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严重影响到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中遇到的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也就是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并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的问题。
关键词：
历史分期；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
任何学术领导机构的成立，总不是无缘无故的。1953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同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第二所，创办史学研究第一刊——《历史研究》，以及毛泽东最先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重大史学事件联系到一起。故而，学界在书写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史或学术史时，总会提到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材料太少，人们在叙述其成立原因时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个流行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历史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按照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说法，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只是“一个研究的组织，对问题提出意见，不是发号施令的机构”，并没有明确说其成立原因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那么，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到底因何成立，这个问题需做出考辩。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来源。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直接材料，主要有：1953年7月中宣部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名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以及8月5日中央批准三个委员会名单的文件、1953年8月8日中宣部关于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通知、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等三部门党组报告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及其附件、1953年11月5日中宣部印发的于9月21日召开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54年9月29日陈伯达致刘大年的信、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这些材料在 《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刘大年传》等论著中很容易找到。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间接材料，主要有：刘大年《的创办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的六封信》（《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等。
以上材料中，当属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最为关键。20世纪90年代初，刘大年找到这份会议记录，为后来弄清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情况提供了关键证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时间是“1953年9月21日”，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参加者有陈伯达、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胡绳、尹达、刘大年，列席者有黎澍、佟冬。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人陈伯达作会议说明，讲到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情况以及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内容，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学习苏联先进历史科学经验的问题、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方针问题、二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成就问题、中国科学院成立新的历史研究机构问题、历史刊物的创办问题、高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问题、历史资料的编印问题等。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的完整稿一直未见公布，其内容散见于《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以及《刘大年传》之中。
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可知，这次会议的议题相当广泛，只是聚焦于历史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因此，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常被人误以为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为什么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最初不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的问题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历史教育所处的实际状况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时间努力，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教育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发展，实现从旧教育向新教育的重大转变，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是，新中国教育事业毕竟受到旧教育、旧思想的长期影响，发展起来不可能一帆风顺。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亟待解决问题也很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其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央人民政府增设新的教育行政部门来加强管理。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为高教部部长，张奚若为教育部部长。1952年11月25日，高等教育部举行成立大会，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举行部长就职典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在会上指示：“今后国家要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过去的教育领导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分成两个部来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 1953年1月13日至24日，全国各大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强调教育事业要遵循“按计划办事”的原则，坚持“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些机构的调整与新设，为随后教育工作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制度保证。
其次，中共中央要求政府部门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强调“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执行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中央决定，按政府部门性质来讨论工作，并制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其中教育工作两次），并且要求“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五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教育部、高教部作为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部门，自然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及时向中央报告教育工作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教育部、扫盲委以及高教部党组对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工作做出全面总结和分析，并向中央呈交报告。其具体情况如下：1953年4月21日，教育部党组向中央呈交《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1953年5月9日，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党组向中央呈交《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3年5月14日，高等教育部党组向中央呈交《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方针与工作的报告》。教育部等三个部门党组的报告，同属文化教育工作的范畴，理应纳入同一个主题之下来讨论。中央政治局收到三个党组报告后，于5月18日专门召开了以教育工作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党内会议，没有公开报道，具体情况难以悉知。目前，公开文献中有两处记载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较为详细：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的记述：“五月十七日、十八日、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毛主席主持了会议。”二是《毛泽东年谱》的记述：“5月18日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讲话。”“5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 这两处材料所记时间虽然不一致，但所涉主题为同一件事则是确定的。为何同一件事时间记述不一致？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毛泽东只是参加18日和20日的会议，而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意见还须召开会议来讨论并做出决策。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精神，中共中央对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作出重要指示。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并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指示，改进文教工作的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文教工作的领导和改善文教部门本身的领导状况，今后要在中央的统一方针领导下把全部文教工作逐步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长期以来，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的披露时间较晚，以致难以搞清一些具体问题。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办公厅编辑的《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3年）》和高教部办公厅编辑的《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中没有公开各自党组的报告。改革开放后，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陆续公开。1998年，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出版，首次披露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原文，但却没有成文时间。2013年，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3册出版，完整披露了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的原文及成文时间。自1953年4月底至5月初教育部等三部门党组陆续向中央呈交报告，到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教育工作，再到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等三个党组报告并作出重要指示，这些事情之间的历史逻辑非常清晰，反映出这个时期教育工作的重大变化和调整。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报告及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又怎么会同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关联起来了呢？这就必须说到教育部、高教部党组报告中提到的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的问题。教育部党组报告指出，我国教材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对教材编辑工作既缺乏方针领导，又没有认真地组织编辑力量，制订编辑计划，以致直到今天，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教材根本未解决，中、小学教材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为了解决各级学校的教材问题，教育部党组提出：“教育部拟大力抓紧这一中心工作，加强对这方面的政治和具体业务领导。关于教学大纲、教科书中的重要原则问题，特别是关于文史方面的问题，如中国历史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时期，语文课的语言知识与文学的分开教学，中学历史课中关于古今中外历史教学程序的安排问题等，将另作报告请中央指示。我们要求中央决定调集一批适于做编审教科书的干部到中央教育部来工作。” 高等教育部党组报告也谈到教学改革中存在着教材缺乏、教学效果不良等问题，并提出“应加强教学改革的具体组织和指导工作”。教育部和高教部党组虽然都谈到教材编写以及教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但有所不同的是，教育部特别指出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遇到的问题。1953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也重点讨论到教育教学和教材编写遇到的问题。作为会议主持人，毛泽东针对教材编写发表意见说：“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针对历史与语文教学问题发表意见说：“历史与语文应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 这里的“历史与语文应分开教学，责成组织委员会讨论解决”，实际上就是中央做出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国语文教学问题研究委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委员会的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就明确指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研究语文、历史教学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如语言与文学分开教学的问题，古代社会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均由两个委员会讨论解决。”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中宣部很快就向中央呈交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三个委员会名单的请示报告。1953年7月26日，毛泽东审阅中宣部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三个委员会名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并批示“照办，指定主任。”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陈伯达同志为主任”；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在语文教学问题研究委员会名单后，批示“以胡乔木同志为主任”。195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等三部门党组报告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各级学校教科书的编审亟待解决，中央组织部应即调集一批干部集中到中央教育部，以进行这一工作。中央并决定由中央宣传部负责组织中国历史、语文教学和文字改革三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加强各级学校的历史和语文教学工作。” 至此，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为指导全国历史教学研究的专门学术领导机构。很显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后，既具有指导中国历史教学工作的职能，又具有指导历史研究工作的职能，是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学术领导机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看到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后，误以为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反而忽视了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时的历史背景与问题导向。当然，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问题，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和任务问题，虽各有不同，但又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要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的问题，必须从历史研究这个源头来解决才是根本之道。但如果分析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还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最初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与问题导向，要不然容易把结果当成原因来对待，出现历史逻辑的错位。
何以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的编写会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甚至做出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呢？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确是厘清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原因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的历史观点编写出版一套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但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各方面事业处于起步阶段，要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并不容易。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总署发出《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并附有《一九五○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这些推荐使用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包括由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审定的《高小历史课本》、《高中本国史》、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以及其他解放区编写的历史课本。这些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是参考利用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等著作编写而成的，存在着“内容都有点深，而且体裁也不适于课堂教学之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编写出版一套新式的历史教科书乃势之必然。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组建成立历史室负责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1951年5月18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政务院第八十五次政务会议上指出：“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首先着手编辑政治常识、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 随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和修订历史教科书。但是，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毕竟有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据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负责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苏寿桐回忆说：“从1951年起，有些同志才试图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但由于人力所限，方针未定，这种尝试只能为探索编写新教材积累了一些经验，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自1953年起，中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过去编写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于是重新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任务又提上日程。在这个背景下，教育部、高教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包括历史教科书在内的整个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方面的情况。不仅如此，教育部党组报告还专门提到历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如中国历史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学历史课中关于古今中外历史教学程序的安排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对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做出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