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 | 移动网络时代的城市新时空：传播学视野中的传播与建筑

CICS

摘  要： 文章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了传播与建筑两种实践在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关系演变。传播与建筑的交织点，在理论维度上，是通过人的连接、交流以达成社会的公共性；其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当代都市公共交流的匮乏，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沉寂。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传播与建筑连接在一起：激发公共与私人交流，构筑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的和谐关系。在移动网络时代，通过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将传播与建筑所处的两个世界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勾连在一起。因此，传播与建筑的结合，不仅限于建筑通过传播的媒介再现得以扩散，为大众所了解。这两种实践在移动网络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连接，这种新型连接正在构筑城市新时空。

1 传播与建筑：时代的新连接

传播与建筑，似乎处在一种互不相干的状态。建筑是要在实体空间中创造具象的物体，传播则是用符号塑造虚拟世界。以城市论，就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是我们身处其中用物理材料构筑的实体城市，建筑是最重要的元素；另一个则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谓“想象的城市”，它是传播建构出来的，是媒介再现的产物。这两个城市，分处在实体与虚拟的两个世界里，呈现了传播与建筑的一种区隔状态，传播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甚少有什么瓜葛。无论这种表面的隔绝有多么久远，在移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出现的当前，这种状态仿佛突然间开始松动，逐渐要被打破了。最显著的表现是，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正在以各种方式渗透、互嵌，以至于处在两个平行世界的传播与建筑，不可避免地要纠缠在一起了。这种空间互嵌发生的典型场景，正是被新型传播技术全面渗透的城市。在当今大都市，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各种建筑正在被智能技术配置，变成所谓智能建筑，智能建筑又与公共空间的信息网络连接，构成了智慧城市。实际上，传播与建筑一直存在交集，只是移动网络时代突显了传播与建筑的互嵌关系。这两种人类实践活动有着某种内在的共生性意义，或者说，它们面对着一些人类共同的议题。

2017—2018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主题是“连接：共享未来的公共空间”。这是以建筑师、规划师为主策展人的城市双年展。主策展人阐释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先锋性和实验性表现在，通常的双年展主题大都是艺术和建筑，而上海这个展览则把概念提升到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层面。而“连接”正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核心意义，因为“城市公共空间并非仅仅是单纯物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还是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本身是让人们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场所”[1]44，47。上海这个城市公共文化事件中喻示着，促进交流、构筑公共空间，是当前建筑对于城市最重要的意义之一。而交流，也正是传播学的核心命题，只不过，因为大众媒介几百年来对于空间的征服，传播似乎越来越远离实体空间了。我们看到，在信息技术（IT）越来越多地转向信息传播技术（ICT）时，传播与建筑越来越明显地在一些议题上展现出趋近的状态。最为显著的表现是，两种实践都共同指向当代都市的重大问题：城市人的隔绝，城市公共空间的死寂。以《公共人的衰落》闻名的美国城市研究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说，他一度将当代都市空间的感官剥夺感归咎于建筑专业的失败——“现代建筑师与都市计划专家都无法主动地将人类的身体与他们的设计结合在一起。”他后来才逐渐了解到，感官剥夺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其实是有着更深远的历史因素” [2]1。桑内特认为，空间中的身体体验，是建立城市公共生活至关重要的因素。按照桑内特的这个思路，无论是建筑规划还是大众传播，如果它们减少、回避了城市人身体的接触交流，就必然会导致城市空间的式微，公共人的衰落。“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式应该取决于人们是如何感受自己的身体的”[2]376-377，桑内特在20多年前基于美国大都市场域提出的问题，也进入到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视野。在2017—2018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基础设施连接”板块，策展人强调，“当代建筑学对于空间连接的思考已经超越了传统基础设施模式，这种超越不仅限于形式本身的革新，更在于对公共和社群活动以及人们身体体验的关注”[1]245。由此或可大致概括，传播与建筑的交织点，在理论维度上，是通过人的连接、交流以达成社会的公共性；其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当代都市公共交流的匮乏，城市公共空间的沉寂。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传播与建筑连接在一起：激发公共与私人交流，构筑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的和谐关系。两种实践如何结合实现这个共同目标？新技术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机遇。在移动网络时代，传播与建筑所处的两个世界，通过新型信息传播技术，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勾连在一起。由此，传播与建筑的结合，不仅限于建筑通过传播的媒介再现得以扩散，为大众所了解。这两种实践在移动网络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连接，这种新型连接正在构筑城市新时空。

2 赛博城市：从模仿到创造

20世纪为空间意识的复苏所贯穿，空间转向被认为是学术界一股重要浪潮，席卷各个领域。传播与建筑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的发展都与这个空间转向密切关联。空间理论学者认为，20世纪依次出现了三种空间论，即建筑空间论、都市空间论和全球化空间论。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现的建筑空间论和都市空间论，主要以场所理论、城市权利说针对工业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现代人的空间异化提出反省和批判，它们关注的是都市这一日常生活的基本空间形态。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空间讨论，则是在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在广度、强度和影响方面均空前增大的背景下展开的，它所面对的空间形式是全球化空间[3]152-155。新型信息传播技术是全球化空间出现的激发者，具体而言，就是计算机网络创造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一种崭新的空间形式，它打破了之前的空间两分法：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援引帕里斯勒和蒲伯关于三个世界的观点，即，人类生活在三种世界里，第一种世界是物质客体及其物理属性的世界；第二种是人类意识的世界，由思想、动机、欲望、情感、记忆、梦幻等构成；第三种世界是文化的世界，由人类的精神产物构成，例如语言、伦理学、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社会体制等，尽管这些产物皆源自人类的精神（第二种世界），但是却具有某种独立性和永恒性。据此，穆尔将赛博空间视为“第三种世界的最新发展阶段，这种新空间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它已经大大超越了第一种世界。”它的新异之处在于，“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式王国，赛博空间与柏拉图纯粹理式世界迥然不同”，“赛博空间作为整体并非是一个与感性显现相分离的世界，而是一个超凡的感性世界”[4]55-57。这种人类新型的空间方式，击穿了实体和虚拟两个空间的隔膜，发生在两个空间的实践也史无前例地相遇、接合了。

赛博空间触及到了一个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核心命题：媒介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与模仿，原型是第一位的，媒介总是后继发生的，中介化与即时性永远是对立的。因此，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实践常常处于各自发生发展的状态，它们的交集总是有一个时间性先后顺序的关系。以传播和建筑论，两者的关系长久地表现为，建筑出现于实体空间，传播将其再现于虚拟世界中，即以媒介形式加以模仿并扩散开来。于是传播与建筑交叉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一个维度，即实体空间的建筑，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被呈现、被赋予形形色色的涵义。这类研究的关注点是极其重要的，是传播与建筑联姻的坚实基础。但不能不看到，这种基于再现论的认知，并未体现传播与建筑关系的丰富性。突破再现论的观点不断涌现。比如，将建筑视为媒介，建筑在它所处的环境中不但承载着释放信息的作用，而且聚集自然、地理元素，建筑使得空间成为场所，由此建筑勾连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关系[5]。由此，建筑与传播之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与再现之关系（这几乎是再现论视角下所有的现实与传播之关系），而是有了特别的意义，即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交融，获得了抽象意义，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发生了交集。另外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众多城市规划者和研究者提出城市权利的议题，比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向彼时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大众丧失了在都市公共空间展开公共生活的权利。对此观点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评述说，“是对巴黎日常生活凋敝的痛苦反应”[6]。在列斐伏尔伸张的城市权利中，城市居民打破隔绝平等地参与公共空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内涵，或可说，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交流即是一种基本权利。建筑不仅是功能性地使用或景观审美，它还应该是激发公共交往的重要公共空间元素。这些空间理论，都极大地丰富了传播与建筑之关系，但也不可否认，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两分时期的立场与经验。赛博空间时代，传播与建筑的新型关系出现了。

从文字开始，传播媒介的使命仿佛就是征服时空的。特别是电子媒介，更是将空间距离缩减为极其短暂的时间，辐射全球的传播常常只需要几秒钟，全球化大众传播甚至引发了地理终结论。当电脑创造网络空间之初，就有言论认为，虚拟空间将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实体空间的衰微是难以挽回的。如此，城市摇身一变成为“比特之城”（City of Bits）[7]。这个甚嚣尘上的观点很快遭遇到理论及实践的双重挑战。在理论方面，这个观点的缺陷不仅在于夸大了虚拟空间对于实体空间的替代性，更是将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区隔、对立，并固化为模拟与现实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认为，虚拟正在消灭现实。针对于此，穆尔说，“我们不应该把虚拟现实想象为现实消失的一种形式，而应当视为另一种现实的展开”[4]150。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则将这种情形视为多重现实。他说，电子媒介“改变了原初（originals）与指称性之间的同一性。……在第二媒介时代，‘现实’变成多重的了。……于是，像因特网和模拟现实这样的新媒介所产生的效果是，人们在社会中所遇到的‘现实’种类增多”[8]。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创造了“虚拟现实”这个概念，他的开创性在于，揭示了“对赛博空间的此在而言，一杯虚拟的茶根本就不是存在于虚拟世界另一边的世界里的某种东西的显现，而是某种东西，是与他‘在虚拟世界中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4]150-151。破除传播的模仿与再现论，针对虚拟现实，我们要追问的问题，“不在于虚拟世界中的此在是否是对世界的一种真实的体验，而在于这种虚拟世界的体验如何与日常生活世界的体验不同，这些体验是如何互相联系的”[4]150。落实到本文的议题，就是要追问虚拟世界的传播实践与真实世界的建筑实践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在现实方面，移动网络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新媒体传播发生一个转向，即在追求无远弗届的目标很久之后，突然发现地理、空间、场景的价值与意义，要重新落地了。斯考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将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概括为“地理媒介”①，以描绘在当今都市场景中，媒介与地理的即时性互嵌，创造出崭新的公共实践与社会关系。赛博空间的研究者认为，当今现代艺术与人工智能正在经历惊人相似的转型，“这两个领域都正在发生从模仿到制作的转型”[4]155。艺术不再是模仿现实，人工智能不再是模仿人类，它们正在创造新世界。虚拟现实，不是对于现实的模仿，而是创建了另一个新世界。

因此，赛博城市不再是实体城市的模仿与再现，而是地理媒介时代的崭新世界。都市信息学家威廉· J.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认为，携带移动终端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自由拓展与延伸，借由整合进入建筑和城市空间的信息网络结构，一个崭新的城市诞生了。“我的生物躯体与城市合二为一；城市本身不仅成为了我网络化认知系统的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成为了这一系统的空间和物质化身。”如此，“移动网络设备将我们和我们生存的环境之间的传统界限模糊化了”[9]。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我们经常性地处在物理环境与信息网络穿梭交织的状态中，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持续性地交织，这正在成为现代人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一个没有被网络所覆盖的建筑和城市空间，几乎要被视为脱离社会的蛮荒之地了。传播与建筑以这种崭新的方式，融合在赛博城市中。

3 赛博人的体验：城市新时空

现代性城市研究的先驱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他关于19世纪的巴黎研究中，创造性地采用了“意象蒙太奇”的论述方法，他认为“唯物主义的历史展示应该比传统历史编纂具有更高的形象直观性”，对于历史文化的“阐明”不仅应该以理论的方式进行，而且应该通过可感知的存在来展开[10]。本雅明这个体验式方法，开创了城市研究的新范式。城市研究中的一个偏向是，“将城市简化为对系统的抽象，无论是社会系统还是物理系统。遗憾的是，很少有两者结合的情况。简化绝大多数是单向度的、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方法”[11]。与之形成对照，本雅明的理论遗产“将城市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复合体”， 由此“人们才能将城市不仅仅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统一的空间，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依据使用与体验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近年来，城市的体验维度和另类使用方式受到关注”[12]。本雅明笔下的巴黎“闲逛者”就是用移动的身体去体验城市。都市漫游者将实体城市（建筑、城市规划构筑的）与想象城市（文学、绘画描绘的）融合在综合性的体验中。事实上，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大众而言，两个城市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的。人们对于城市的感知、理解，以及包括在其中的生活，都是具象与抽象城市的一个综合。只是在移动网络时代，这种体验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闲逛者成为了赛博人。

新技术、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为信息传播网络所覆盖，这就是风行世界的所谓智慧城市。不但建筑物智能化，街道、广场、公园、小区等城市公共空间也以密布监控摄像头的方式编织进城市信息网络中。最关键的是，人也智能化了。游走于城市空间的闲逛者是随身携带电子器官的赛博人，及信息技术嵌入生物体的半机器人。赛博人具有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所言的身体两重性，既可以是“表现的身体”，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也可以是凭借语言、符号在电子环境中生存的虚拟身体[13]。“赛博人身体的两重性，使得这个技术叠加生物体的界面，能够打破实体空间网络与虚拟信息网络的屏障，即时性地穿越在分属不同层面的各种网络系统中”[14]。使用建筑、游走于城市空间的赛博人，以移动性的传播实践将建筑、位置与电子信息网络即时性地整合在一起。赛博人成为城市复杂系统的交互界面，连接起各种社会网络。大屏幕镶嵌于建筑物上，矗立在公共空间中，包围我们的身体，吸引我们的视线；在城市空间中停留或移动的人们，时时刻刻以自身携带的小屏幕与信息网络产生连接。他们即时性地将实体空间的信息上传网络，或将网络信息转移至线下。这种典型的赛博人体验，正在成为中国非常普遍的城市生活景象。赛博人整合实体与虚拟双重体验的生存方式，正在创造崭新的时空感，这种时空变化在城市生活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创建了网络社会理论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说，“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物质向度。”他认为，“在信息技术范式，以及由当前历史变迁过程所诱发的社会形式与过程的联合影响下，空间和时间正被转化”[15]466-467。作为城市研究者的卡斯特说，在全球化、城市化、新技术的浪潮中，城市成为全球网络的主要节点，人类居住的地球是都市星球[16]。空间理论家卡斯特在阐释“流动空间”概念时用了一个略有点惊悚的小标题——“历史终结之建筑”，“如果流动空间真的是信息社会的支配性空间形式，未来几年，建筑与设计很可能在其形式、功能、过程与价值方面予以重新定义”[15]512。卡斯特的论述，清晰地阐释了网络社会来临传播、建筑、城市、空间、时间的根本性变化，及其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可简约地概括，新型信息传播技术，构筑了网络社会的逻辑，空间、时间、建筑、城市都依据这个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卡斯特定义的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作为信息社会中支配性过程与功能之支持的物质形式，有三个层次构成了流动空间。第一层次，由电子交换的回路所构成。这是一种空间形式，就好像它可以是商业社会或工业社会之组织里的“城市”或“区域”一样。第二层次，由节点与核心所构成。流动空间奠基于电子网络，这个网络连接了特定的东西，后者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与功能特性。第三层次，是指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而非阶级）的空间组织[15]505-509。卡斯特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论，揭示了传播与建筑关系的新面向：传播构筑了全球网络、建构了流动的空间，流动空间的来临模糊了建筑与社会之间有意义的关系。“由于支配性利益的空间展现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为意义之背景的经验、历史与特殊文化，因而导向了非历史性、非文化性建筑的普遍流行”[15]513。卡斯特的流动空间论重点探讨全球与地方之关系，传播与建筑的关系被放置在全球—地方复杂扭结的框架中。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社会的全球化空间论，与之前的空间主义、场所主义不同，也异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 Jameson）的后现代空间论，以及哈维、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的后现代地理学。“全球化空间的后现代性，不再单指发达社会里空间的超现实性，并且强调全球性空间是场所（位置）、地域和全球这三种空间之间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渗透、扭结和排斥。”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空间理解最为深刻的就是卡斯特的流动空间论，当代时空经验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心理经验或地理经验，全球化空间依托于电子网络，所以它是人类首次创造出的“技术空间”。[3]155，177-179

尽管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里，是空间组织了时间”[15]466，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维度失去了意义。赛博人的时间体验和空间一样，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卡斯特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时间概念“无时间之时间”，它“属于流动空间，而时间纪律、生物时间以及由社会决定的序列，则是全球地方的特征，在物质层面结构和解构着我们区隔化的社会”[15]566。赛博人时间体验的讨论，较突出的有两个议题，一是时间的多重性；二是社会的加速。时间从来都是多重的，人类社会几乎没有单一时间的状态。但赛博人时代的时间多重性，特别突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赛博人始终处于多重时间维度中，最典型的就是网络时间与现实时间之间频繁的切换，这几乎涉及诸如公共讨论、亲友聚会、电子游戏、购物打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协调不同维度的时间已成为城市居民惯常的日常生活体验。至于社会的加速体验，更是激起研究者高度重视，著名社会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以“加速社会”为这个时代命名，他认为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构成了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这引发了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17]。罗萨承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异化”理论的批判传统，认为“社会加速”是造成当前异化的因素，引发了“新异化的诞生”[18]。

这种新型时空感，正是当前生活在城市里、栖居在建筑中、携带电子器官之赛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

2019年初春，“上元灯节故宫夜游”事件点燃海内外舆论场，众人纷说“故宫之夜背后”②。其实，这个表象也十分地耐人寻味，它可视为传播与建筑在这个时代接合的绝妙隐喻。单霁翔上任后故宫博物院的改变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移动网络。此次灯节出现3 000万人抢购3 500张门票（除去赠票，大众网上购票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的奇观，故宫博物院院长成为“网红”，都是例证。灯节参与者当然并不限于那天去到故宫现场的人们，无数人经由网络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虚拟与现实杂糅的夜游。由是观之，建筑与传播两种力量的交织，势必裹挟多种社会因素，不断地趋近社会中心地带，这或将成为移动网络时代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注释：

① 参见:斯考特·麦夸尔.媒介与城市——城市作为媒介[J].潘霁，译.时代建筑，2019（2）:6-9.

② 参见微信公众号“贵圈”文章《故宫之夜背后：煤老板花上万买票，单霁翔叹院长都没好下场》。

参考文献：

[1]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展览画册委员会，编.2017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览 连接：共享未来 公共空间[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

[2]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黄煜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