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者”的功绩

有个人，在近代史上，大大有名，妇孺皆知。历史老想把他绕过去，可惜的是，他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卖个关子，不说他是谁，先来做个排除法。

他不是教育家，但是热心教育，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创办学堂时，他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这话放在当时那些名胜一时的大学校长的话语中，毫不逊色。即使有人捉刀代笔，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见识。

废除科举是近代教育史上大事，也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女儿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可惜后世史家在谈到废除科举时，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给大清皇帝的奏折还在，证据确凿。

直隶（今河北省）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较早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跟他关系莫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严修等人才在直隶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办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1907年，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起建礼堂，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直隶最早的公立女子学堂，也是他下令创办的。也是在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直隶教育位居全国第二。

他也不是财政专家，但是1901年12月，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面对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财政烂摊子”（当时的直隶财库有20万两白银，还是从山东财库借来的），他发展实业，成效显著。

1902年，在他的主持下，保定设立农务局，天津设立工艺总局。1905年，农务局试种美国棉花成功，“绒絮颇长”，外国的棉花确实好，所以随后就开始在直隶等北方省区推广，这在农业发展史上，算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而直隶省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得过程，正是在他主政直隶期间。

工艺总局则是领导全省进行工商业建设的机构。在其发展直隶实业的过程中，提出官为商助的主张。1904年，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创办，资金不足，他指示政府拨款15000元入股相助；1907年，天津机器玻璃厂建厂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拨银5000两相助。这种方式在今天看起来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在工商业刚刚起步的晚清，对于企业的发展却起到了非常的促进作用。天津正是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得举些枯燥的数据，才能看清楚当时天津的发展：庚子以前，天津仅有四五家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为110万两，到了辛亥以前，已经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为2920万两。

数据不会说谎。所以有论者说其主政直隶时期，是天津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他也不是司法专家。但是现代法学先驱沈家本质所以能主持修律馆，正是缘于他与同僚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和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再比如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就设在直隶，而他是直隶的主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