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人类发展和演进史中，人类经历了与自然界各种生物和恶劣环境、与其他区域其他种族的人类以及认识自我等等无数竞争与考验才走到了今天。在这漫长的旅程中，人类获胜的工具是理性吗？拥有理性我们是否就可以更加优秀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希望通过这本小书给我们揭示这些奥秘的指引。
关于人类理性我们大多有过一些了解，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人类认知偏差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仿佛貌似理性的人类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不一定按照理性的预期去做，感性或者带有偏差的认知成为主导我们行动的推手。西蒙分析过人类的感情，认为：“情感的作用是把你的注意力从当前的关注对象，转移到需要你马上关注的其他事情上。”希特勒以其饱含激情的演讲和雄辩的口才，使得他滔滔不绝的宣泄与谩骂往往快速而有效地引发德国民众大国崛起的雄心壮志，因而失去了对其观点和价值观进行评判与质疑的能力，而类似希特勒一样鼓动并吸引大批民众义无反顾地冲向各种政治运动的“革命家们”并不少见，他们可以利用人类理性的这一弱点，将民众玩弄于股掌，在领袖面前涕泪横流，愿为建立领袖所臆想出来的乌托邦粉身碎骨。希特勒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所采取的行动是理性的，相反那些被鼓动起来的民众却是非理性的，理应更加智慧、更加理性的人瞬间变成乌合之众，无数民众的理性被一个人理性所淹没并利用，使我们看到了理性的无力，也意识到理性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抵御纳粹主义的主要盾牌，我们的主要盾牌是同纳粹主义截然不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在情感面前，理性弱点尽现，此时不要过多依赖理性，引领人类走出迷雾的是坚强的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基于上述已经出现并且不止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出现的事实，单纯的科学知识无法弥补充满煽动性的激情，西蒙认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显得更加重要。“人文作品仅仅靠打动学生是不够的，它们在打动学生时还应该教会学生们实事求是。”除了要有美育上的收获，更多的是要在求真、求善上有所建树。
人类的生物进化过程大约持续了10万代，而农业出现之后的进化只有大约400代，在这一阶段，却没有更多证据表明人类物种在生物性上有什么大的改变或进化。却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这段时期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甚至有科学家认为，“文化演进已经代替基因进化，成为人类物种持续变化的主要途径。”如果属实，那么哪一种群的人类能够根据不同的时空需要和生存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基因，哪一种群的人类就更具有生存适应性，在地球上更具优势。西蒙认为：“能够改变自身文化的物种是‘可编程’的物种。”换句话说哪个种群的人类能够不断对自身文化进行调整、对其他输入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兼容并蓄，哪个种群的人类就是具备了人工智能（AI）能力的智能型种群，相对于其他不能适时调整自己文化、固步自封、封闭保守的那些人类种群而言是有生存和发展优势的。
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总希望趋利避害以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是如果一个种群能够出现利他主义者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当全体都是非利他主义者的时候，出现利他主义者一定是变异的结果。然而这些起初是个别的、可以为了群体内其他所有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利他主义者却可以慢慢传递自己的文化特性，开始影响群体内其他非利他主义者，其结果是“那些利他主义者比例最高的特性群体将有着平均最高的适合度。”其原因是：“一个特性群体中的利他主义者越多，那么每个利他主义者的利他成本，就越能够被其它利他主义者提供的回报所弥补。”生活在利他主义者占据多数的特性群体中的利他主义者，将比那些生活在非利他主义者占据多数的特性群体中的非利他主义者拥有更高的生存适合度。其结果就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会感染更多的非利他主义者成为利他主义者，这样大家的利他成本最低、每个人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额外帮助和支持最多，大家生存压力最小、生存环境越好，也越容易占据更好地和更多的生态位，反之亦然。试想如果我们认为扶起倒地的陌生老人是一种利他行为，那么如果在适当的制度和环境下，这种行为会产生涟漪作用，影响更多的人做同样的事情，也会使老人摔倒后由于无人救治而身亡的几率大为缩小。同样，利他主义者也会受此鼓舞继续从事类似利他行为。同样可以推导出的是：“利他主义者将主要存在于利他主义者占据较高比例的特性群体中，而不是出现在以非利他主义者为主的特性群体之中。”如果扶起摔倒的老人要面临被扶老人的讹诈甚至财产、名誉损失和法律诉讼风险，那么这样利他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少，人们宁可眼看摔倒的老人不治身亡也不会伸出援手，导致具有利他行为的人越来越少。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贫穷或富裕？新生儿的哪些信息能够对其长大成人后的惬意人生做出最佳预测？”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以下三点：“首先是他出生的年代，其次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是他的家庭所拥有的地位。不论是哪种因果理论，上述三种因素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的美国或瑞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富裕的，而中国和印度的大多数人则是贫穷的。”而投资大师巴菲特在回答记者关于“什么是影响一生最重要的选择？”这个问题时的回答是：“一个是你的出生，一个是你的婚姻，其实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跟什么人结婚。”比尔•盖茨有次在接受杨澜采访被问到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的时候，盖茨的回答是：“找到合适的人结婚。”他们的结论与西蒙不谋而合。出生往往没得选择，而婚姻则是决定你的家庭地位的很重要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的一生贫富，与后天努力分不开，也有很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屌丝逆袭的励志故事与心灵鸡汤，然而无情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出生在正确或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出生在能够或不能为我们提供人生起跑线领先位置的家庭，如此而已。”了解了以上事实，不难理解，在错误的年代出生，很容易就被狂热的政治疯狂所吞噬；出生在正确的时代，但是出生在某些国家，无论你通过手中权力还是所谓“创业”获得的地位和巨额财富，很容易就灰飞烟灭、人财两空，今天是财富榜首富，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今天是达官显贵前呼后拥，明天可能就是门前冷落万人唾弃，难逃贫苦，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过三代实属少见。在人类的有限理性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清楚现在的努力或许会改变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的境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为下一代选择出生的时间、地点和择偶的更大主动权，这也是大多数人依旧努力的原因。繁华盛世，依然有很多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用脚投票，选择将孩子送到国外，其实也有教育、健康、环境等等诸多考量。无论一个人现在身居何位、身价几何，看看他们将自己的子女、亲属送到了哪里，就非常能够说明他们希望为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们）所选择的生存环境和从传宗接代角度讲的物种最优化选择的意愿。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贫富呢？是我们出生的时间、地点和家庭环境，思考人生，或许可以从这几个问题开始。
人类有理性，然而是有限理性，还需在人类有限的理性下构建更加合理的制度：“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我们步入和谐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保证：其一，我们构建的社会制度，应该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自我’；其二，它不需要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自己的私利做出较大的牺牲。”
《人类活动中的理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赫伯特·西蒙 著 胡怀国 冯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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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董小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