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创造未来的20位科技梦想家

帕里莎•塔布里兹（Parisa Tabriz）带领团队努力解决曾经被视为“用户故障”的问题，她们在浏览器如何与用户交流方面做出关键性的改动、主动侦测网络钓鱼骗局。“尽管有人指控我们是家长式作风，但我们所处的立场要求我们要保护好用户。”塔布里兹说道，“假如你不明白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你也就无法保证人类的安全。”

华尔街代表了资本主义最凶猛的一面，但理查德•克雷布（Richard Craib）相信，华尔街也可以是一个友善合作的地方。他的对冲基金公司Numerai以众包方式、从数千名匿名数据科学家处获得算法，依靠人工智能算法来处理全部交易。但克雷布并不希望这些数据科学家过度竞争，因为竞争者的利己之心与让最出色的人才努力改进基金的目标相矛盾。克雷布研发出了一种鼓励合作的Numer-aire币，他说，“我希望创立一个国度：一个人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地方。”

凯特•舍克（Kait Schoeck）是微软公司Surface电脑产品的设计师之一，致力于帮助微软公司达成看起来数十年都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设计上超越苹果。“能够把握住我们制造的产品——那时你才真正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行得通。”舍克说道。她发明了一种使Surface Book电脑可拆分的旋转铰链，她带领的团队也找到了让触摸屏笔记本电脑摸起来自然的方法，制造出真正能够取代笔记本电脑的平板电脑……

马努•普拉卡什（Manu Prakash）造访印度和泰国的狂犬病诊所时，发现在偏僻的村庄里，传统的显微镜毫无用处。于是，普拉卡什这位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生物工程师着手制造他称之为“显微镜笔”的仪器——一种高性能、低重量、耐用廉价的工具，并把显微镜捐赠给任何想要的人。2017年，普拉卡什的实验室推出了“纸离心机”（Paperfuge），这种成本为20美分的离心机可以用来诊断疟疾。普拉卡什所发明的价格低廉、设计灵巧的器件证明：在公共健康的问题上，高科技、高成本的解决方法并不总是最佳方案。

2016年夏天，Snap公司聘请了媒体产业老将杰夫•卢卡斯（Jeff Lucas），2017年3月Snap的首次公开募股之后，他的任务是用可观的利润来支撑Snap品牌数十亿美元的估值。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需要抵御一些模仿抄袭的竞争者，从脸谱网和电视网那儿吸引来一些广告支出。在这个为了广告资金而竞争且参与者众多的行业里，卢卡斯将会让那些看门人为Snap公司打开金库。

WhatsApp、Signal和iMessage等服务使端对端加密不再为间谍和密码朋克们所独享，它已经变得几乎和表情符号一样寻常，但是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建立一条不间断的加密信道并不够。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创造了一款可能代表下一代秘密分享工具的手机应用（Ricochet）：它不仅可以隐藏消息文字，还能隐藏你的社交图谱。

硅谷创造了数目惊人的财富，但高科技产业的成果很难惠及旧金山湾区之外的地方。莱斯利•米利（Leslie Miley）想要改变这种状况。2017他在美国风投公司发起了“驻地高管”项目，通过邀请人脉广布的企业领袖，让当地人才与硅谷建立联系纽带，激励初创企业在那些城市开展运营，从而在底特律和巴尔的摩等新兴市场培养高科技企业的创建氛围。

上述3位女性塑造了亚马逊Alexa的个性：米歇尔•里根-兰瑟姆（Michelle Riggen-Ransom）创作了自动程序的原始反应，法拉•休斯敦（Farah Houston）的任务是确保那些反应符合顾客的期望，贝丝•霍姆斯（Beth Holmes）决定在Alexa的词汇表加入哪些时事（从“超级碗”到奥斯卡奖，不一而足）。“我们的共性是大多数人都曾经是作家，并且不得不在作品中表达幽默。”休斯敦说道，“众人合力，才能培养出一个像淑女一样的人工智能程序。”

劳拉•戈麦斯（Laura I. Gómez）创立了只按照求职者的技能情况对其进行分类的Atpica公司。公司软件利用来自公众、产业和内部信源的信息，揭示出最有可能申请某份工作的人的类型，分析聘用模式，并量化了某些类型的候选者会接受工作邀约的可能性，并让那些能胜任新招聘的工作岗位的多样化候选者重新浮现在视野内，这项策略已经让数千名求职者得以被用人单位重新联系。

只要灵感来袭，任何地方都能成为史蒂夫•莱西（Steve Lacy）创作音乐的工作场所，酒店客房、汽车里、理发店都有他的身影。随着一首首不寻常的旋律诞生，莱西向行业证明了优秀的音乐不一定是光芒闪耀并经过深度的制作。

克里斯蒂娜•阿迦帕基斯是连接银杏生物工作室技术部门和创意部门的桥梁，她和大型食品生产企业合作，构想如何使用经过改造的微生物来让他们的产品更优良、更廉价和更耐用。“我做的许多事是考虑这项新技术是否具有创意。”她说道，“成功所要求的东西不仅是好的科学——它还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思考。”

自从美国总统大选以来，马切伊•切格洛夫斯基（Maciej Ceglowski）对所属行业的批评变得更加犀利和尖锐，激励了新一波的技术积极分子，他们拒绝利用公司的用户数据创建穆斯林登记系统。2016年，切格洛夫斯基创立了“技术团结者”组织，目标是培养一个更加谨慎认真的技术行业。他希望“技术团结者”组织能在未来几月内制定出一套涉及到行业方方面面的伦理准则，最终使雇员们联合起来。他相信，对强大的科技公司施加影响的最佳方式是由内向外：通过让他们的员工掌握力量的方式来实现。

陈梅陵（Connie Chan）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一名合伙人，她认识到，美国的科技公司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行业领导者，全世界都会跟随他们的脚步。中国的技术公司只会模仿的成见已经过时了。“假如你研究过中国产品，你能受到灵感启发。”陈梅陵说道，中国的科技行业从信息传递到现场直播领域都领先于美国，美国初创企业要向中国同行学习。 

基因组研究者詹姆斯•卢（James Lu）和他所在Helix公司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整个外显子组进行测序和储存，开发出分析你方方面面情况的应用，从你的患癌风险到你对葡萄酒的喜好。“某个人也许对遗传性疾病感兴趣，另一个人也许关心的是健康或营养。”卢说道，“我们与应用开发者合作，提供更好的产品，提供更多你的基因相关信息。”

马特•卡茨（Matt Cutts）是谷歌公司反垃圾电邮的首席技术员。但是当时机到来时，他没有离开，“我的内心告诉我，应该选择美国数字服务处。” 卡茨监的团队致力于为退伍老兵建设一个线上门户网站。卡茨告诉朋友们，无论在大选时投票给谁，“一旦你在这儿看到你能攻克的问题种类，这份工作会变得相当让人着迷，而且你真的能慢慢改变世界。” 

格尔德•曼茨（Gerd Manz）是阿迪达斯公司负责技术创新的工业工程师，他领导着员工是机器人的新制造设施，并直截了当地取名为“快速工厂”。2017年，阿迪达斯将在两家“快速工厂”内开始制造产品，每家工厂最终都能年产50万双独一无二设计的鞋子。借助3D打印、自动裁剪、电脑化针织之类的新技术，在几小时内就制造出来一双鞋。曼茨说道“未来的机器工厂会满足顾客的需求：它会以极快的速度生产出极度个性化的商品。”

莉莉•彭（Lily Peng）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攻克医学难题，她和同事在利用神经网络来识别造成美国成年人失明的首要原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引导我们确定那些面临最高风险的人士，并让他们尽快得到治疗，而不是拖到日后。”彭说道。她并不是想要取代医生，她希望这个系统最终会帮助贫困地区的内科医生以更快的速度来检查更多的病人。在未来，医生能够和人工智能一起合作，检查X光片和核磁共振成像影像，侦查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想要提升世界各个地方对于医疗的可获得性。”她说道。

威尔•马歇尔（Will Marshall）是行星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广泛的人群有机会接触卫星影像。”它们能够每天拍摄到地球的全部陆地，且运营成本远远低于以前的卫星。有了天空中的眼睛，救援组织能够在灾难之后确定遭受重创的区域；企业农场能够监控它们的作物生长情况；金融公司能够看到有多少矿石从矿中开采出来；环保团体能够追踪森林砍伐。一旦你开启了通向太空之门，其他人会以越来越低的成本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