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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的电影时闭上眼睛，你会听到另一个世界 | 杜笃之

南都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20-05-18 11:55

正文

有时候，一部影片中没有演员的对白，只有一草、一木、一呼、一吸，旁人的电影，或许寡淡无味，而杜笃之录来，却境界全出。

文 | 河西编辑 | 胡雯雯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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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笃之是谁？华语电影界最重要的电影录音师。从台湾新浪潮的杨德昌、侯孝贤，到香港文艺片的几位大咖王家卫、关锦鹏、许鞍华，再到拍商业片的周杰伦、郭敬明，他们的电影，几乎都由杜笃之录音。

以至于有个笑话，某国外影展时，有观众困惑地问：“Tu Du-Chih在中文是录音的意思吗？我看过的所有港台片，录音项目人都是这几个字。”

自1985年以《超级市民》首获台湾金马奖最佳音效奖，至2017年和他儿子杜均堂凭借《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音效奖，杜笃之共获得过12座金马奖奖杯，追平了张叔平的金马奖获奖记录，成为台湾金马奖最佳音效这一奖项的第一人。

杜笃之（右）与儿子杜均堂（左）获得金马奖

2001年，杜笃之更因《千禧曼波：蔷薇的名字》和《你那边几点》两片，获得第五十四届戛纳电影节最佳技术奖的肯定，奠定了其在华语电影录音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对杜笃之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杨德昌和侯孝贤两位大导演。前一位让他懂得什么是电影的音效，让他接触到了一生的老师塔可夫斯基；而在后一位的电影中，杜笃之将他从塔可夫斯基那儿偷学来的录音绝技发挥得淋漓尽致。

空间的声音，在杜笃之处，不是无声，而有着丰富变化的色彩。旷野中的风声、草木的悲咽、你转身时眼神的流转、衣袖的摩擦……在他，都是电影音效的对象。

杜笃之（左）与《悲情城市》摄影指导李屏宾

《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侯孝贤一掷千金，购买价值100多万台币的全套录音设备赠与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扶持、相互启发：“我们每天都在开发一些新的声音、新的感觉、新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到后期，我们转入同步现场录音之后，又要去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背景噪音的问题，看怎么做声音剪接可以做得更好，又开始面临其他的问题。”

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脾气。在杜笃之看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杨德昌其实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发脾气。而王家卫呢，则是最让他痛苦的导演：

“那时候给他做完《手》，三天两夜没有睡觉，在那聊天。我就说，我们终于做完了，但还不是我最长的记录，我最长的是做《海滩的一天》，五天四夜没有睡觉。王家卫就在一边笑，说，不是哦，是做我的《春光乍泄》，你有七天没睡觉，我看到了。不过他说的我忘了，我只知道很久没有睡觉。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熬夜是《2046》的时候。那也是在泰国，我还没有现在这个录音室，他帮我订了个旅馆，订了二十几天，我只去洗了一次澡、睡了一次午觉。”

《春光乍泄》剧照

与各路大咖合作个遍之后，杜笃之开始和一些年轻导演合作，比如魏德圣。早两年，你在台北，随便找个路人问魏德圣，没几个知道这是何方神圣，可就在那时，杜笃之却慧眼识英雄。1996年，魏德圣进入杨德昌的《麻将》剧组，担任助理导演，当时他什么都不懂，杜笃之就教他，算起来，他还是魏德圣的半个老师呢。

到了魏德圣的史诗巨片《赛德克•巴莱》，杜笃之出山为他保驾护航。“开枪前加一声苍蝇飞的声响，你才能从刚才的乐声情绪音缓和一下，这时再砰然枪响，声音就震慑无比了，而几声炭火，点缀在对话的空隙里，房间里的温暖气息就出来了。”他说。

从风声流水到枪林弹雨，赛德克•巴莱挥刀划过空气的声音，步枪枪声、木炭烧火声、雨声、树叶声，甚至人面对雾气迷漫的山谷喊话时的细微回声，层次分明的音效设计，衬托出一个非常强大的音场，也呈现了这段历史的凄美和残忍。都因为杜笃之，成就一部史诗，成就一段传奇。

拍完这部亿元大制作，连他自己都很得意，一言以蔽之，曰：“屌！”

《赛德克•巴莱》剧照

他为魏德圣破釜沉舟的决心所感动，为那气势磅礡的史诗电影梦所震撼：“拍戏期间他是能借的全借了，能欠的全欠了，但是质量没有缩水，该讲究的细节没有将就，他就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几亿的债务他都自己一肩担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他把毕生所学，倾力而出，就当是人生的一次大考。“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不仅觉得屌，更觉得光荣。”

他是“音痴”，是他让电影本身开口说话，让观者的耳朵，仿佛身临其境，那种声的华美与炫丽，因杜笃之的工作而绽放、而动人。

南都周刊VS杜笃之

Q：18岁的你是怎样开始学习录音工程技术的？

杜：其实我念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录音技术，当时台湾电影正处于出品高峰期，每一年拍的电影量都相当大，台湾的中影想要扩编，各个部门都需要增加人手，没有合适的人怎么办？办电影技术训练班！

在原来的电影体系下，老师傅未必肯把自己平生所学教给徒弟，但如果有一个训练班，把他们变成讲课的老师，情况就会好一些。我因为懂电子技术，很快他们就录取了我。

正式在中影工作时，我运气很好，台湾电影新浪潮就开始了。像侯孝贤这一批从美国回来的导演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很想做一些改变，用一些新的方法。我们每次见面，都会讨论说电影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还有什么空间可以改善，并且不停地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差不多台湾新电影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而技术部门的工作也就是这样走进台湾新电影的。那是我们台湾电影最好的时光。

Q：1982年你正式升任录音师，那时候喜欢一边骑车一边收集各种声音？

杜笃之：对啊，我们刚入行时，电影是用一成不变的音效库，比如说车子关门的声音，也不知道从哪里拷贝下来的，用到烂都是一样,整个录音室的资料库其实极其匮乏，现在来看真的很荒谬。

于是我自己花钱购买了一台录音机，买了一套录音设备，每部电影，我缺什么就把它写下、列出来，然后到处去搜集，到处去录音充实音效库。

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带她到处玩，顺便就搜集音效资料。我们在桥底下录过流水声，在山上录过鸟叫声，在某个巷子里走过，走着走着，录着录着，走走录录。为了录音，我到处跑，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当时的音效库简直可以说一片空白。

什么东西都缺，所以什么东西也都很容易有，不像现在你什么都有了，然后你想要再找一个没有的，其实不易。所以现在年轻人并没有我们那时候幸运啊。我们那时只改变了一下，马上就会凸显出来。比方说有些声音我们做得远一点，更有空间感，和主流电影模式就会不同。

在早期，其实这种空间感反而被认为不好，早期的录音师的所有声音，空间感都一样。要是远了，他把声音关小一点，近了，把声音开大一点。

很幸运，那些从国外学电影回来的新导演，都非常支持我，我们有共同的电影理想，于是就成为了人生的挚友，也成为了电影上的志同道合者。

Q：和杨德昌先生的合作，第一部是《光阴的故事》吧？

杜笃之：算是，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拍《1905年的冬天》时，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一见面就很合得来，对电影声音追求的方向，我们的想法都很接近。

我们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他常常会约我到他们家去聚会。有时会有一些从美国学电影回来的人也到他家，他就常常约我去跟他们认识。

杜笃之与杨德昌

有时候，他还会跟我一起去搜集声音。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台北阳明山搜集声音。那个镜头拍的是，一辆车开过，车灯的灯光扫过一排房子，我们想做光的声音，而当时台北到处都很嘈杂、很吵，根本录不出这种很纯粹的感觉，所以我和杨德昌两个人半夜开着车到阳明山上去搜寻它。

Q：那时候就是因为杨德昌而接触到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杜笃之：没错，没错！他说这个人的电影，声音真棒，可是刚开始我没看出来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因为当时我看的是录像带，音质都不是太好，而且我那时常常熬夜加班，回家半夜看电影，一定会把声音开得很小，所以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有一天我碰到他，我说没看出这片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你要把声音开大一点听。我这才发现，真的很厉害！

塔可夫斯基电影《伊万的童年》剧照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有很多、很细微的声音背景，非常细腻，非常迷人。从此我就迷上他了，迷上他很多，很细微的那种声音背景。后来杨德昌告诉我，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声音都是事后配音的，都是后来制造出来的，那其实很难，我就更佩服他了。

有很多观念，其实我是从塔可夫斯基那里学来的。比方说，在一个黑暗的修道院里面，有一群修道士在修道院里走路，本来没什么，可是塔可夫斯基就设计一个修士踢倒了一把扫把，扫把一倒，“哗”的一声，空间感立刻就出来了。

平常你听一些人走路，你其实听不出来空间有多大，因为很嘈杂，可是，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区域，“咣”的一倒，甚至那个房子有多大，都可以听得出来。那些回音、那些颤响，就是很美，因为静谧。

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

从这一点出发你就会知道，你想要用影像推出一个物体、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可以安排一个声音在里面，物体和空间会因这特殊声音的存在而凸显出来。这事情非常有意思，电影的声音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满足你看到的物体，它可以扩大你的想象力。

Q：杨德昌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有没有对你发过脾气？

杜笃之：台湾电影界对他的评价普遍都是：品行不好、喜欢骂人。但是我真的认为，他所有的行为，其实很正常。他会非常敏感，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发脾气了。也因为这么敏感，所以他可以拍出你没看到的东西，你看他的电影会说：“啊，我怎么没想到？这有刺激到我！”你在生活中不就是在寻找这种给你的刺激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拍东西给你看吗？他就是啊！那有什么好嫌的？是吧？

所以我和他工作是非常融洽的。他每次发脾气，都是有原因的，有时候他看到一个时事新闻都会很不爽，半夜打电话过来，把这新闻臭骂一顿，然后他就没事了。

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发脾气，我也发脾气，就三天没理他。我们两个在现场工作，都不说话，气氛怪怪的，你要知道平常我们稀里哗啦很大声地聊天，忽然两个人有3天谁都不理谁。有一天我们拍完一个场景，要转景的时候，我自己开车，他就跑到我车旁边，对我说：“我坐你车好不好？”我说：“好了，好了，上来。”跟小孩一样，我们又好了，现在想想也是挺好玩的。

Q：那侯孝贤导演呢？

杨德昌执导、侯孝贤主演电影《青梅竹马》剧照

杜笃之：我进这个行业的时候，侯导是副导演，我会把他视作很聪明的大哥。侯导这个人很念旧，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我找去说：“不是我不用你，是因为如果连我都用你了，那那些人怎么办？”他指的是那些老录音师。你就可以看出，侯导是个厚道人，我从他那里学到非常多做人的道理，包括怎么对待演员、怎么对事。

杜笃之（右）与侯孝贤在一起

跟随侯导，你做久了会累积很多人脉，累积很多方面的经验。我们在同一间录音室做了4年的工作，后来换录音室，是因为原来的录音室实在太贵了，所以我们就换到澳洲去了，在澳洲一做也做了三四年，后来又发现泰国更便宜，所以又跑到泰国去做，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录音室，我们就在台湾录音了。

Q：在《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后，有说侯孝贤购买价值100多万台币的全套录音设备赠予你，这是真的吗？

《悲情城市》剧照

杜笃之：我们拍《悲情城市》用的设备都很简陋，用一台录音机（现在我们拍宣传片都比那时候的好），我连一个吊杆都没有，是拿一根晒衣架改装来用的。

拍完《悲情城市》以后，侯导以为他可以分红。所以他很大方对我说，你看中什么设备，我送你一套，我们不能再用那些老东西了，我们要走进国际舞台。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没有分到红，我这套设备是他借钱买来送我的，这事让我很感动。

他那时候给我开的条件就是，你要继续训练新的录音人员，帮那些没钱拍电影、没钱录制音效的导演拍片，这个想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心，偶尔还可以帮助一些没有钱但有理想的导演，我们现在有一点资本可以去帮助别人了。

Q：侯孝贤跟杨德昌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杜笃之：他们其实是英雄惺惺相惜。像杨德昌拍的《青梅竹马》，那就是侯孝贤出的钱。侯孝贤自己还出演了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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