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Kam-shing Yip发表在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的Tensions and dilemma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其实践和教育必须解决政治化、职业化和商业化之间的张力，本文将详细分析其中的紧张关系。这是社论前沿第S827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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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由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美国教授引进中国的。1930年，正式社会工作课程共设立12个社会工作学科。在同一时期，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其他院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Lei and Shui, 1991）。1941年至1944年期间，日本入侵和占领期间，许多大学课程都停止了，但在1946年以后逐渐重新开放（Li, 19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被中断（Yuan, 1988）。1952年，教育机构的重组减少了社会科学部门，包括社会学和社会工作（Yuan, 1988），这些学者及其学科被认为是对政府的潜在批评，并被压制以确保政治上的稳定（Fu, 1983）。
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开始了与西方国家的交往，社会学系在北京大学重新建立。1987年，国家教委正式批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首先开设专业社会工作课程，一年后在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人民大学开设职业社会工作课程。同时，公民事务部干部培训学校也开始开办社会工作方面的相关课程。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于1990年正式化，并从此蓬勃发展起来。1991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社会工作培训课程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和干部培训学院中得到迅速发展（Wang, 1998）。1998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机构成员人数增加到37人（Wang, 1998），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也同时成立，所有这些发展象征着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新纪元。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规范化促进了社会工作注册制度的建立。2004年，上海民政部尝试建设从一级到四级的多层级的社会工作职业队伍，而且，政府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服务中的落实，这些都对社会工作实践和社会工作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者必须发展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边缘化露宿者和流动人口的干预模式和服务，以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高度紧张和竞争激烈的大城市中的青少年，成年人和工作者。
政治化意味着意识形态和官僚的控制以及相关社会服务的影响甚至排斥（Navarro, 1976）。官方的政治思想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例如，中国大学的每个学生，包括社工学生，都必须参加政治思想方面的课程，然后才能从事专业课题。此外，不少社会工作部门也由政治教育部门和历史教育部门转变。在官方文件和会议上，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指导社会工作实践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强制性价值观。
巩固一个职业的基础是要求拥有专业的知识，使有关专业人员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中国的社会工作在正式培训、社会认可、注册和就业机会方面正在努力争取职业化。但是，由于这个行业历史不长，许多服务对象还是混淆不清社会工作者和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Wang et al., 2004）。许多社会服务仍然由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提供。社会工作职业的社会认同有限，往往阻碍了中国社会工作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增长（Chau, 2002; Chi, 2005; Li, 2004）。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实践仍然在等待自身价值观的专业表达以及对实践能力领域的知识和公众认可。
中国人口密集，分布广泛，地域、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十分多元，社会和福利需要和需求是巨大的，但由于资源的稀缺通常难以满足。社会工作实践的商业化可能导致过度集中于那些可以从富裕的服务对象那里获得收入的服务的发展，但这是以牺牲为遭受多重剥夺的穷人提供服务而发展的。商业化还导致发达城市专业人员的薪酬与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业人员薪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全国社会工作实践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上海，南京，北京，厦门等大城市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比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要好得多，特别是西北部。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也可能意味着适应了源于欧洲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如个人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价值与中国根本不同。中国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中的一种集体的人文关怀。个人应该负责任，独立自主，应该尽全力改善家庭，社区和国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关切（Wu, 2003）。在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中，赋权意味着培养服务对象成为负责任，关心和自尊的个人，为改善家庭和国家而努力的潜力（Wu, 2003），这也意味着家庭在照顾残疾人等问题方面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的价值仅限于肯定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和关怀职能，而不是主张福利国家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宗教和种族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仍主要由市公共事务部，全国妇联，共青团，卫生部，劳动部等部门负责。在发达城市，非政府组织正在萌芽，这些城市为那些能够支付自己服务费用的富人提供社会服务，政府部门和这些商业化服务之间存在张力和问题。一方面，有关部委提供的社会服务依然高度官僚化，深受相关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可能会使相关部委的服务单位采取市场主导的为富人服务的思想观念，忽视和剥夺贫困人口。由于这种张力的结果，致力于一线实践的中国社会工作者可能会感到非常沮丧，这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工作理论和实际做法之间的差距，以及在社会工作培训中所教的和在社会福利领域已做的之间的差异。
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的历史很短，其实大部分的社会服务实际上是由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自己来解释社会工作实践的。但相关服务单位存在越来越多受过专业培训的社会工作者也可能产生紧张关系，甚至是受过专业培训与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之间的冲突。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中国仍有7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针对高度贫困农村的社会工作实践至关重要（Lo, 2004; Mao, 2000; Smith, 2003; Yan and Tsang, 2005）。但在很多发达城市，青少年犯罪、药物滥用、婚姻问题和精神疾病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迫切的问题。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中一般的社会和社区发展与城市社会工作中专业临床实践之间的张力，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由于商业化，职业化和政治化的力量，教育和培训方面也存在张力和问题。一是大学培训与干部学校培训间的张力，民政部的干部学校往往更多地关注政治和官僚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实践（Li, 2004; Lo, 2004; Mao, 2000）。但是，大学可能更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学术和专业的社会工作培训，然而，Yan and Tsang（2005）的研究表明，由于这些训练大部分是在社会科学，政治教育和哲学院系进行，所以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社会工作课程和项目。
中国近代社会工作教育最大的张力之处，就是发展的历史很短，在专业发展上投入的资源有限。许多社会工作课程在制定自己的专业课程方面没有足够的教学和实践经验，他们可能需要香港和西方国家学者的帮助。社会工作教育的短期历史也意味着有限的社会工作培训知识。最后，短暂的发展历史也意味着在社会工作教育课程设计方面经验的不足。
本文试图描述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的张力和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方可以尽量配备社会工作者来面对职业化、商业化、政治化的挑战。比如面对职业化，在香港学者和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教育工作者应该尽全力做好社会工作适应培训。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应该学习如何生产高性价比的社会服务，以及如何为快速发展的城市服务对象提供自助金融服务的知识和技能。至于政治化，人们应该学习如何把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融合起来。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相关人员应紧密合作，共同制定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和教育，以解决不同地区社会需求的多样性。
文献来源：
Kam-shing Yip (2007). Tensions and dilemma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0(1): 93–105.
文献整理：赵南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