。这也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的侧面反映。旅外华人更愿意委托自己在乡间的直系或近亲，代理其在祖籍故乡所涉的一切事务。
在我们进入德村访谈时，问及与华侨华人相关的问题，村民都会不约而同地建议我们去拜访梁书景先生和李正峰先生。村民称他们为“大华侨”，在村民眼中，似乎他们才算是与海外华人相关的人。随着调查的深入，尤其是了解到德村社区建设与华人公益的情况后，我们才明白，村民对于“侨”的认识与想象，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承德楼在印尼的后代梁书振家族事业兴旺，并对祖籍家乡发展甚为关切，时时有不少公益性的侨资投入。但由于他们的事业与生活都在海外，只是偶尔回来祭祖探亲，对家乡情况也不熟悉，所以，需要有人帮忙打理家乡各种与捐资有关的事宜，包括接待前来募捐的单位和个人、确保捐款合理使用、监督捐资项目的进度、代表印尼梁家在家乡发言等等。于是，“大华侨”的代理人应运而生，这个代理人须是“大华侨”能够信任的人。对于承德楼而言，梁书振的堂弟梁书景，自然成为最佳人选。而李先生则成为其印尼堂姐的乡间代理人。
代理人的选择，除了是可以信任的至亲外，本人在村中的声望、关系网络与动员能力，也显得极为重要。为了让梁书景安心帮忙处理印尼梁家在松口的各项事宜，梁书振还买下了松口镇上的一家宾馆，交由梁书景经营，确保其生活无虑。梁书景生性好客，社交面广，平素家中时常会有村民小聚闲聊，门庭若市。但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代理人，并非易事。第一，要了解乡村状况，确定什么项目急需援助; 第二，获得捐资后，如何合理使用，避免浪费和被骗; 第三，协调各个利益主体，确保不因捐资引发乡邻冲突; 第四，维护大华侨及梁家在乡间的地位与声誉。梁家对家乡的捐资，以教育为主，这也确定了捐资项目的优先顺序，在项目获得印尼梁家同意后，梁书景先生负责监督工程进度，而非交给受捐单位自行运作，以确保工程质量。当工程涉及个人利益，如路面、水圳拓宽占用村民土地时，梁先生也会请村委会设法协调。同时，承德楼也会帮助同族乡亲解决生活困难，若有捐款，则落名均为承德楼，以强调家族而非个人的名义。接受访谈的梁书景和李正峰说道:
华侨个人捐资方法不一样，承德楼的华侨是直接捐实物，钱不给单位，而给我，由我全部做好后，交给单位使用，这也是考虑到怕有人假公济私。( 梁书景)
工程是承包给别人做的，我就帮忙落实在这边的实施情况，最后监督下质量。如果捐10 万，只用了3 到5 万，剩下的钱却不知道哪里去了时，我肯定会很生气，以后就再也不会捐给这些人。( 李正峰)
李正峰先生的堂姐李怡琴女士，丈夫为松口乙村人，在印尼有自己的企业，发展不错，改革开放后，李女士偶尔会回家乡小住。平常遇到村中有人来募捐，李先生则会打电话告诉堂姐，同时给出自己的建议，相互商量后，再做出决定。李女士曾捐资修建过两座桥、一条村道以及松口中学的一间课室，都是通过李先生代理。此外，李女士比较关心老人会，回来时会主动和老人会会长联系，给老人发红包，德村、乙村都发，每人20 元。若遇到亲戚需要帮忙，李女士也会请李先生代办。
面对各种捐助的请求，代理人需要小心应对，尽管海外亲戚一般会尊重代理人的意见，但代理人还是强调决定权和代理权的分离。很多请求都是通过代理人传达给捐资者，他们会根据对乡村的了解和自身的经验，事先过滤掉一些不合理或是不必要的请求。不管上门的人如何劝说，甚至纠缠，假若觉得要求不合理或难以实现，代理人只需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决定权，即可委婉回绝，而不用担心出于人情和面子而使彼此尴尬。梁书景说:
国内的事情都是我替他代办，通过我跟那边反映情况，跟他商量。你告诉我这个事，我告诉外面，外面决定是否答应，如果我要拒绝也很好拒绝，我说外面不答应，就可以拒绝。( 梁书景)
而“代理人”的身份也会对他们在德村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由于经营之事大多为乡村公益，受惠者众，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中的精英。在公共场合，考虑到他们所代表的“大华侨”，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大多比较友善，遇事也愿意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与Ｒankin( 1986: 98—131) 在讨论晚清时期善堂活动中地方精英的角色极为相似: 他们作为地方社会“官—公—私”三层结构中的中间层，成为官方与民众之间协商、沟通的桥梁。而捐资也在村中留下许多印迹，如各种芳名录、以捐建者命名的大楼等，这也强化了村民对“侨”的观念，加之代理人也会应邀出席各种公共活动，并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一层面，“侨”又与国家话语中作为“资源”的“侨”互相契合，使得村民在谈论华侨或华侨关系时，直接指向了他们所理解的“大华侨”。尽管德村大多数人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海外关系，但他们认为，那仅是生活在海外的亲戚。
此外，引起德村村民“侨”的观念发生转变的原因，自然也源自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发生的极大变迁。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城与镇、城与乡之间的商贸往来得到加强，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近年来，配合市场需求，松口镇政府积极扶持松口各地种植沙田柚和蜜柚，德村也不例外，如今已初见成效，柚子种植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德村不少年轻人都加入了进城务工的行列，他们也将部分收入寄回家中，以供家用。随着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村中的生计经济也日趋多元，德村的家庭生计与日常生活大多皆可自足，无需再靠侨汇贴补。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卷入全球化过程，不同地区间的人与物的流动逐渐增强，村民有更多机会走出乡村，甚至踏出国门。对于外界的经验，也不再停留于媒体介绍或他人描述，而是来自于旅游、探亲以及外出打工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与其地方生活经验所产生的反差，也使他们关于“海外”与“华侨”的看法更加多元复杂。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德村也有部分亲戚移居香港， 20世纪80 年代，香港的亲戚还时常带手表、电器等紧俏商品回来送人，惹得村民一番羡慕。如今，很多村民都有机会到香港探亲、旅游，但大多数人并不觉得香港是宜居之地，常听到村民说，“香港住的地方很小，生活很紧张，压力很大”，受访的李伯就认为:
香港也没什么，住的很挤，去玩一下可以，住还是在农村好，起码空气很好。不过香港很公平，工作越多钱越多。
无疑，中国现今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东南亚很多国家，原有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在逐渐减小，甚至反超。并非所有海外亲属都像承德楼印尼梁氏家族一样飞黄腾达，很多华人只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2004年，李先生在堂姐的邀请下曾去印尼住了一个月，虽然堂姐带他到很多地方玩，但由于语言不通，一时很难适应。李先生也去拜访了一些在印尼的远亲，他们有的生活并不如意，同是华人，贫富差距一样很大。梁先生的感受也大抵相似，他到印尼后，堂兄因为生意繁忙，无法整天陪他，但派了专车带他四处游玩，但由于不懂当地语言，去哪里都要向导陪同，让他感觉极不自由。这种走入异文化的经历，也使他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他们不再羡慕华侨与海外关系，反而对自己的生活多了几分信心与优越感。而对于再度回到中国的印尼华人而言，他们的感受也在变化，几位回乡小住的印尼华人都提到现在中国的生活已比印尼好，不用再寄钱回来。李先生和梁先生也说:
以前想去印尼，不是为了探亲，而是去工作，现在不想了，现在生活基本过得去，肯定就不想了。( 李先生)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是想出去，在中国穷怕了，那时印尼亲戚日子过得不错，所以想出去。但后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加上印尼还发生排华暴乱，就完全打消了出去的念头。( 梁先生)
再者，代际变化也是影响村民对侨的认识的重要原因。在移居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大多在居住国接受教育，完成社会化过程，建构地方化的认同，很少甚至从未回到祖籍地。这使得第一代华人去世后，他们与祖籍地家乡的关系渐行渐远，也很难理解其父辈、祖辈与家乡之间的跨国关联。缺乏共同的生活经验，使得本已疏远的亲属关系仅停留在想象当中，加之文化的差异，反而生出许多隔阂。陈先生的姐姐20多岁去了印尼，过去曾经写信回来，但已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2010年，陈女士回家省亲，已是90高龄，她来的时候由她的孙子陪同，但隔代间彼此语言不通，交流甚少。受访者谈道:
他们说“番话”，也就是印尼话，我听不懂，他们也听不懂我讲的话，两边都相互不懂，他( 姐姐的孙子) 好像不喜欢农村。( 陈先生)
旧社会时几乎家家都有华侨，现在已很少。老一辈过世后，尽管后代还保持联系，但经济上的联系就没有了。( 李先生)
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不想来，我们也不想去。( 梁女士)
事实上，观念的变迁也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在集体主义时代，物质资源匮乏，平均主义思想指导着地方社会的生产生活，生活贫困令村民对华侨关系与海外生活心生向往，“家里辛苦时，看到华侨寄钱和东西回来，总是会羡慕”。侨资的重要性在那个时代可谓不言而喻。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卷入世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村城镇化进程以及更大范围的区域经济发展，使得人口、物资、商品、信息的流动日益加剧。在新一轮的社会分化中，个体正经历着社会化的脱嵌( displacement) ，个体的价值导向也随之显现出来(Giddens， 1990) 。这就迫使个体成为积极、主动的主体，以发挥能动性，应对外界环境的变迁，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需求( 阎云翔， 2011: 1—41) 。当下的世界，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也的确为个体的发挥预留了相应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改变与个体的崛起促成了当下农村社会经济多元发展的趋势，在德村，即便其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仍与海外亲属有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公益方面，而非个体的日常生活。
当然，侨乡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德村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也塑造了侨乡村民的群体特征。罗萨尔多在论及记忆与认同时曾强调: “每一个这样的群体，都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标记，这些文化标记曾在群体内广泛使用并能唤起人们的回忆，蕴涵了群体的集体认同。”( 罗萨尔罗， 2010: 105) 对于德村村民来说，“侨”自然成为了这个特殊的文化标记。但值得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环境的改变，不同的乡民对“侨”的观念与海外生活产生了不同的想像。这一方面与人们的禀性与生活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以地方知识为基础的感知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Williams(1977) 将感知结构视作一种个人情感与意识在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呈现，它所表达的，是客观结构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张力，感知结构存在于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塑造与再塑造的生产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村民从“家家都有华侨”到“大华侨”以及“海外关系”等观念的转变以及“侨”所蕴含的开放、流动、灵活之特质对村民当下生活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个体与家庭的力量常常隐藏于集体主义的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渗透、生活的贫困使德村民众一方面遭受着由海外关系引致的各种苦难，一方面又能真切感受到“侨”所带来的优越与实惠。对于“侨”的复杂、矛盾的感情也由此而生。改革开放后，村民眼中的华侨开始分化，一方面代际更替之后，与海外的联系减少，乡情渐淡; 另一方面，少数华侨对乡村建设的巨大贡献凸显出来，“大华侨”的观念应运而生，这也暗示着他们的显赫身份与地位。而他们的捐资以及代理人在乡间的活动，的确改变着村落的人文景观，影响到以“侨”为特征的感知结构的延续与再造。虽然，原有的海外关系随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化，村民对海外生活的向往逐渐减退，但蕴含于“侨”中的文化精神却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在我们访谈时，常听到村民提及“国内华侨”一词，所谓国内华侨，是指那些在国内发展( 多在广州、深圳等地) 、事业成功的乡贤，他们同样会捐资家乡的公益事业，因此也在村中获得了类似“大华侨”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被村民称为“国内华侨”。很多村民认为，现今到珠三角打工和当年下南洋多少有些相似，都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以前靠亲戚邻里帮忙移民、安排工作，现在同样也是如此。只不过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不用再远赴南洋。因此，不难看出，华侨文化中所强调的开拓、进取、灵活、关系网络和心系故乡的公益精神以及客家人强调的尊老敬贤、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侨乡村民心中延续下来。
①刘优、曾立宇两位同学为该研究进行了初步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特此致谢。
②按照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为假名。
③傅学智编:《梅州统计年鉴》，梅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梅州调查队，2009 年。
④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快速汇总表，松口镇政府，2010年。
⑥水客带着钱、物资( 如咖啡、奶粉、饼干、衣服) 回松口，又带着家乡特产如娘酒、醋、蜂蜜、酒曲等出国。
⑦一般为介绍男子出外打工，或是带女子去南洋成婚。
⑧信局在东南亚各主要城市设总局，广东设有分局，经汕头，连接到梅州地区各县代理。
⑨在政策上，广东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给予酌情照顾，严格区别出国前就是地主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的界限，对后者称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 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除外) ，侨汇一律不动。
⑩梅县政府志编纂委员会:《梅县政府志》，1993 年5 月。
⒒文中所涉被访人均使用代称或假名。
⒓http: / /e． hznews． com/paper /hzrb /20090123 /A6 /2 / 。
⒔1967 年，《公安六条》发布，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 厂) 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称为“二十一种人”，予以惩办。
⒕四清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⒖整修这条水利坑道工程，其项目包括堤坝两边建筑混凝土护堤，堤坝面铺设混凝土，彻底清理坑底的淤泥和杂物，对坑道某些地段进行合理的截弯取直等，以最终达到坑道全线排水通畅，内涝问题得到彻底的根治为目标。
陈达．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 华侨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54—308．
陈志华、李秋香． 梅县三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 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 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 2006．
房学嘉． 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2．
黄绿清、杜佳． 梅州华侨与中国的近代建设． 客家研究辑刊， 1997，( 1) ．
黄勋拔: 广东的土地改革．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5，( 1) ．
黄玉钊． 华侨、华人与梅州文化教育． 嘉应侨史， 1988，( 2) ．
李明欢．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李小燕． 梅州地区客家侨批业初探． 汕头大学学报， 2004，( 2) ．
李卓辉． 七代联辉——梁世桢家族创业兴学风雨历程． PT． Menaravisi Commerce． 2010．
林家劲、罗汝财． 近代广东侨汇研究．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罗英祥． 梅州市华侨历史溯源及其变迁． 岭南文史， 1989，( 1) ．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黃昆章、张应龙主编． 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阎云翔． 导论: 自相矛盾的个体形象，纷争不已的个体化进程． 贺美德、鲁纳编著． “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翟振孝． 迁移、文化与认同: 缅甸移民的社群建构与跨国网络． 新竹: 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6．
郑一省． 多重网络的渗透与扩张．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郑一省等． 东南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与侨乡建设——梅州市个案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 2) ．
［美］罗纳托·罗萨尔多著，张经纬、黄向春、黄瑜译． 伊隆戈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1883—1974) ． 北京: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0．Appadurai，Arjun．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