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充满了无数次的结束：期末最后的考试，生活或学习地方挪动，职务升迁调动，一段关系的终结等等。所有这些都会让我们焦躁、紧张，甚至还有一点点期待和幻想——像是等待一个任性的情人一样让我们心情忐忑。但无论如何，它同样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的正能量，通过完美地结束人生的某个阶段，不留遗憾地告别过去，以全新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
而最近的一项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种快结束的感觉，有时反而会引发不良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欺骗成本很低的情形下，人们很有可能在快结束时的最后一次机会里选择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是坚守社会期许的道德——这种现象被赋予了一个很直白的名称：cheating-at-the-end effect（未端欺骗效应）。
顾名思义，“末端欺骗效应”所描述的是：当人们面对一系列的利益选择时，更倾向于在最后一次时采取欺骗行为的现象。
研究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cheating at the end to avoid regret”。当然，其意思不是“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悔恨”，而是说真正导致“末端欺骗”现象的原因是：人们为了避免后悔，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撒个谎。
这样说是不是会让我们对人性的信心崩塌80秒？是否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
研究者们首先认为，人们的欺骗行为源自对want（想要）和should（应当）之间的权衡，而影响权衡结果的两大因素是scarcity（机会的稀有性）和anticipatory regret（预期后悔程度）。结果发现，当人们认为自己面临最后一次选择机会时，欺骗行为的比例相比其他选择中的比例就会显著提高；同时，人们的预期后悔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在最后的机会中采取欺骗行为。
好像有些不太好懂？
那举个课程考试的例子：
假设某门课程在一学期内设置了7场考试（大概是每两周一次），期末成绩采取7次成绩累加后给分。这样在前6次的考试中有同学们就会想：没事，这次糊弄过去下次还有机会好好考试；但是在第7次考试来临时，那些人才会惊觉：天啊，这次再考不好之后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于是，第7次考试的成绩就变得格外重要——这恰好可以用来说明机会的稀有性。
选课的学生中有位徐同学，她在之前的考试中有3次正常发挥3次失利；而在第7次的考试中她有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作弊获得高分，并且不会被人发现。此时，她要思考一下不作弊会发生什么（其中之一就是想象分数公布后的痛彻心扉，悔不当初）。诚实作答而挂掉这门课的可能性越大，她选择作弊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就是预期后悔程度对于欺骗行为的影响作用。
他们在研究中，分别做了四个实验和一组元分析，以期验证两个假设：
1. 当人们以为只有最后一次撒谎机会时更容易撒谎；
2. 当人们以为只有最后一次撒谎机会时，对错失机会的预期后悔程度会导致他们更愿意撒谎。
实验1和实验2采用了相同的实验范式，即要求被试自己投掷硬币并报告朝上的一面；而当朝上的一面符合实验预设的中奖面时，被试就能够拿到0.1美元的额外报酬。
在实验1中，所有被试都要掷13次硬币，自变量为实验开始前被试被告知的总投掷次数，分别为7次（expect-7），10次（expect-10），13次。也就是说，一部分被试在以为自己用过最后一次机会后还要完成6次或3次投掷。结果发现（如下图），expect-7组的被试在第7次投掷中报告中奖的比例出现峰值，expect-10组则在第10次投掷中出现了中奖峰值，并且与其他试验次数（trial）的结果比较均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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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者发现，那些被告知有13次投掷机会的被试的自我报告结果，并不符合“末端欺骗”的假设……即他们在最后一次机会中的中奖率并不是最高的。于是研究者们猜测，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获利机会已经很充足了，就没必要再撒谎。
于是，在实验2中，研究者将总投掷次数增加到了20次，然后被试被分为expect-10和expect-20组（即预先被告知共有10次或20次机会），另有一组被试是unknown组，即不知道共有几次投掷的机会。结果显示（如下图），expect-10组第10次投掷的中奖率显著高于其他试验次数；而expect-20组在第20次投掷中没有出现中奖率显著提高的现象，也就是不支持“末端欺骗”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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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两个实验后，研究者针对五个使用掷硬币范式的实验数据进行元分析，最终的结果是：在最后一次机会里，人们的中奖率显著高于之前的试验次数；同时，人们在最后一次时撒谎的概率相比先前试验次数的平均概率高了将近3倍。
实验3：是对实验1和实验2的延续，被试的任务是想象自己在已经投掷出3个正面和3个反面（即有50%的试验次数获奖）后，剩余的1次（expect-7组）或3次（expect-10组）投掷的结果，并在之后汇报自己对于选择的预期感受。
结果显示，“末端欺骗”现象同样发生在想象任务中，人们对于诚实行为的预期后悔程度对该现象起调节作用。
实验4：使用了另外一种实验范式，被试被分为两组，分别需要在网络上完成对7篇（expect-7组）或10篇（expet-10组）文章的编码，而报酬是根据被试自我报告编码所用的时间决定。实际上研究人员在网页上监控了被试的浏览时间，结果发现（如下图）所有被试都虚报了编码所用的时间，而expect-7组在第7次汇报中的虚报时长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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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启发意义非常大，比如说：颇具中国特色的“59岁现象”就完全吻合了“未端欺骗”的规律——即许多政府官员、国企高管会趁着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在59岁大寿的时候利用职权为自己狠捞一笔。
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官员不一定非在59岁才发生贪污腐败。不过，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贪官都是在某个位置呆过足够长的时间后，或者在离开某个肥差前，赌一把自己的运气，开始走上贪污腐败的道理。然后带病提拔，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错，悔恨终生。显然，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不是年龄而是主观的时间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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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好的措施可以阻止这类由于“结束期待”所带来的“末端欺骗”行为呢？
研究者们给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议：
1. 合理设置，并加强监管
既然结束欺骗现象难以杜绝，就在设置中给它的出现留有余地。不能把最重要、最需要诚实完成的任务放到最后；并且对即将换位的高管给予更严格的监管。
2. 隐藏结尾
不让别人知道最后一次机会在什么时候，就可以大大降低在最后被忽悠的可能性。比如：老师说这学期我们不知道要考多少次小测，都算成绩，同学们就不敢逃课也不敢随便浪费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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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可行建议：
降低预期后悔程度：不让最后一次机会与利益牵涉太深，即使因为诚实而失去了最后的获利机会，也不会让人太过悔恨。
提高犯错成本：这个方法大家早就熟练掌握了，其实就是加强管制，严惩不贷，但手法有些低端，容易造成人们的消极应对态度。
其实，该文还提供了一个成功摆脱“结束欺骗”现象魔咒的隐藏攻略，那就是当试验次数到达13+的时候，最后一组选择的谎报比例就没有差异显著性。也就是说，当人们获得足够多的满足个人利益的机会时（研究者猜测是20次以上），就不会那么冲动地要在最后一次狠捞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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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于解决中国贪腐问题，如果从开始就给予了每一个官员足够多次获得合理收益的机会，官员们是不是就不会在最后一把时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呢？也许这就是某些国家或地区采用“高薪养廉”的心理学原因。
Effron, D., Bryan, C. & Murnighan, J. (2015). Cheating at the End to Avoid Regr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彭凯平”，《赛先生》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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