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书评周刊的编辑李妍,今天由我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上周做的封面专题:百年白话文:语言的限度,就是思想的限度。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专题呢?其实很简单,像文学革命,或者叫现代白话文运动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100周年这么一个整数的纪念年份被我们赶上了,当然是很值得做一下。
做这个专题,一方面,我们希望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看这场运动是怎么发生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在一百年后回看这一事件,更能看清它对当今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它的利弊得失。
大家如果读了我们发的杨早老师写的文章,就会看到现在听起来如雷贯耳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开始是听不到什么回响的,《新青年》一度差点因为销量太差而停刊,主编陈独秀抓住了机会,用措辞激烈、立场鲜明的文章来吸引注意力,和现在微信公号文章想方设法博点击也是有共通之处的。直到五四运动之后,这场关于文学、文体的革命才真的获得了摧枯拉朽一般的影响力。
我们还选择了几位典型的人物,想从不同的面向来呈现这场文学革命。
选的四个人物分别是胡适、梅光迪、钱玄同、林纾。其中,胡适和钱玄同是这场运动的主将,属于正方阵营,胡适是开创者,非常重要但其实态度又比较温和。钱玄同比较剑走偏锋,曾经提出过废除汉字。
梅光迪和林纾则是“反对派”的代表,但他们又不一样。林纾虽然是一位古文家,但本来没有反对白话文这种问题,在这场运动中,他其实更像是被钱玄同他们拎出来的靶子。梅光迪呢,本来是胡适的好朋友,但反对所有激进的、破坏性的改革方式,希望能兼收并蓄,各取所长。但问题在于,在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的有可能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完成破旧立新吗?
关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对后世的影响,我们采访了几位学者。马勇老师一方面肯定了白话文的普及终结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同时也表示,新文化运动对文言采取的是废弃的态度,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卑俗化,一些“雅”的东西没有了。方朝晖老师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这些反思性的态度,也正是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那场文学革命的意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言,所阅读的文体,并不是自然而然便是如此,而是可以追寻它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是如此。1917年开始的革命打开了汉语表达的新天地,我们今天也依然可以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