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21世纪幅员最辽阔，且无可争议最重要的首个超级大国，已经成为全球移民秩序的关键枢纽（Pieke，2007）。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与国际移民潮。然而，无论中国自身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面对当下的剧烈变化。未来的五年、十年或二十年，这些变化可能会产生更重大的影响。当国际移民开始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特定空缺，外国人被更美好生活的承诺吸引，中国也正迅速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目的地。
站在短期与中期视角，中国作为移民大国的崛起主要取决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向服务型城市经济的逐步转型，而人口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影响时机则并不明确。2003年，中国首次出现了国内流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农村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已所剩无几，而他们曾是最向外迁移的主力军。中国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蔡昉与研究合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转型阶段，不能再依靠取之不尽的劳动力供应推动经济增长（Cai，Yang，and Wang，2009：22–25）。劳动力短缺拉高了流动劳工的薪资水平，尽管2008年底至2009年初的经济危机曾导致短暂波动，但这一趋势仍在持续（Cai et al.，2010）。2010年，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了广东外来务工人员中偶有发生的暴力罢工与抗议行动，显示出该地区移工极强的议价能力，也引人推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增长战略可能即将终结（“Is China's Labour at a Turning Point?”，2010）。
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根本重组可能刚刚拉开序幕。阿塔尔·侯赛因（Athar Hussain）表示，只有经过较长一段时间（15年以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失衡才会真正导致劳动适龄人口的大规模短缺。在那之前，中国还将继续享受独生子女政策的红利。正如蔡昉和王美艳指出，在2013年之前，与劳动适龄人口（15至64岁）相比，中国因老（64岁以上）、幼（15岁以下）而无法工作的人口数量将始终呈下降趋势。随后，老年人口将保持增长，而受抚养的未成年人数量仍在缩减，因此中国的“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仅会缓步提升。只有到2025年左右，长期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失衡危机才会全面爆发，使局势迅速恶化（Cai and Wang，2009：105–7；Hussain，2002；Hussain，Cassen，and Dyson，2006）。
总而言之，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趋势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将日益紧缺。二十年后，城市将取代农村成为中国的决定性面貌，农村也不再是城市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低端工作取之不尽的移动劳工储备库。此外，男女比例的失衡也令人忧虑，男多女少的局面将刺激对国际女性移民的需求（主要是为娶妻，但也可能有情妇、妓女的需求）。
近年来，中国媒体和少数学术工作者开始聚焦外国移民社区的发展，包括穆斯林、南亚或非洲的商人，留学生，韩国中产群体，外国侨民和朝鲜难民。除此之外，亦有少数的非中文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关注广州的非洲人、江苏南部等地的新加坡人和英国人、北京的韩国人、北京的西方上层社会、上海的台湾人以及中国南部家庭中的东南亚妻子。当然，历史学家对1949年以前在华西方社群及通商口岸的著述颇丰（例如Bickers，2011）。另外，有关归国华侨及其对家乡的影响亦有较长的研究传统（最早为Chen Ta，1939），最近的研究对象则是回国的中国学生与学者。除此之外，一些通俗读物聚焦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风风雨雨、在华经商的注意事项以及外国人在华生活的大事小情，它们亦形成了小规模产业。但除去极少数例外（例如Li，2008），几乎没有研究将当代中国的外国人视为促成“族群社区”（ethnic community）的移民问题，与绝大多发达国家的相提并论（包括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种将中国视为移民迁出国而非迁入国的思考方式，为理解中国的全球角色制造了巨大盲点。
仅凭本文不可能填补这一空白，由于研究的匮乏，我只能试图勾勒出一个大体尚未被探索的迷人领域。为此，我系统浏览了相关中文资料，翻阅了英文和法文的移民生活报道，尽管数量十分有限。2010年6月，我曾前往北京、昆明和广州开展研究旅行，对负责外籍移民、就业和居留各方面事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研究者进行采访。上述信息源共同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开始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选择解决之道。
赴华移民的始源与兴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际，共有逾20万名外国侨民（或称“外侨”）在中国生活。在中共看来，外国人的存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之百年屈辱的最显著表现。战争胜利后，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党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几乎所有外侨都主动离开中国，或是被当作国民党间谍、帝国主义剥削者或基督教传教士驱逐、监禁乃至处决。1949年曾有54944名来自“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侨，到了1955年只剩7833人。1955年，中央出台了接待新中国“外宾”和“外国朋友”的新制度，适用范围包括外国代表团、访客、学生、商人，乃至部分游客。对外国人的限制开始放宽，某些地区也逐步向外国旅行者开放。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联的模仿，但该体系在生活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对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细微差别，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独特的，其中部分层面至今仍存，影响着中国上至国家下至百姓对待外国人的态度（Brady，2003）。
在20世纪50年代，数以千计的外籍专家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人群体，他们来自苏联及其盟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随着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渐紧张，这些专家被召回。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从1964年开始，中国对外国人重新施加限制，包括设立外国人检查站（中国警察学会，2003: 6–7）。文化大革命伊始，中国已变成一个几乎不接纳任何外国人的封闭国家，只留下少数外国外交官、记者、学生和商人（都来自那些承认中国政府的国家），以及一些因印尼反华运动而逃回国的华侨。
20世纪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阶段结束后（1966年至1969年），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开放，国际关系正常化，来华外国人也逐渐增多。1976年，毛泽东逝世；1978年，“四个现代化”正式拉开序幕，赴华外国游客数量迅速增加。1978年，共有102万外国人进入中国，1985年上升至329万人，1999年则达到1670万（中国警察学会, 2003: 7–8）。20世纪70至80年代，长期居留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有三类：攻读学位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朝鲜）学生和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发达国家学生，外籍商人、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语教师和其他“外国专家”。上述外籍人士的居留仍然到国家机构的严格管控，并非由市场力量或其他经济计划之外的因素驱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中国才具备了吸引自主迁移和居留的条件。住房、就业、贸易、投资、医疗和教育的发展迅速“超出了计划”（Naughton，1993），让中国人与外国人都能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
2010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将外国居民纳入统计，但给出的外国人数量极不准确，数据分散在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此外，中国的许多外国人或是非法居留，或是仅持有短期签证，因此经常往返于境内外。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当他们是游客而非居民。此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的界定本就模糊，因此与外国人相关的术语相当复杂。“外国人”通常仅指非中国国籍者。在官方层面，外国人包括生于海外的华裔，以及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现外籍华人。而在官僚系统的实践中，这类外籍华人与非华裔外国人却被区分对待。更混乱的是，尽管台湾、香港和澳门人均被划入 “中国人”、“华人”以及“中国国民”这些大类，但作为特别行政区划的居民，他们又介乎纯外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间，被称为台湾“同胞”和港澳“居民”。而在中国外来移民的讨论和统计中，所有或部分中国籍华人和纯外国人往往被收入“境外人员”或“境外人口”这个大类（Jing，2003：60）。不同的术语与分类令人眼花缭乱，不可避免地为辨析某一事实、数字或陈述造成了阻碍。
关于中国国内的移民数量，最易获取且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来自联合国。据联合国统计，1960年中国的外来人口为24.57万人，1990年增至37.64万人，2005年达到59.03万人。没有资料说明这些数字具体所指，但很可能并不包括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人。2010年的人口普查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境内共有593832名外国人，此外还有170283名台湾人、234829名香港人和21201名澳门人，最终共计1020145人。此次人口普查首次提供了全面可靠的境外人口数量，通过对数据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内地境外人口的具体分布和构成。然而，我认为这次普查的数据可能远远低于真实情况，但要做出明确判断，显然需要对普查方法和惯例进行更透彻的研究，而在本文付梓之时，即2011年4月29日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仅几日之后，我尚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将能找到的其他数据与之综合，得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图景。大多数中文资料源只提供来华外国游客的总数、特定地点或特定行政部门登记的外国人数量，或者是对特定国籍者群体规模的估算。国家外国专家局报告称，2010年该局聘用了40万名外国专家。2001年，共有50万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定居，17.6万港澳居民在中国内地工作（Jing，2003：60）。另有资料显示，2005年共有38万外籍人士（据推测不包括港澳台人士）在中国登记居留一年或一年以上（Xu，2008：27）。2006年，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报告称，2006年有18万外国人持有该部门颁发的工作许可证，几乎是2003年的两倍。在这些外国人中，有5.5万人在上海工作，3万人在北京，6800人在广州（中国培训，第七期, 2007：59）。
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我们都应记住，国际移民仍只是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例如，联合国统计2005年中国境内的移民人数为590292人，仅占当年总人口的0.05%。然而，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高度集中于特定地区。外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能说明外国人社区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带来的影响。在那些城市，外国人已成为城市景观中一个长期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相对于庞大的人口总数而言，外国移民数量很少。
很显然，简单而含糊的类别划分无法展现中国移民的规模与复杂来源。在尚无成熟分析类型学指导的情况下，作为初步尝试，可将新老移民分为五大类：(1) 学生；(2) 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企业工作者和贸易商；(3) 归国华侨；(4) 跨境移民；(5) 寻找发财机遇的临时来华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